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曹丕應其父曹操要求寫下“文人相輕，自古而然”之時，除了父親和弟弟，曹丕的腦海裡大概還浮現了孔融、陳琳、王粲、徐幹、阮瑀、應瑒和劉楨七個名字。這七人都活躍在漢獻帝建安年間，被並稱為“建安七子”。
建安十三年（208），孔融為曹操所殺。之後四年，阮瑀病逝。此二人本就比其他五人年歲長些。阮瑀去世時，其他五人大抵在三十五歲左右。據《三國志·魏書》記載，王粲與徐幹、陳琳、阮瑀、應瑒及劉楨交好，且這幾人均是曹氏父子掾屬，圍繞在曹家周圍。在愛好文學的曹丕看來，建安文人群體既是下屬，也是文學上的好友、夥伴。所以，曹丕才會在幾年之後，於寫給吳質的信中大放悲聲：“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可言邪？”
▍魏文帝曹丕
原來，建安七子中徐幹、陳琳、應瑒及劉楨四人，皆在建安二十二年間的一場大型瘟疫中離世，如此變故讓曹丕感到了再無知音的蝕骨疼痛，非言語所能表達。曹植在《說疫氣》中描述了這場瘟疫：“建安二十二年，癘氣流行，家家有殭屍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或闔門而殆，或覆族而喪。”當時正在魏都鄴城（今河北臨漳、河南安陽一帶）的徐、陳、應、劉四人不幸染病，不久便離世了。
敘述至此，建安七子中的六人皆已去世，王粲呢？建安二十一年冬天，魏王曹操整軍備戰，治兵而徵孫權，十一月攻佔譙縣。第二年正月，曹軍屯兵居巢（古時多有居巢地名，其究竟在何處，未有定論，一般認為在今安徽桐城南），以為前進基地。二月時，與孫權在濡須口（今安徽含山縣一帶）交戰，逼得孫權退走。三月，戰事穩定之後，曹操領軍還鄴，但留夏侯惇、曹仁、張遼等人屯軍居巢。
在行軍途中，王粲染病而死。《魏書》中是這樣記載的：“（王粲）建安二十一年，從徵吳。二十二年春，道病卒，時年四十一。”同時，《魏書》中的“司馬朗”（司馬懿的哥哥）部分還有一段關於這次軍中疫情的記載：“建安二十二年，（司馬朗）與夏侯惇臧霸等徵吳，到居巢，軍士大疫。朗躬巡視，致醫藥。遇疾卒，時年四十七。”
王粲和司馬朗二人同樣隨軍征討至居巢，之後一人返回，一人留守。司馬朗曾巡視軍中疫情，以致染病。將二人經歷結合來看，王粲應該是在軍中染病，春天隨曹操還師鄴城的途中逝世。
這場瘟疫究竟因何而起？
曹植在其詩中做了簡要的記述和分析：有人認為，這場瘟疫是鬼神所作，曹植並不同意這種說法，認為在門上懸掛符咒避免生病的人很可笑。曹植通過觀察發現，一般患病的多為“被褐茹藿”之人（缺衣少食之人），其居所也多是“荊室蓬戶”；與此相對的則是“殿處鼎食之家，重貂累蓐之門”這種錦衣玉食的富貴人家鮮少有感染瘟疫者。據此曹植分析，這場瘟疫實“乃陰陽失位，寒暑錯時”導致，故而那些吃得飽、穿得暖的富人便很少感染。
由此也可以分析出，當年的氣候應是春天時，應該暖和起來的時節仍然寒冷，故而使得許多缺衣少食者患病又加凍餓，最終殞命。
如果結合曹操手下另外一位“中年夭折”的謀士郭嘉的經歷來看，這場感染曹操軍中又橫行鄴都的瘟疫或許另有來源。《三國志》中，裴松之結合古籍《傅子》進行註解，這樣記載、評價了郭嘉為曹操做出的貢獻：“人多畏病，南方有疫。常言‘吾往南方，則不生還’。” 可見，在當時人看來，南方確實有北方人不習慣的氣候與疾病。
由此看來，或許正是濡須口一戰時，南方的疾病感染了曹操的南征大軍，加之氣候難適，使得疫病在軍中橫行。而回師眾人中亦有感染者，將疫病帶到了鄴城，才有了曹植詩中所寫的景象。
病逝的王粲最終獲得了別樣的紀念：根據《世說新語·傷逝》記載，在王粲下葬之時，曹丕對前來祭奠的人說，仲宣（王粲之字）生前愛聽驢叫，諸位都學一學吧。眾人皆鳴叫起來。
在送別王粲的隊伍中，在一聲聲驢鳴聲中，建安二十二年的春天格外淒涼。(責編：袁新雨)
來源：北京晚報·五色土 | 記者 袁新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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