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部与我们的阅读习惯有些违拗的小说。
小说塑造了形形色色的人物，但很难找到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主角：马车夫王春申不是，妓女翟芳桂不是，做点心的于晴秀不是，太监翟役生不是，富商傅百川不是，医学博士伍连德也不是。但是，这些在鼠疫过后最终活下来的人们，又汇聚成新的生存群体，迎接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如果从这个角度看，小说的主角是整个傅家甸的社会生态。
故事发生在一百年前东北一个叫傅家甸的城市里。我们发现，鼠疫之前的傅家甸生态，其实就是一个极具典型意义的病态社会：充斥着病态的家庭。内部关系龌龊的王春申的家庭，道德沦丧的翟芳桂的家庭，温情丢失的傅百川的家庭，名誉脆弱的卖糖人陈雪卿的家庭，残缺不全的孝子秦八碗的家庭，表面最和谐实则也暗流涌动的于晴秀的家庭——这些病态家庭正是傅家甸社会的细胞。
当我们看到这种描摹得细致入微的病态时，有愤怒，有厌恶，有叹惋，更有心痛，心痛于生活在这种状态之中的人们表现出来的那种隐忍和满足。这也许正是作者的用意所在，旨在让读者积聚一种情绪，一种渴望有外力来搅动死水的情绪。
结果，鼠疫来了。在作者的笔下，鼠疫不仅成为了搅动死水的一根棍棒，更成为了整个病态社会覆灭的一只推手。
由于鼠疫流行，从朝廷到地方，从官绅到百姓，从外国人到中国人，都在经历着一场的严峻考验，有肉体层面的，更有精神层面的。我们感到，鼠疫与其说是一场剥夺生命的灾难，不如说更像是一场摧枯拉朽的暴力变革，是一场以毒攻毒的斗争。
作者是这样设计的：在鼠疫流行的岁月里，有的人恐惧，有的人坦然；有的人欢欣，有的人麻木；有的人吝啬，有的人好施；有的人残喘苟活，有的人慷慨赴死，直至医官伍连德防疫成功，最终，尘归尘，土归土，鼠疫过后，一切都重新洗牌——曾经的苦难者如翟芳桂在辗转中获得了幸福；曾经的敌对者如王春申和翟役生一笑泯恩仇；
曾经的暗恋者如于晴秀和傅百川得到了精神的慰藉；曾经的感情赤贫者如王春申有了情感的升华，更为重要的是，一个旧的腐朽的时代——庚戌年——已经落幕，一个崭新的时代——辛亥年——正在走来。
阿尔贝·加缪的《鼠疫》告诉读者一个事实：“鼠疫，这就是生活。”
迟子建的《白雪乌鸦》似乎也在告诉读者一个事实：“鼠疫，就是变革。”
迟子建曾说：“在《白雪乌鸦》中，我并不想要塑造一个英雄式的人物，虽然伍连德确实是个力挽狂澜的英雄。我想要展现的，是鼠疫突袭时，人们的日常生活状态。也就是说，我要拨开那累累白骨，探寻深处哪怕磷火般的微光，将那缕死亡阴影笼罩下的生机，勾勒出来。”出道以来，作者不断深入底层书写，可她没有沉溺于荒诞的民间叙事。迟子建笔下沉痛的部分虽偶露锋芒，但更多是沉淀平实的积极情感。大概她所见的善、恶、爱、恨，从本质角度出发，不分孰高孰低，都属于对人性深渊的窥探，都是普通人的状态，这种诚实囊括着巨大的张力。郭宏安老师谈《鼠疫》的一番见解可在此援引：“勇气是一种勇气，但我们知道，普通人的勇气在为了生命和正义而斗争的时候可以产生出多么惊人的力量”，“老老实实的见证和平平常常的思考，然而深刻的哲理恰恰蕴藏在这里，真理就在人们生活的大地上，就在人们每日的烦恼和欢乐中。”扎根泥土的迟子建，是否也属于不断趋近真理的一员？不过，谦恭求实的人又该如何“承认”一种永恒伟大的价值？他唯有继续默默前行。
当王春申沿着谢尼科娃生前常走的路线，抚摸她用过的每一个门把手时，逝者和生者没有哪一个是无辜、善忘的，他从这些坏掉的时间中看见了谢尼科娃的模样，而我们各自则挂念起浮现心头的脸庞。一张一张倒放的面孔，就好像历史长河所泛起的每一滴平凡、渺小的水滴，共有着交叠的情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