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眾的幻想中，Andy Warhol是一個多面人：藝術領域的創新者、渴望權力的社會名流、如痴如狂的收藏家，或者不過是個舉止笨拙、頭戴假髮、說話細聲細氣的男同性戀——總之他看上去是你身邊那種最不可能出名的人。
泰特現代美術館(Tate Modern)新舉辦的Andy Warhol回顧展於上週開幕。受疫情影響美術館目前處於關閉狀態，但別緊張，此次展覽將持續到2020年9月6日。它試圖瓦解上述的錯誤看法，同時也提出了一個問題：關於這樣一個被人們樂此不疲談論著的人，還有什麼可說的呢？
策展人將重心放到了Warhol不為人知的個人經歷，包括以下幾個方面：他的家庭背景——他出生在匹茲堡的一個前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移民家庭；他的宗教信仰——他家信奉喀爾巴阡-魯辛(Carpatho-Rusyn)教派，這是拜占庭天主教在東歐的一個分支；還有他的酷兒特質——人們經常說Warhol是無性戀，但是如果你仔細觀察他的作品，或者聽那些認識他的人說，就會了解到不一樣的故事。（比如這個男人曾用精液作畫，還曾有過愛得情深意切的長期同性戀關係。）
Boy with Flowers, 1955-7
Charles Lisanby, 1956
此外，泰特現代美術館的還展出了Warhol早期創作的男性裸體繪畫作品，“淑女與紳士”(Ladies and Gentleman)系列藏品，包括一組紐約跨性別群體（包括Marsha P. Johnson）的肖像，以及他以艾滋病流行為主題創作的《60頓最後的晚餐》(Sixty Last Suppers)。換言之，雖然這次展覽也呈現了他以美國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為背景創作的波普藝術，但是精彩看點遠遠不止於此。
今年年初，我去紐約和匹茲堡與一些最瞭解Warhol的人聊了聊，關於他的家庭、宗教信仰和性取向。他的侄子回想起他的工人階層出身如何激發了他的勃勃野心。“淑女與紳士”系列的創作對象之一Corey Tippin，回憶了在Warhol的工作室（又稱“工廠”）做隨從人員的經歷，以及Warhol遭受槍擊當日，他在那裡見到的情形。
“我一出生就認識Andy，直到他在我24歲時去世。我的祖父母Ondrej和Julia，也就是Andy的父母，來自今天的斯洛伐克，是一個過著簡樸生活的農民家庭——Ondrej在1912年移民到匹茲堡，9年後Julia也搬來這裡。我父親在1925年出生，而Andy叔叔生於1928年。他們住在捷克人聚居區，那裡有些人連自來水都用不上，新生兒死亡率也很高。我父親講過這樣一個故事：如果你在匹茲堡穿了件白襯衫，那麼到中午你就得換衣服了，因為這這座工業城市的煙塵特別厲害。”
人們都說Andy性格靦腆，因為他不喜歡談論自己，只談藝術。但是他在家人面前並不靦腆，我記得他有很強的幽默感——他總是說些稀奇古怪的東西，並且希望你對此做出反應。奶奶在世時，我們與Andy住在一起，但是後來他安排我們住酒店。我父親有次說道：‘天吶，我見到的那個門衛居然記得我姓什麼！這大概是因為你吧，Andy！’而Andy回應道：‘大概是因為你忘了給他小費。’Andy的朋友曾說他從不觸碰任何人——在我記憶中根本不是這樣，他與家人相處得很融洽。”
說到宗教信仰和家庭，我一直覺得他說得少但做得多。他頗有傳統意義上的基督徒品格，是個富有愛心的人。他會做慈善，但從來不會宣傳這件事。我覺得他並不希望慈善成為他個人形象的一部分……如果你知道他是個居家男人的話。
他信奉宗教，會鍛鍊身體，吃得很健康，聽起來挺無聊的，對吧？我記得我去探望他時，他每天都會雙膝跪進行禱告。他祈禱的事情是什麼呢？不是什麼發大財，而是可以平安地下班回家。就像我奶奶說過的：‘你隨時可能沒命，生命是非常寶貴的。’他去教堂時不會領聖餐，但是我不認為他因為自己是同性戀而覺得受到了詛咒……否則他也不會把宗教信仰堅持下去了。我認為他能夠對天主教進行理性的解讀，並將其與他心中的神以及更廣闊的視野糅合在一起。他去世之後，我父親問神父我們能否在家族教堂舉行葬禮，被神父拒絕了，原因是Andy的‘生活方式’——他們不是指同性戀這件事，我認為他們是指別的東西。”
Ladies and Gentlemen (Helen/Harry Morales),1975
大學畢業後，我在他手下工作了4個月。1986年我剛從匹茲堡大學畢業，去造訪‘工廠’，注意到那邊沒有電腦，於是就建議他電腦辦公。我幫助他們從使用紙張、鉛筆、名片整理盒和打字機變成用Word處理文字內容，主要用於製作Interview雜誌。他表示我可以過來做全職工作，但是就在我回家過感恩節的時候，他病發逝世了。作為一個老闆，他並不壞，也不是很嚴厲。但我工作也很努力——如果我有所懈怠，他就不會太高興了。他有著很強的職業道德，當然他並不指望你和他一樣，但也會希望你盡力而為。
我記得有一次我告訴他我要做名片，他笑了起來，‘名片可不會給你帶來更多工作！’——他是個市場營銷天才，一手打造出Andy Warhol這個品牌。我認為他的這項本事是從奶奶那裡學來的，奶奶會做一些小手工，比如裝有紙塑花朵的金寶湯罐子，然後把它們賣給有頭有臉的鄰居。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他告訴我父親：他希望死後留下一件價值百萬美元的藝術作品——這在當時比現在值錢多了！
有時候我會想：如果Andy今天依然在世，他會在社交媒體時代過著怎樣的生活？他會崩潰的。他可不想錯過哪怕一條Twitter推文。”
“我爸爸Paul每年都會組織三次家庭聚會，帶我們去紐約探望Andy。這樣做主要是因為Andy和奶奶住在一起，而老人家很想念孫輩。我問過爸爸：‘你去之前有沒有事先打電話的習慣？’他說：‘沒有——要的就是驚喜嘛！’其實Andy常常會被嚇到，但也總會把食宿安排得妥帖。我們進門會直奔廚房，奶奶會在那裡給大家做飯，我們之中一些人會睡在地板的墊子上，我有一次甚至睡在一個堆滿湯罐箱子的房間裡。
Andy Worhol
在我8歲，哥哥10歲時，Andy會讓我們在地下室幹活兒——我們就像‘工廠’的第一批工人一樣。他在那裡繪製波普藝術作品，一開始是滴色畫，後來有人告訴他邊緣應該更硬一些，於是他把這些畫卷了起來，開始在後來眾所周知的湯罐上作畫。Andy的爸爸是個工作狂，我覺得Andy遺傳了這一點，他也從媽媽那裡遺傳到了創造力。他甚至還讓媽媽幹活兒，給他的畫作簽名。他會用魯辛話對她說：‘媽媽，你做完了嗎？’
這麼多次探望他，我來沒見到過他摘假髮，但是我姐姐見過一次……她說他尖叫道：‘滾！’然後用一塊手帕蓋在頭上。他非常在意謝頂這件事。我覺得他的高敏感度使他更加努力地工作——工作可以轉移掉他對外形的注意力。
Andy Worhol和他的母親Julia Warhola
從匹茲堡的學校畢業後，我在紐約生活了十年，經常會去 Warhol的工作室探望他。當時我住在長島，他住在曼哈頓。我一開始想做插畫師來著，但他說：‘你不該做插畫，這是一種瀕死的藝術形式，你應該去加州學電影導演！”這是七十年代。我一直想成為像Andy那樣的插畫家。其實我和他上的同一所大學，他也是在那裡學的插畫。他們總會講Andy的故事，例如他入學時做的一個項目惹怒了所有人，引起軒然大波，因為他所做的事情總是和他被要求做的不一樣。
1968年Andy遭遇槍擊之後，全家人都很痛苦。我記得我們在匹茲堡得到消息，父親很快就去了紐約。醫生說Andy有五成機會活命，但他在第一個晚上就挺了過來。槍擊事件後，Andy發生了一些變化，他變得更加謹慎，工作室的運作也更像個企業，不像以前那麼放縱。我認為他害怕結識新朋友，他不會敞開工作室的門，而是讓你按門鈴進去，他們會通過攝像頭看看是誰。他可能不會承認自己有所變化，但我認為他的工作以一種微妙的方式變得更加保守，他還把拍攝社會肖像作品當成了一項日常工作。”
“紐約西村曾經有一份地下報紙叫作The Village Voice，他們有個八卦專欄。‘工廠’在上面發佈過他們的電話號碼，寫道‘我們要拍一部叫《羅密歐與朱麗葉》的電影，這是一部西部片，如果你還年輕並且嚮往成為演員，請致電我們。’
於是我媽媽打了電話，緊接著他們叫我去‘工廠’面試。我去了，走進一間空蕩蕩的房間，Paul Morrissey從陰影中走出來，然後是Fred Hughes，最後是Andy。他邀請我參加那天晚上的一個派對，他說是為了剛結婚的Betsey Johnson和John Cale舉行的， 所以我去了。Billy Name在派對上拍了很多照片，他後來整理出版了一本書，書名叫作《明天的所有聚會》(All Tomorrow’s Parties)，而我和朋友Jay出現在封底——他的雙胞胎兄弟Jed和Andy住在一起。
Warhol on Basquiat
我對Andy的第一印象是……任何戴假髮的人我都想認識。而且他戴假髮的樣子並不像二手車推銷員——他戴的假髮醒目又瘋狂！（他從未談論過這件事。）有一次我在飛機上看到他睡著，但假髮歪掉了，我無比尷尬，不得不告訴旁邊的人：‘請告訴Andy他的假髮歪掉了！’我當然認識Andy是誰，也沒有被他‘威脅’到。我總是對自己說：‘如果你覺得緊張，就假裝自己在演電影，假裝相機已經打開，你必須即興發揮。‘不得不說，我對女孩子比對Andy更感興趣，像Jane Holzer, Ultra Violet, Viva, International Velvet……她們真是太美了，但是我知道一切都是以Andy為中心。
Self Portrait, 1986
隨著時間的流逝，後來發生的問題與他與我關係都不大，而是這種生活可以持續多久……如果你是一名隨從，你要如何保持自己的重要性呢？你必須努力工作。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有效期，甚至是變裝皇后。變裝皇后有時會很麻煩，因為他們沒有什麼錢，甚至沒有住所，所以他就停止邀請變裝皇后了。但是我記得人們總想接近他，最終有人朝他開了槍，因為他們在跟蹤他、迷戀他！
那天，我和Fred Hughes相約在‘工廠’共進午餐。我離開Max’s Kansas City，穿過聯合廣場，發現情況有些不對勁。那邊有一架販賣熱狗的小推車側翻了，周圍一片嘈雜，人們聚集起來。我可以看到Fred從‘工廠’發出信號，Viva剛走出地鐵站，當Andy遭到槍擊時，她正在和他通電話。她簡直要瘋了……有人認出了她：‘那是Worhol的妻子！’於是我們走進大樓，乘電梯上到事發樓層，Viva還在尖叫和哭泣，警察卻說：‘你們不能進來！’我們只好退回到樓下……誰也不清楚究竟發生了什麼。如果我早去了半小時，現在可能就不會在跟你聊天了。
Keith Haring, Andy Warhol和Jean Michel
我當時才17歲，還是個少年，時常覺得自己出了什麼問題，也總感到感到痛苦。我還能做出什麼更加瘋狂的表演？接下來我要做什麼瘋狂的事情，才能讓他們注意到我？我玩世不恭，和一群時尚圈的人混在一起，他們喜歡這樣，但是某天我一覺醒來，心想：‘我不能再這麼下去了。’我必須趕緊離開。1968年，我在巴黎從事模特工作，並且決定搬到那裡。我仍然會不時見到Andy，因為Fred Hughes作為稱職的公關人士，給巴黎眾多想要花錢的貴族與Andy之間牽上了線。他向Yves Saint Laurent引見了Andy，兩個人都有著古怪而靦腆的性格，因此而惺惺相惜。Andy決定在巴黎拍一部電影，還買一間公寓，添置齊了各種傢俱，我認為他想拍電影不過是為了能報銷傢俱的費用。這部電影就是《愛情》(L’Amour)。
1969年到1974年，我在巴黎呆了5年。當我再回來時，我決定永遠離開那裡。”
“第一次在Tape Recording雜誌封面上看到Andy的時候，我才13歲，住在布魯克林，痴迷於錄音機。當時心想：‘我一定要見到這個人！’所以就決定為我們高中的校報採訪他。我坐地鐵去了現代藝術博物館，傻傻地問那些人：“我怎樣才能見到Andy Warhol’，他們都笑了，但還是好心告訴我：‘你得去Leo Castelli畫廊。’於是我走到這間畫廊，見到接待員之後說我想採訪Andy Warhol。他們給‘工廠’打了電話，讓Andy接聽，然後他說：‘這週日一點鐘來吧。’
我立即找到高中校報，說：‘如果我可以採訪Andy Warhol，你們能讓我做記者嗎？’——因為我甚至連記者都不是——他們回答道：‘如果你能採訪到Andy Warhol，你就已經是記者了！
Andy Worhol
我去了位於紐約第47街的‘工廠’[如今名為‘銀色工廠’(Silver Factory)]，但是他不在，Paul Morrissey在那裡，他對我說：‘給我滾出去——這個地方不適合你！’但是我就坐在那裡等著。Andy在6點鐘的時候走進來，‘工廠’裡每個人都抬起頭，彷彿是太陽照進了房間。我說：‘我要回家和父母一起吃晚飯了。’於是他答應道：‘下週日來吧，我保證會在這裡。’我正是這麼做的。我帶來了錄音機，我們聊了大約兩個小時，而他實際上也反過來採訪了我。我把錄音帶捎回高中校報的據地，不久後他們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為‘Bay Times記者採訪Andy Warhol’。
我得去為文章拍攝照片，後來又回去了一趟給他看了這篇文章，總之就是一直在找藉口回去。有一天，我們坐在一起聊天，他說：’你知道，我需要有人每天叫醒我——這樣我就能準時到達’工廠’，因為他們總是抱怨這一點。’我說：‘沒問題，這件事就交給我吧！’
Andy Warhol, Gerard Malanga和Joey Freeman
我第一天敲他家門時，應門的人是他的母親。她腳邊有好幾只貓。她帶我來到前廳，讓我我在Andy的辦公桌旁等著。那裡有一大堆馬戲用品，有一個像遊樂園中蹦蹦跳跳的人偶那樣的大頭。然後，他的辦公桌上堆了一大摞雜誌——他為其拍攝鞋子廣告的雜誌；Mademoiselle、Glamour和Vogue——還有當時談論外星人和三頭嬰兒的The National Enquirer。他博覽群書，閱讀量驚人。他讀了所有新書和報紙，但是在面對新聞媒體時，他又是個常常開口只說一個詞的人。
Untitled (Head of a Man), 1956
最後，我開始像總機接線員一樣接聽他的電話——Lance Loud會打很多電話過來，還有Brigid Berlin；我也會幫他拆開信件。三年來，我從未去過樓上Andy的臥室，但是我能聽到他刮鬍子、吃麥圈還有做準備的聲音。我們會在列剋星敦大街上打出租車。在一天之中餘下的時間裡，我像一隻地鼠一樣跑來跑去，給他買雜誌、漢堡和美術用品（他告訴人們’工廠’使用便宜的材料，但其實我們用的是最好的！）。我會去二手書店拍攝供他作畫用的照片。他每週付給我30美元，而且還得我自己去Max’s Kansas City兌現支票。相信我，我不是唯一一個工資很低的人。在那裡工作的每個人薪水都很少。
我必須每天五點鐘回家，因為父母要我回去，Andy對此很注意。直到我在那裡的最後一年，也就是1967年，父母才允許我出去參加晚間活動。這點特別遺憾，因為很多事情都在晚上發生。但你也知道，13歲的我接觸到了許多可能不該接觸的東西——人們會嗑藥、抽大麻——但是我並不認為因此受到了什麼負面影響。
Andy and Jean Michel
在當時，同性戀仍然是違法的。因此，Andy十分迴避這個問題，直到多年之後才出櫃。但是在這座對同性戀者不是很友善的城市裡，‘工廠’是同性戀的好去處。有時我會給他打電話，問他在做什麼，他會開玩笑講葷段子。我記得‘工廠’對面有一家基督教青年會，大家都會過去看那裡的人鍛鍊。我年紀大一些之後，Andy試圖勸我不要和女人交往，但是這種事情不會發生。
關於Andy，我想說的是：他是一個有魔力的人，是像彼得潘一樣的人物，人人都愛他。他非常脆弱，我很難相信後來一些對於他喜歡擺佈別人的控訴。但是我要說，如果他確定不喜歡你，那你就被凍起來了。他甚至什麼都不必說，你就是會覺得自己不受歡迎。在我們真正瞭解搖滾明星之前，他就像搖滾明星一樣——穿著靴子、皮衣、工裝、麂皮或牛仔夾克，戴著太陽鏡。他穿古著比其他任何人都要早，穿出了自成一派的休閒時尚風格，看上去就像剛從床上跳起來一樣。在我眼中，他是最酷的傢伙，而且他什麼人都認識。當我遇見他時他38歲，但是你會以為他才20多歲。他是最可愛、最和藹的人，發自內心地對富有創造力的人感興趣，會給每一個人機會。”
Dazed Digital
英文原文: Amelia Abraham
翻譯: 楊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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