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部與我們的閱讀習慣有些違拗的小說。
小說塑造了形形色色的人物，但很難找到一個嚴格意義上的主角：馬車伕王春申不是，妓女翟芳桂不是，做點心的于晴秀不是，太監翟役生不是，富商傅百川不是，醫學博士伍連德也不是。但是，這些在鼠疫過後最終活下來的人們，又匯聚成新的生存群體，迎接著一個新時代的到來。如果從這個角度看，小說的主角是整個傅家甸的社會生態。
故事發生在一百年前東北一個叫傅家甸的城市裡。我們發現，鼠疫之前的傅家甸生態，其實就是一個極具典型意義的病態社會：充斥著病態的家庭。內部關係齷齪的王春申的家庭，道德淪喪的翟芳桂的家庭，溫情丟失的傅百川的家庭，名譽脆弱的賣糖人陳雪卿的家庭，殘缺不全的孝子秦八碗的家庭，表面最和諧實則也暗流湧動的于晴秀的家庭——這些病態家庭正是傅家甸社會的細胞。
當我們看到這種描摹得細緻入微的病態時，有憤怒，有厭惡，有嘆惋，更有心痛，心痛於生活在這種狀態之中的人們表現出來的那種隱忍和滿足。這也許正是作者的用意所在，旨在讓讀者積聚一種情緒，一種渴望有外力來攪動死水的情緒。
結果，鼠疫來了。在作者的筆下，鼠疫不僅成為了攪動死水的一根棍棒，更成為了整個病態社會覆滅的一隻推手。
由於鼠疫流行，從朝廷到地方，從官紳到百姓，從外國人到中國人，都在經歷著一場的嚴峻考驗，有肉體層面的，更有精神層面的。我們感到，鼠疫與其說是一場剝奪生命的災難，不如說更像是一場摧枯拉朽的暴力變革，是一場以毒攻毒的鬥爭。
作者是這樣設計的：在鼠疫流行的歲月裡，有的人恐懼，有的人坦然；有的人歡欣，有的人麻木；有的人吝嗇，有的人好施；有的人殘喘苟活，有的人慷慨赴死，直至醫官伍連德防疫成功，最終，塵歸塵，土歸土，鼠疫過後，一切都重新洗牌——曾經的苦難者如翟芳桂在輾轉中獲得了幸福；曾經的敵對者如王春申和翟役生一笑泯恩仇；
曾經的暗戀者如於晴秀和傅百川得到了精神的慰藉；曾經的感情赤貧者如王春申有了情感的昇華，更為重要的是，一箇舊的腐朽的時代——庚戌年——已經落幕，一個嶄新的時代——辛亥年——正在走來。
阿爾貝·加繆的《鼠疫》告訴讀者一個事實：“鼠疫，這就是生活。”
遲子建的《白雪烏鴉》似乎也在告訴讀者一個事實：“鼠疫，就是變革。”
遲子建曾說：“在《白雪烏鴉》中，我並不想要塑造一個英雄式的人物，雖然伍連德確實是個力挽狂瀾的英雄。我想要展現的，是鼠疫突襲時，人們的日常生活狀態。也就是說，我要撥開那累累白骨，探尋深處哪怕磷火般的微光，將那縷死亡陰影籠罩下的生機，勾勒出來。”出道以來，作者不斷深入底層書寫，可她沒有沉溺於荒誕的民間敘事。遲子建筆下沉痛的部分雖偶露鋒芒，但更多是沉澱平實的積極情感。大概她所見的善、惡、愛、恨，從本質角度出發，不分孰高孰低，都屬於對人性深淵的窺探，都是普通人的狀態，這種誠實囊括著巨大的張力。郭宏安老師談《鼠疫》的一番見解可在此援引：“勇氣是一種勇氣，但我們知道，普通人的勇氣在為了生命和正義而鬥爭的時候可以產生出多麼驚人的力量”，“老老實實的見證和平平常常的思考，然而深刻的哲理恰恰蘊藏在這裡，真理就在人們生活的大地上，就在人們每日的煩惱和歡樂中。”紮根泥土的遲子建，是否也屬於不斷趨近真理的一員？不過，謙恭求實的人又該如何“承認”一種永恆偉大的價值？他唯有繼續默默前行。
當王春申沿著謝尼科娃生前常走的路線，撫摸她用過的每一個門把手時，逝者和生者沒有哪一個是無辜、善忘的，他從這些壞掉的時間中看見了謝尼科娃的模樣，而我們各自則掛念起浮現心頭的臉龐。一張一張倒放的面孔，就好像歷史長河所泛起的每一滴平凡、渺小的水滴，共有著交疊的情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