法國哲學是希臘哲學和德國哲學後第三個黃金時代

巴迪歐

阿蘭·巴迪歐：

法國哲學的最根本渴望就是：因為每一種存在都是慾望的存在——那就是將哲學轉化為一種更適於表達新主體的積極主動的寫作方式。

出於同樣的理由，哲學家也不願再以沉思者或教授的形象出現。哲學家不想成為聖人，也不願當牧師般的說教者。哲學家想要變成一個以文字為武器的戰士，一個以主體為題材的藝術家，一個發明創造者，一個哲學鬥士。

當代法國哲學具有一種海盜精神，用德勒茲的話說，就是遊牧民族氣質。

作者 | 巴迪歐，來源 | 實踐與文本，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社會理論研究中心網站

讓我們以一個悖論展開對當代法國哲學的反思吧：它是最具普遍性的，同時也是最獨特的。黑格爾稱之為“具體的普遍性”（concrete universal），它因特定的時間與空間而具體，又因包羅萬象而普遍。哲學就是這樣一種典範，它探討一切，具有絕對的普遍性；但是其內部又存在著鮮明的文化和民族獨特性。

換言之，在哲學史上存在著多個由空間和時間所限定的哲學階段，我們或許可以把它們稱為哲學時刻（moments of philosophy）。於是，哲學既是具有普遍意義的理性思維的結果，同時又是在特定時空範圍內才呈現出來的。讓我們看看歷史上特別重要、也尤其出名的兩個例子。第一是從公元前五世紀到公元前三世紀的希臘古典哲學，開始於巴門尼德，結束於亞里士多德，這是一個奠定西方哲學基礎的極具創造力的哲學時刻，雖然持續的時間並不長。第二是從18世紀晚期到19世紀初期的德國唯心主義，始於康德，終於黑格爾，中間經過費希特和謝林，同樣富於創新卻更加短暫。我想提出並論證的是一個更加具有民族性和歷史性的觀點：

1943年薩特完成了奠基之作《存在與虛無》，20世紀90年代初德勒茲最後的作品《什麼是哲學？》問世。法國哲學階段在他們兩人之間展開，歷經巴什拉、梅洛-龐蒂、列維-斯特勞斯、阿爾都塞、福柯、德里達、拉康，當然也包括薩特和德勒茲，也許還可以算上我自己。

如果法國哲學階段這一說法能夠成立的話，我應該是其最後的代表，時間會告訴我們答案。所謂“當代法國哲學”也正是薩特開山之作和德勒茲最後一筆之間大量工作的總和。我認為它是哲學史上一個極具創造力的新時刻，它既是獨特的，又是普遍的。

現在的問題是，我要如何去定義這些努力？在1940年到20世紀末的法國哲學界，到底發生了什麼？上面提到的那些人，又有何作為？存在主義、結構主義、解構主義又是什麼？那個時刻在歷史性上和思想性上是一致的嗎？如果確實如此，又是怎樣地一致？

我想從四個方面來試著回答這些問題。首先是當代法國哲學的來源：我將說明其源於何處，先驅是誰，它又是如何誕生的。接下來我想談談當代法國哲學的主要內容和舉措。第三，我將闡述一個重要問題，即這一時期哲學家與文學的關聯，進而論及哲學和文學的關係。最後，我將論及貫穿這一時期的哲學和精神分析學之間的持久論戰。來源、內容和舉措、風格與文學、精神分析學，這些就是我用來界定當代法國哲學的四條途徑。

概念與內在生命

為了考察這一哲學時刻的起源，我們需要追溯到20世紀初法國哲學界出現的一個基本分歧；法國哲學界此後分成了兩個流派。1911年，柏格森在牛津大學發表了兩篇著名的演說，後來被選入其作品集《精神哲學運動》。幾乎與此同時，布倫茨威格的《數學哲學的諸階段》於1912年出版。就在“一戰”前夕，這段插曲證實了兩種截然不同的哲學傾向的存在。

於是，法國哲學在20世紀開端就表現出分裂和辯證的特點。一邊是生命哲學（a philosophy of life），另一邊則是概念哲學（a philosophy of the concept）。生命與概念的紛爭在接下來的時間中一直佔據著問題的核心，而這些爭論的焦點則是生命與概念的交匯：人的主體問題。

人，一方面是有機的生物體，另一方面又是抽象概念的創造者，他的主體性混合了其內在的生物性以及思維所賦予的創造能力和抽象能力。自從柏格森和布倫茨威格走上不同的道路，20世紀法國哲學圍繞著人的主體問題，通過探討肉體與思維、生命與概念的關係，一磚一瓦地發展起來。康德曾把哲學比作戰場，如今我們多多少少都是疲憊不堪的戰士，到了20世紀後半葉，哲學戰爭的最前線從本質上講仍然是主體問題。阿爾都塞把歷史定義為無主體參與的過程，把主體歸於意識形態範疇；德里達通過解讀海德格爾，把主體划進形而上的領域；拉康創造了一個新的主體概念；當然，薩特或梅洛-龐蒂賦予了主體絕對的中心地位。既然這場爭論中最重要的問題是生命與概念之間的關係，於是我們首先可以把當代法國哲學界定為一場關於人的主體問題的論戰。

當然，要繼續追本溯源的話，我們還可以回到更早的時期，把法國哲學的分歧歸於笛卡爾思想的影響。從某種意義上講，戰後的法國哲學可以被看作是一場關於笛卡爾的思想及其意義的大討論，因為正是笛卡爾創造了主體這一哲學範疇。笛卡爾的理論既涉及人的身體——即動物機能（the animalmachine）——也涉及純粹思辨。因此，他既關注現象的物理學也關注主體的形而上學。所有當代偉大的哲學家都曾寫過跟笛卡爾有關的文章：拉康號召人們迴歸笛卡爾，薩特就笛卡爾對自由的論述寫過一篇著名的文章，德勒茲對笛卡爾保持一貫的敵視態度。簡言之，戰後法國哲學家都是笛卡爾思想的傳承者。該起源也支持之前我們對當代法國哲學的第一個界定，即：當代法國哲學是一場圍繞主體問題的概念之戰。

四大運動

接下來，我將嘗試從這些哲學家共同的學術活動方面來界定當代法國哲學。我將勾勒出四大運動，它們能夠清楚地說明這段時期特有的哲學研究方式。所有這些運動從某種意義上講都屬於方法論的範疇。

法國哲學家們在德國探求著，接著又在黑格爾、尼采、胡塞爾和海德格爾的著作中尋找著。他們尋求的是什麼？一句話：概念和存在之間的新關係。這一尋找過程被賦予了眾多的名稱——解構主義、存在主義、闡釋學——而它們背後有著一個共同的目標：轉化或者說替換概念與存在之間的舊關係。思想的存在主義轉變，或者將思想與其根植的社會土壤聯繫起來，給抓住主體問題不放的法國哲學家們帶來了極大的興趣。這就是

同等重要的第二大運動與科學有關。法國哲學家們試圖使科學超越知識哲學（philosophy of knowledge）領域。他們宣稱科學不僅僅是思想或認知的對象，而且是一種生產或創造活動，它遠遠超越了知識的範疇。科學代表著發明和變革，不應僅僅是對已知現象的歸納整理，而應被視為可與藝術活動相媲美的創造性思維。德勒茲探討了科學創造和藝術創作之間微妙而緊密的聯繫，將科學的定位從知識的領域轉移到創造的領域，最終將其置於與藝術相近的位置。雖說德勒茲是這項舉措的傑出代表，但是作為法國哲學的基本構成部分，這樣的嘗試在德勒茲之前其實早就已開始了。

第三大運動是政治活動。這一時期的哲學家都追求哲學對於政治問題的深層次介入。薩特、梅洛-龐蒂、福柯、阿爾都塞以及德勒茲都是政治上的積極分子；正如在德國哲學中尋求概念與存在的新關係一般，他們

第四大運動是致力於哲學的現代化，這個“現代化”與那種政府官員使用的術語大相徑庭。法國哲學家表現出一種對現代性的強烈興趣，他們緊緊跟隨當代藝術、文化與社會發展的腳步。非具象畫、新音樂與戲劇、偵探小說、爵士樂與電影藝術都散發著強烈的哲學趣味，對於這些現代社會最鮮明的表現形式，哲學渴望參與其中。除此之外，性與新的生活方式也引起了哲學的強烈關注。在所有這一切中，哲學尋找著概念與藝術形式生產、社會形式生產以及生活方式之間的新型關係。因此，哲學的現代化實際上是尋求一種新的方式來解讀各種形式的創新。

綜上所述，法國哲學階段包括吸收德國哲學思想、開闢視科學為創造的新視角、積極介入政治活動以及探索全新藝術形式與生活方式這些行動內容。而貫穿這些行動的一個共同努力就是為概念尋找一個新位置，或者說改變其現有的位置，即通過構建概念與存在、概念與思想、概念與行為、概念與表現形式之間的新關係，以取代概念與其外部環境之間的舊有關係。

寫作、語言、表現形式

表現形式的問題，以及哲學與形式創新之間的緊密關係的問題，在哲學上是至關重要的。顯然，哲學形式本身也是一個重要問題：如果沒有新的哲學形式出現，就不可能完成對概念的更新。因此在創造新概念的同時，進行哲學語言的轉化也很有必要。這種需求促使哲學與文學建立起特殊的聯盟關係，這正是當代法國哲學最為顯著的特點。當然，哲學與文學的聯盟在法國源遠流長。18世紀被人們稱為“知識分子”（philosophes）的伏爾泰、盧梭、狄德羅等人的著作也是法國文學的經典之作，這些作家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戰後哲學與文學聯盟的始作俑者。還有許多法國作家也不能單獨被劃歸哲學或文學。比如，帕斯卡爾既是法國文學巨匠，也是偉大的思想家。20世紀的阿蘭，雖然他與我們討論的法國哲學時刻沒有什麼關聯，但是從其寫作意圖和目的來看，他毫無疑問是一位古典派哲學家。他非常看重寫作過程，寫過小說評論，其中關於巴爾扎克的幾篇極為有趣；他還寫了許多當代法國詩歌評論，特別是對瓦萊裡的評論。

超現實主義者在其中也功不可沒。在表現形式、現代性與藝術等方面，他們熱衷於動搖舊有的關係，希望創造新的生活模式。雖然他們的所作所為大部分屬於美學範疇，但這至少也為20世紀50、60年代的哲學活動打下了鋪墊。比如，拉康和列維-斯特勞斯都是超現實主義群體的常客。在這段複雜的歷史中，如果說超現實主義者是法國20世紀將美學和哲學課題融合在一起的最初代表，那麼到了50、60年代則是哲學界試圖通過創造一種獨有的文風，為概念的重新定位找到一種富有表現力的哲學風格和表達方式。

正是在這一階段，我們目睹了哲學寫作上的驚人變化。我們大概用了四十年時間，才漸漸習慣德勒茲、福柯以及拉康的寫作風格。如今的人們已經沒法體會，當年與早期哲學風格的決裂是多麼驚世駭俗。當時所有的思想家都絞盡腦汁去尋找屬於自己的寫作風格，開鑿出新的創作方式；他們想要成為“作家”。

閱讀德勒茲或福柯的作品，我們可以看到他們史無前例的句式，還有從思想到詞組完全獨創的表達；字裡行間流露出的韻律新穎別緻，讓人叫好，文章的構思中也散發出令人驚歎的創造力。德里達耐心地搭建語言之間複雜的關係，彷彿語言自己可以處理語言，而思想就在這過程中漸漸變成了文字。說到拉康的文法，其複雜程度堪與馬拉美媲美，常常讓讀者感到手忙腳亂、頭暈目眩，可以稱得上是詩一般的語言——這一點已得到公認。

可以說哲學表達方式的轉變與哲學和文學之間界限的交融同時出現。我們還應該提到薩特，他（和我一樣）既是思想家，也是小說家兼劇作家。對語言表達的創新，消解了哲學與文學、哲學與戲劇之間的界限，這就是法國哲學時刻的獨到之處。我們甚至可以說法國哲學的一個目的就在於構建出一個新的寫作空間，在那裡文學和哲學完全融為一體；一塊文學和哲學共有的領域，這裡的文字既屬於文學，又屬於哲學，不再存在兩者分離的可能。可以說，在這樣的空間裡，概念和生命之間已不再有不可逾越的鴻溝，因為這種寫作形式的出現最終賦予概念一個新的生命：這就是文學生命。

弗洛伊德：支持與反對

隨著這種新寫作形式的出現，一種全新的主體最終宣告誕生，它在哲學中的形象同時也被構建起來，並且以它為中心開闢出新的哲學戰場。由於這種主體不再是傳統意義上來自笛卡爾的理性和意識的主體，它就不可能是——用更專業的詞彙來說——反思的主體（reflexive subject）。當代作為主體的人，較之笛卡爾筆下的主體，內涵更為豐富，它帶有更為模糊的色彩，其生命與肉體的關係更加難以割裂；它更接近於一種生產或者說創造過程，這種創造力使其內部聚集了更為巨大的潛力。不論是否使用“主體”這一名稱，這正是法國哲學一直致力於發現、闡釋、思索的。如果說精神分析學家總是以一個提問者的形象出現，那是因為弗洛伊德學說從本質上講也是一個關於主體的命題。這樣說的原因在於弗洛伊德學說中的無意識其實也是對人類主體的一種提法——它超越了意識，將意識包含於其中而非侷限於意識，這正是“無意識”一詞的根本意義所在。

因此，

我們可以通過三段重要的文字來認識哲學與精神分析學之間的複雜關係。第一段出自巴什拉1938年《火的精神分析》的開頭，它可以稱得上是最能清楚表明哲學與精神分析學之間對立統一關係的例證。巴什拉在文中提出了一種基於詩與夢的新精神分析學說，一種包含火、水、氣和土的基本元素論。有人可能會指出，巴什拉不過是用幻想（reverie）替代弗洛伊德理論中的性禁忌（sexual inhibition），進而說明這是一個更大更開放的範疇。第二段出自薩特的《存在與虛無》的末尾，他提議開創一種與弗洛伊德“經驗主義的”精神分析截然不同的新精神分析法，暗示應該以存在主義理論模式為指導。薩特試圖用他的“自由選擇”來替代弗洛伊德學說中的情結（complex）——無意識結構。對薩特來說，決定主體的並非什麼神經質的或者病態的結構，而是一種基本的對存在的籌劃（project）。

在薩特身上，我們再一次看到了哲學與精神分析學之間的交融。第三段文字來自德勒茲和加塔利所著的《反俄狄浦斯》第四章。德勒茲公開要與弗洛伊德式的分析一爭高下，提出精神分裂分析法（schizoanalysis）來替代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就像巴什拉用幻想替代性禁忌、薩特用籌劃替代情結，德勒茲通過《反俄狄浦斯》表明，他要用建構來替代表達；他反對精神分析的最大理由在於，精神分析未能對無意識加以建構，而僅僅是對無意識的力量加以表達。他明確提出，精神分裂分析法所要做的就是用建構替換“弗洛伊德式的表達”（Freudian expression）。

偉大之路

最後，我們定義哲學時刻還有一種方法，即通過這一時期哲學家們的研究課題來定義。在戰後法國哲學中，如果忽略哲學家們的著作、哲學系統甚至哲學概念，那麼我們能否在他們的研究課題中找到某些共同之處呢？當然，參與其中的哲學家性格各異，研究同一課題的方式也不盡相同。然而，只要存在一個公認的主要問題，就會湧現出各種各樣的研究方法、文本、思想家，一個哲學時刻便應運而生。從戰後法國哲學界的研究課題中，我們可以總結出以下要點。

一，結束概念與存在的分離——不再把它們置於對立的位置；將概念表述為一個鮮活之物、一種創造、一個過程、一個事件，從而不再與存在分離。

二，賦予哲學以現代性，這也意味著把哲學帶出書齋，使之在日常生活中徜徉。有關性別的、藝術的以及社會的現代性：哲學無一例外地參與其中。

三，拋棄知識哲學與行為哲學的二元對立，拋棄康德對知識理性與實踐理性的分隔，把知識本身，甚至包括科學知識，也視為一種實踐。

四，把哲學直接置於政治舞臺，而不是打政治哲學的擦邊球。“哲學鬥士”（philosophical militant）出現，哲學把自己表現為一種積極的實踐形式，對政治不再僅僅是反思，而是進行真正的干預。

五，重提主體問題，放棄反思模式，由此與精神分析學相聯——與之競爭，並儘可能超越它。

六，創立哲學表達的新風格，並因此與文學爭奇鬥豔；這導致了18世紀哲學思辨型作家（philosopherwriter）以當代的面貌重現。

這就是具有獨特研究課題和遠大抱負的法國哲學時刻。如果要更進一步地界定當代法國哲學，就要提到其最根本的渴望——因為每一種存在都是慾望的存在——那就是將哲學轉化為一種更適於表達新主體的積極主動的寫作方式。

出於同樣的理由，哲學家也不願再以沉思者或教授的形象出現。哲學家不想成為聖人，也不願當牧師般的說教者。哲學家想要變成一個以文字為武器的戰士，一個以主體為題材的藝術家，一個發明創造者，一個哲學鬥士。這些名字無不流露出該時期哲學想要獨樹一幟的渴望。我想起《被砍倒的橡樹》中馬爾羅引用戴高樂說過的一句話：“偉大是一條通向未知之路。”20世紀後半葉的法國哲學拋棄了哲學曾經明確的目的，選擇了這樣一條通往未知的道路，選擇了積極的行動與干涉而不是慧思與冥想。也難怪今天的人們會說哲學缺乏智慧。

法國哲學時刻更加關注偉大，而非幸福。我們的追求，儘管前途未卜，卻超乎尋常：成為概念的探險者。既不追求生命與概念的界限分明，也不關心存在與理念的主從關係，我們想讓概念開始一段探險之旅，儘管終點未知。不幸的是，探險的時代總是會被中規中矩的時代所取代。

這也許是可以理解的吧——當代法國哲學具有一種海盜精神，用德勒茲的話說，就是遊牧民族氣質。“概念的探險者”（adventurers of the concept）可以成為把我們團結起來的令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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