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美國總統大選年。
今天，特朗普贏得黨內初選，鎖定共和黨總統候選人。
4年前，特朗普打著經濟牌，向藍領工人承諾提高就業與收入，最後成功逆襲希拉里登臺。
如今，經濟牌依然是一張關鍵選票。不過，如今疫情蔓延，美股暴跌，民粹洶湧，特朗普謀求連任增添變數。
大疫之下，世界向左。
本文探索美國選情與經濟週期、社會思潮、中美貿易之間的關係。
本文邏輯：
一、金融崩盤：特朗普被疫情打敗？
二、政治分裂：民粹思潮左右選情？
三、世界向左：全球開啟閉關鎖國？
（正文8000字，閱讀時間約30分鐘，可先閱讀再分享收藏）
01 金融崩盤：特朗普被疫情打敗？
去年2月，特朗普說：“如果民主黨大選獲勝，股市將下跌10000點”。他在推特上用威脅的口吻說：“如果不能連任總統，股市將出現史詩級崩盤。”
一年後，總統大選剛拉開帷幕，特朗普還坐在白宮辦公室裡，美股就暴跌近10000點，可謂“史詩級崩盤”。
特朗普為何如此關注股市？
美國大選，尤其是連任大選，存在不少鐵律，其中一條便是股票定律：
在美國十二次連任大選期間，股市漲幅超過20%的情況下，尋求連任的總統皆獲得成功。
這一次股災及疫情，是否會導致特朗普謀求連任失敗？
圖：經濟走勢與美國大選，來源：智本社
股票是經濟形勢的晴雨表，經濟狀況影響大選結果。歷史上，福特、卡特和老布什均被經濟拖累而未能連任。
通常，謀求連任的總統，都會採用各種手段創造良好的經濟環境，刺激股市上漲，降低失業率，提高連任競選的勝算，或者幫助本黨派候選人競選。
這樣就形成了美國經濟的政治性週期，典型的是總統大選週期。
政治性經濟週期，最早（1943年）由芬蘭經濟學家卡萊斯基提出。1947年，經濟學家阿克曼指出，總統選舉週期影響經濟政策和經濟週期。
1975年，經濟學家諾德豪斯提出了機會主義政治性經濟週期。
諾德豪斯指出，在選舉之前，機會主義決策者（主要指總統及決策者）會通過刺激經濟以降低失業率，而該政策導致的通貨膨脹成本可能要在以後才會出現。這樣一個暫時的低通脹、低失業經濟狀況，有利於獲得選民的支持。
這本質上是一種收買選票的行為。
經濟學家布坎南將政府（總統）視為謀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經濟人。他將總統謀求連任的“自利行為”，歸為經濟系統中的內生變量，從而影響經濟週期。
不過，總統刺激經濟需要大量的財政支持。為了以最小的成本換取最大的連任勝率，總統往往會想辦法給美聯儲施壓，以期釋放更多流動性。
典型案例就是1970年代尼克松總統謀求連任時對美聯儲的干預。
1972年，尼克松謀求連任。在大選之前，尼克松給美聯儲主席伯恩斯施壓。
美國總統辦公室的錄音顯示：1971年10月10日，尼克松總統與伯恩斯會面，尼克松向後者表達了對連任競選失利的擔憂，抱怨流動性問題簡直是“胡扯”（“just bullshit”）。
伯恩斯和尼克松私交甚篤，伯恩斯之前一直是尼克松的經濟顧問，後來尼克松任命其為美聯儲主席。
雖然，當時市場的流動性已經過剩，伯恩斯降息的壓力很大。但一個月後，即11月10日，伯恩斯還是將貼現率下降到了4.5%。
此後三個月，有兩次錄音顯示，伯恩斯答應了尼克松提高貨幣供應增速的要求，但尼克松仍對貨幣增速表達不滿，指示下屬敦促伯恩斯。
1972年2月14日的錄音顯示，尼克松擔心貨幣政策的效果遲滯影響選舉。他希望伯恩斯在4月之前行動。因為在4月之後再降息，對11月的選情影響很弱。
數據顯示，在1971至1972年大選之前，聯邦基金利率出現明顯的下降，普遍在5%以下，遠遠低於1969-1970年的水平。在尼克松連任競選期間，M2大幅度上漲，增速普遍維持在12%以上，遠遠高於這次大選期間前後的水平（6%以下）。
1972年，尼克松連任大選年，貨幣擴張刺激經濟短期內上漲，實際GDP增速達5.3%；失業率也有所下降，從5.7%下降到5.3%；貨幣擴張對通脹的影響存在時滯，通脹率為3.31%。
依靠伯恩斯的貨幣擴張，短期內達到了經濟高增長、失業率和通脹率相對較低的“良好”局面，尼克松成功連任。
但是，尼克松連任之後，伯恩斯的貨幣擴張弊端（積累已久）開始顯現，市場大量的流動性推動通脹快速上升。
1973年石油危機爆發誘發通脹螺旋，美國經濟陷入全面滯脹危機。此後兩年，美國經濟跌入負增長，通脹率超過9%，失業率屢創新高。
在滯脹危機期間，尼克松總統因“水門事件”下臺，以上錄音被曝光。尼克松被媒體批判為“政治投機分子”。伯恩斯這位在學術上享譽盛名的經濟學家，也被批判為“當代最政治化”的美聯儲主席。
尼克松之後，福特、卡特、老布什三任總統皆被糟糕經濟拖累沒能連任。這一次輪到特朗普。
過去兩年，美國股市經歷十年大牛，處於歷史性週期頂部，美聯儲主席鮑威爾多次加息，令特朗普氣急敗壞。
特朗普多次表示，後悔任命鮑威爾，甚至威脅要炒掉鮑威爾。
去年，沃爾克、格林斯潘、伯南克、耶倫四位前美聯儲主席發表署名公開信力挺鮑威爾：
“美聯儲及其主席必須被允許獨立行動，不受短期政治壓力的影響，尤其是美聯儲官員不會因為政治原因而受到撤職或降職的威脅。”
2019年8月，鮑威爾沒能頂住壓力，開始降息，開啟了新一輪貨幣寬鬆。
但特朗普依然屢次抱怨美聯儲降息力度不夠。今年2月下旬，美股快速下跌。3月3日深夜，特朗普在推特上向鮑威爾喊話。天明開盤後，鮑威爾突然宣佈降息，幅度為50個基點。這一舉動嚇壞了市場，美股暴跌。
3月9日，沙俄談崩，油價崩盤，全球資本市場暴跌，美股熔斷，製造了“黑色星期一”。接下來一週，疫情在全球快速擴散，世界衛生組織宣佈“世界大流行”，週五美股再次暴跌，全球十多個國家股指熔斷。
3月16日，美聯儲“all in”，直接將利率下降到零，啟動7000億量化寬鬆。市場再現“黑色星期一”，美股跌入技術性熊市。
特朗普在謀求連任的路上，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股災。特朗普認為，新冠疫情可能持續到七八月份，美國經濟可能出現衰退。
這將給他的連任增加不少變數。
特朗普一直逼迫鮑威爾“就範”，為何結果卻是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
除了疫情持續蔓延外，去年四位前美聯儲主席的文章或許說出了市場的擔憂：
“從長遠來看，基於當前政治需求出臺的貨幣政策會導致更糟糕的經濟表現……會削弱公眾對央行正在為經濟的最佳利益而採取行動的信心。這可能導致金融市場不穩定和更糟的經濟後果。”
不過，特朗普對鮑威爾的操作感到滿意：“未來兩個月都不會再說鮑威爾壞話了。”
為什麼？
美聯儲將利率降到零，同時還提供7000億美元購買國債和抵押證券。這相當於給特朗普敞開了借債的大門，聯邦政府可大規模地擴張財政，以抗擊疫情，刺激經濟增長。
目前，特朗普已宣佈釋放500億美元的聯邦緊急資金用於醫療方面；同時提供2000億美元的流動性穩定市場。特朗普還希望讓所有美國人都拿到金額超過1000美元的支票。
財長姆努欽將請求國會議員通過8500億美元甚至更大規模的刺激方案。他還表示，美聯儲和財政部爭取提供“不設限的流動性”。
這可算是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美國最大規模的救市行動。
美國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評價說：“即使美聯儲的激進降息措施也並不足以幫助扭轉美國經濟下行……財政刺激才是真正需要的政策。”
這位新凱恩斯主義者甚至認為，在當前的緊迫形勢下，政府在不關注赤字的情況下大量增加支出是正確的做法。
疫情之下，股災之中，大選之際，這種做法亦是總統謀求連任的慣用手法：迎合民粹思潮（無褒貶之意），用錢購買選票，將赤字推到後面，由全民買單。
02 政治分裂：民粹思潮左右選情？
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歐美民粹思潮崛起，左翼勢力膨脹，歐美國家傳統政治勢力接連垮臺：意大利組閣失敗，德國默克爾失勢，英國公投脫歐，俄羅斯國內騷亂，法國黃背心運動聲勢浩大……
2008年金融危機時，民主黨的奧巴馬打著“變革”的口號上臺。八年執政期間，奧巴馬發揚了民主黨提供社會福利的傳統，推行大規模的醫改計劃——一項覆蓋所有美國人的“全民醫保”方案。
不過，奧巴馬醫改計劃花費巨大，卻效果平平，還推高政府赤字。
我們知道，美國克林頓是建制派的傑出代表。在他任期內，美國財政狀況良好。他卸任那一年，聯邦財政盈餘高達2370億美元，美國國債規模為5.6萬億美元。
美國財政惡化是從共和黨總統小布什開始的。小布什發起全球反恐戰爭，大幅度擴張財政赤字。在其任期內，美國財政赤字累計58490億美元，國債增長到10萬億美元。
2008年金融危機激發了民粹思潮，美國民眾將矛頭指向長期主導美國政權的建制派，選舉了支持提高民眾福利的民主黨。
為了迎合選民，在零利率的支持下，奧巴馬瘋狂借錢大搞社會福利，將財政赤字擴大到85880億美元，將國債規模翻倍至19.6萬億美元。
可是，民主黨的奧巴馬也代表建制派勢力，改革無力，且花錢無度。
特朗普在2016年競選時抨擊建制派：
“長久以來華盛頓的一小群人攫取了利益果實，代價卻由人民承受。華盛頓欣欣向榮，人民卻沒享到財富。政客們塞滿了腰包，工作機會卻越來越少，無數工廠關門。建制派保護的是他們自己，而不是我們國家的公民。”
最終，忍無可忍的美國選民，果斷地拋棄了建制派的希拉里，選擇了“最不像總統的總統”特朗普。
共和黨的特朗普認為，奧巴馬醫改是“一場災難”，納稅人的錢被醫保利益集團攫取了。於是，他上任後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廢除奧巴馬醫保。
特朗普上臺後幹了不少事情，但花錢的速度比奧巴馬還快。特朗普只用了三年的時間，就將政府赤字擴大到1.8萬億，將國債推高至22.3萬億。
特朗普的錢花哪裡去了？
以2018年的聯邦政府支出為例。這一年，聯邦政府支出4.15萬億，比收入3.31萬億高不少。其中，“法定強制支出”部分，醫療1.11萬億，社保9980億，失業困難救濟2970億，聯邦養老金2650億，合起來2.67萬億，佔財政總支出的65%。
2008年金融危機後，民主黨和共和黨都大規模擴張赤字，以民粹福利主義“購買”選票，將經濟推向高泡沫、高槓杆的危險邊緣。
這次股災疊加疫情，定然加劇這一傾向：社會思潮繼續向左，政客過度承諾，政府繼續借錢……
大疫之下，股災當頭，民主黨和共和黨祭出“用錢買選票”的民粹策略。
上一屆，希拉里的失利對民主黨打擊很大。特朗普這三年多的各種“作為”令奧巴馬和民主黨頗為尷尬。
民主黨這邊，目前剩下兩位老年候選人：78歲的桑德斯和77歲的拜登。
在“超級星期二”後，拜登領先桑德斯，獲得南方10個州的選票，桑德斯只贏得了4個州。
拜登是一位資歷深厚的政治家，曾經兩次參加總統競選，均以失敗告終。在奧巴馬時期，擔任兩任副總統。這次，民主黨建制派希望拜登能夠擊敗特朗普，重新奪回建制派的統治力。
但是，如今民粹思潮鼎盛，工人及窮人渴望獲得更好的待遇，拜登這種“老派”政治形象及毫無新意的競選綱領，未必是特朗普的對手。
再加上，去年民主黨和眾議院不顧一切地彈劾特朗普。結果，拜登兒子在烏克蘭涉嫌受賄事件被擺上檯面後，特朗普的支持率不降反升。
與中規中矩的拜登不同，桑德斯是一位偏左的政治家，他坦言自己是一位民主社會主義者。
桑德斯是波蘭裔猶太人，他出身於社會底層，年輕時參加過各種遊行、集會及抗議活動，還曾經因此被捕。
這位年齡比拜登還大的老政治家，卻時刻充滿激情與能量，他的競選現場，總是人聲鼎沸、激情澎湃。
他的競選口號——縮小貧富差距、全民健康保險、15美元最低時薪、免費大學教育，吸引了一大批窮人和年輕人的選票。
與很多底層民眾一樣，桑德斯抨擊現行的美國社會制度：“我們偉大祖國的政府屬於全體人民，而不是一小撮政治獻金富豪和他們的超級行動委員會。”
桑德斯，很容易讓人們想起亨利·喬治、馬丁·路德·金、小羅斯福及林肯。從他身上，美國年輕人看到了社會改變的希望，也看到了歷史循環反覆的運動。
在2016年民主黨黨內初選時，桑德斯向選民承諾：“我們決不允許億萬富翁逃稅。我們決不允許削減社保、退伍軍人撫卹待遇、聯邦醫療保險、醫療補助和公共教育經費。”
結果，桑德斯贏得了全美50個州中的23個。不過，民主黨的建制派最終還是保送希拉里勝出，與特朗普競選。
如今美國民粹思潮更甚，民主黨陷入兩難：
若拜登勝出參選，可能再次遭遇“希拉里式”的失敗。桑德斯的支持者，藍領工人及年輕人，可能會因桑德斯的落敗，而轉投特朗普。
若桑德斯勝出參選，他比特朗普更“極端”，可與特朗普爭奪藍領工人和年輕人的選票，但也可能導致一直以來信任民主黨的溫和選民，轉投特朗普，甚至放棄民主黨。
桑德斯的極左思潮，對共和黨和民主黨都是一種挑戰，嚴格來說是對兩黨的建制派構成威脅。桑德斯號召選民掀起一場“改變美國的政治革命”，創造一個代表所有人而不只是1%富人、以公平正義為原則的政府。
社會思潮向左，民主黨陷入分裂。相反，共和黨和特朗普更具主動權，且更加堅定——繼續擴張財政赤字，為更多選民謀取福利。
過去三年，特朗普大規模減稅，向藍領工人承諾工作崗位，同時大搞基建，經濟強勢復甦，失業率極低，贏得不少選票。
當前，美聯儲給予特朗普足夠的“彈藥”，特朗普需要做的是，加足馬力，抗擊疫情，防止股災演變為金融危機。
如今的美國政治，已不是共和黨與民主黨之間的競爭，而是建制派（當權派及“既得利益者”）與左翼勢力的角逐。
美國正陷入了一種政治上的“囚徒困境”：美聯儲拯救富人，美國政府補貼窮人；結果，民眾買單。
如此，美國會在低利率、低增長、高槓杆、高福利的路上越走越遠。這其實是民主政治與自由市場的短期失調。
03 世界向左：全球開啟閉關鎖國？
從歷史經驗來看，世界民粹思潮興起，不但容易激化國內政治勢力鬥爭，還加劇國際關係緊張，國家主義、民族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抬頭。
大蕭條時期，小羅斯福就打著新政的旗號登臺，為了滿足對選民的承諾，通過《互惠貿易協定法》大搞貿易保護主義，單方面宣佈美元與黃金脫鉤，降低美元匯率。之後，西方國家紛紛以鄰為壑，全球化全面倒退。
原本，美國存在政治性貿易週期。共和黨執政一般推行相對寬鬆的自由貿易；民主黨則偏向於貿易保護主義。
但是，民粹主義往往引導候選人“一致對外”。
例如，70年代美國陷入滯脹危機時，共和黨的尼克松通過了包含301條款的《1974年貿易法》，其主要目的在於滿足連任競選承諾。
當時，他在連任競選時打出了貿易保護牌，滿足了選民的心理傾向。這一法令承諾，為尼克松贏得了不少連任選票。
事實上，為了獲得大多數選民的支持，不管是共和黨還是民主黨在大選中都會大打貿易牌，尤其是在經濟陷入危機、蕭條、衰退及低迷期時。
2016年4月，共和黨人特朗普祭出貿易戰這張牌：“經濟學家們說我的稅收計劃將讓國債飆升10萬億美元。傻瓜！我會讓中國買單！如果他們拒絕：債務就升1萬億美元！”
對華牌是美國總統競選的必選項。進入21世紀之後，美國每一屆總統大選，候選人都大打中國貿易牌，都向選民承諾限制中國。
例如，克林頓和小布什在競選時都批判中國的貿易政策，在追求連任時都對中國發起了貿易調查。
但是，克林頓和小布什競選成功後，都逐漸調整了對中國的貿易政策，由“強硬”轉向正常化。克林頓執政期間解決了中美永久性正常貿易關係問題。小布什為了全球反恐，同意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最近20年，中美貿易關係存在明顯的大選週期性：大選之前，貿易關係相對緊張；大選之後，則逐漸正常化。
但是，特朗普打破了這一平衡。為什麼？
自尼克松以來，美國建制派長期執政。里根改革後，建制派建立了一個以美元為核心的全球金融秩序。
但是，這個秩序是一個失衡全球化秩序，華爾街金融機構及跨國公司是受益者，美國製造業及產業工人則是受害者。
用桑德斯的話來說就是“貪婪、無情、無法無天的華爾街主宰著美國經濟”。
過去幾十年，建制派主導的國際經貿秩序導致美國貧富差距越來越大，華爾街紙醉金迷與鐵鏽地帶芳草萋萋的矛盾越來越突出。
圖：美國貧富差距從1980年開始持續擴大，來源：智本社
桑德斯說：“在過去的30年裡，1%最富裕的人，財富增長了21萬億美元，而底層50%的美國人，他們的財富卻減少了900億美元，這種收入和財富的極度不平等，荒謬且不道德。億萬富翁不應該存在。”
這一失衡的秩序最終引爆了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此後，民粹思潮興起，這就給了特朗普和桑德斯機會。
不幸的桑德斯被民主黨建制派淘汰，共和黨的特朗普則大肆抨擊中國，在最後時刻逆襲了希拉里。特朗普上臺後，為了兌現選民承諾，打破原來失衡秩序下的利益鏈。
中國作為美國最大的貿易伙伴，特朗普自然將矛頭指向中國。在對華貿易政策上，特朗普指責建制派以犧牲美國的“政治原則”和選民利益，為利益集團換取經濟利益。
經過接近兩年的貿易談判，中美終於在今年一月簽署了第一階段經貿協議。根據該協議，中國將在未來兩年增加2000億美元的美國商品，包括製成品、農產品、能源產品和服務。
特朗普與中國簽署了第一份經貿協議，旨在“落袋為安”，為其謀求連任增加籌碼。
中國手握鉅額美元外匯，這筆錢用於購買美債，還是購買美國製成品及農產品，對美國的就業及財富分配有影響。
如果購買國債，則對華爾街金融機構有利。如果購買製成品及農場品，美國的製造業和藍領工人則因此受益。特朗普以此兌現對選民的承諾。
第一階段的經貿協議簽署後，特朗普計劃快速啟動第二輪的談判。不過，這場疫情可能打斷了特朗普的計劃。
如今，特朗普的頭號“敵人”是新冠疫情和股災。他只有解決當前的問題，全球疫情得到控制，中美貿易談判才能進入下一個階段。
這場疫情其實給中國在貿易摩擦問題上贏得了時間。希望中國能夠抓住機會，推行強有力的改革，為接下來的挑戰做準備。
值得注意的是，疫情總會過去，不管特朗普是否連任，第二階段的貿易談判會更加嚴峻、更加艱難。
原因有二：
一、對華貿易強硬，在美國兩黨、兩院已經上升到“政治正確”的層面。
特朗普及其他候選人，至少在競選口號、言論上對中國貿易展現強勢姿態。在這個問題上，特朗普在過去三年起了很高的調，接下來只能唱下去。
二、這次疫情促使全球社會思潮向左，國家之間的政治治理及意識形態更加對立。
新冠疫情，是病毒給各國政府的一次國家治理大考。各國政府在一個“平的世界”裡競爭，陷入“囚徒困境”之地——各自為陣，相互詆譭對方的防控措施及國家制度。
如果疫情持續蔓延，對歐美國家的經濟、就業、收入及民生將造成深層次的打擊。歐美國家的民粹思潮則更加洶湧：
對內，呼喚政治強人，控制疫情，遏制恐慌，擴張財政及貨幣，大搞福利民粹主義，以補償經濟損失。
例如，日本安倍修改法令，擴大首相的權力——頒佈國家緊急狀態令；特朗普批判美國疾控中心，以權力主義壓制專業主義。
對外，暫時“閉關鎖國”，封鎖邊境，經貿硬脫鉤，貨幣競相“放水”，以鄰為壑，對他國橫加指責，轉移矛盾、相互甩鍋。
糟糕的是，有些國家可能在這輪“閉關鎖國”中，測試“不需要他國而自我生存”的壓力。
經貿關係是世界穩定的壓艙石。國際經貿硬脫鉤，那將是全球化的至暗時刻，也是意識形態對立、民族主義瘋狂的糟糕時期。
疫情股災對美國社會的衝擊越嚴重，美國民粹思潮越洶湧，選民更傾向於意識形態更左的候選人。
例如，疫情期間，正在激烈競選的民主黨候選人拜登瘋狂地攻擊中國，以獲取更多的選票。
橋水基金創始人瑞·達利歐最近發出警告：
如今的世界像極了1930年代——巨大的財富和政治鴻溝，導致國家及意識形態衝突嚴重，民粹思潮洶湧，債務堆積如山，央行無力迴天，社會矛盾尖銳，世界秩序面臨重塑。
大疫之下，股災衝擊，不斷迎合民粹思潮的經濟手段和政治手段，只會將世界推入人類第三次“馬爾薩斯陷阱”。（詳見《馬爾薩斯陷阱3.0 | 世界正滑向危險邊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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