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離期間的思考
李世華 往事如煙乎
由於這次新冠，我經過了數月的隔離：不準外出，不準聚會……我選擇了被准許的：思考和寫作。下面是我思考的片言隻語。
01
國際疫情。
不要渲染鄰國的不幸，因為這不能增加我們自己的幸運感。也不要譏諷鄰國應對的無能，因為這不能取代我們自身的反思。
02
世界衛生組織感謝中國，是因為我們給世界留下了時間窗口。春節以來，我們確實盡力了。
似乎所有人都在感謝武漢。請媒體注意：那些感謝的話語中，滿含悲憫。
03
災難面前，有兩種官員值得討論，第一種是肯作為、但是做錯了的幹部，第二種是不作為、只“會做官”的幹部。
對前者，無妨以觀後效，對後者，倒是不能寬恕。
04
湖北，調整統計口徑後，一天跳增確診人數一萬多例。但很多人說：這是真實數據，反而讓人放心了。
說真話，能維護穩定。
05
三百名記者雲集武漢，一些敏感的民生問題，竟然還需要方方這樣一個作家來閉門記事。可是，這些記者一定很優秀，才會被派往疫區吧？
06
世衛官員很鄭重地說：迄今，我們認為只有一種藥物是真正可能有效的，那就是瑞德昔韋。原文是：There is onlyone drug right now we think that may have real effiiacy and that is remdesivir.
他的意思是，應該優先上馬那些可能更快挽救生命的研究項目。
但這句話在一些中文新聞稿中被“漏掉”了。這是國之大忌，也是新聞倫理之大忌。
07
疫情期間，一口氣上馬了兩百多項新冠臨床試驗，一些西藥試驗設計，既沒有堅持隨機、對照，也沒有使用盲法評價。
還有一些藥品，僅僅基於體外實驗就被推向受眾、推向患者。甚至，連“同情用藥”的性質也不作說明。
人命關天。公眾病急心切，可以理解，但是——科學家要有科學家的樣子，記者要有記者的樣子。
08
前些天，可能是“扔下就跑”新聞讀的多了，午睡時，一位博士生跑來，扔下厚厚的一本畢業論文，轉身就跑。
不等網民提示，我立即就驚醒了。
09
“疫情上報第一人”張繼先大夫被推薦為全國勞模了。
李大夫的結論也快出來了吧？
10
1942年，霍夫蘭應召率領主要由心理學家組成的專家小組赴華盛頓，研究戰爭宣傳與美軍士氣的問題。其中，關於論辯時是講一面之辭還是兩面都說，實驗表明：與“一面提示”相比，“兩面提示”對高文化水平的群體有更好的說服效果。
這是新聞學專業本科生一年級所學的內容。
11
文學界不是隻有方方在言說，方方的講述真誠而日常，所以是最能被我們看見的部分。
但我始終覺得，那些沉默的知識階層，他們的沉默是另一聲驚雷。
12
我對順豐小哥汪勇這樣了不起的普通人感到敬畏。
摩頂放踵，寬宏堅毅，這是多好的人民。希望將來能有人拍一部電影：《公民汪勇》。
13
長江日報。
我們無妨自問：設若易地而處，自己正在其位，在哪些地方可能超越長江日報，在哪些地方一定和長江日報一樣？為什麼？
14
昨天我對同學們說：國難來臨時，你們可否重思一下各自的愛豆（偶像），他們是什麼人，他們為國家和人民做了什麼，他們對你一生的價值何在？
是時候了，反思一代人的偶像觀。
是時候了，反思一個時代。
15
希望國家能為疾控醫療設立“伍連德獎”。——雖然科技進步多矣，但此次疫情治理的前期，與百年前伍連德的那一次國家疾控相比，無論是尊重專家、信息透明，還是處置及時，我們其實都還有所不如。
在本質上，決定成敗的，還是人和觀念。
16
朱學勤說：“我懷念魯迅，有我對自己的厭惡，常有一種苟活倖存的恥辱。日常生活的塵埃，每天都在有效地覆蓋著恥辱，越積越厚，足以使你遺忘它們的存在。只有讀到魯迅，才會想到文字的基本功能是挽救一個民族的記憶......”閻連科說：“經此疫劫，讓我們成為有記性的人。”記憶從不滅絕，歷史自在人心。
17
早起，研究了一下“司馬3忌”其人其事，原來，這樣的政治角色不僅是真實存在，且屬於應運而生——甚至，我們身邊就有。但真正的問題是：這樣的“人物”為什麼會混得風生水起？
18
在這場疫情裡，我們看到了極少數人的惡，少數人的英勇，多數人的善良與無助。所謂災難，大概就是這樣的故事：少數人以自己的英勇犧牲，慰藉著大多數人的善良——並救援著他們因極少數人的惡而導致的無助。
19
無分寸地黑中醫，與無上限地神話中醫，效果是一樣的。在本質上，這是同一種思維方式。有一份證據說一分話。過度“概化”一個具體結論，或違反邏輯地攻訐，或以政治、道德、歷史取代科學，都會讓人看不起。
20
讀《紅袖章們的春天》。紅袖章的某些表現，源自五十年前，但五十年前源自什麼，作者沒有寫。
21
無關乎詞藻，也無關乎作者。
當我們審辯“山川異域 風月同天”與官樣套話的差別時，會發現，所謂“雅語”，在當下的根本意義，並不是“風雅”或“修辭”，而是它背後的文化象徵、社會情境，更遠一點說，是價值體系和政治觀念。
22
感動而不反思，一定會有更悲壯的下一次。
23
我們的下一代，還將生活在這片土地上，不是嗎？
很久以後，他們一定會問我們：那時，你們真的努力過嗎？
24
魯迅說：“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幹的人，有拼命硬幹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捨身求法的人”。
不要忘記，武漢的天空上，閃耀過這些群星，它們一一對應著魯迅筆下的人。
更不要忘記，那些成為代價而犧牲的人。
25
鍾南山院士說：“新冠肺炎12月31日就已經明確，1月3日已經分離出病毒毒株，1月7日給了聯合國，但我們仍然沒有發佈。我們CDC（疾控中心）的地位太低了。”
他的話裡，一定有關於權力的痛楚。在美國，應對新發疫情的決策，是由衛生與公共服務部和疾控中心共同做出的。
在科學未受尊重之前，我們還將為憂患而生。
26
一位老師曾說過：無論環境如何變遷，無論技術如何侵入，無論世風如何不古，真正的新聞業仍將是“純正的知識分子行業”，整個中國仍然對“一切為了人”的新聞人充滿期待。
原本，在文化傳統裡，“知識分子”（intellectual）的三大來源是學者、作家藝術家、新聞記者。而在這凜冽的寒風裡，只有新聞界，還能不絕如縷地貢獻知識分子。
27
看了《人民需要什麼，就轉產什麼》。
醫療物資緊缺，一批中央企業從零開始，以戰時模式，緊急轉產熔噴布、防護服，不計代價，不顧一切。
這些年，很多央企的口碑不算好，在社交媒體上，就連讚美它們都有風險。但我要誠實地說：我喜歡它們現在的樣子。
28
李文亮醫生去世，好像很久了，但人們從未忘記過他。
他七年前發佈的微博“朋友們，從今天起你們也許就聯繫不到我了，因為我要去拯救地球了”，評論區猶在更新。
無數人像是打卡一樣，早上來問一聲“早上好啊，李醫生”，晚上說一句“晚安啊，李醫生”，輕聲慢語，平平易易。
有人跟他聊天氣：“今天我們這兒陰天，你一切都好呀？”有人向他報告疫情：“疫情在慢慢好轉哦。”
孩子們跟他談中考，談爸媽的爭吵，談數學太難了，年輕人跟他談工作，談嫁娶，還告訴他：“雞鳴寺的櫻花開了”。
他的同事留言說：“老李，早點回來，要早點回來啊。”
千言萬語成凝噎，誰當此刻作尋常？
一個人，活在別人的記憶裡，活在人們無盡的淚水裡，他就不會真的死去。
昨天我催問關於李大夫的調查結論。其實，李大夫現在已經不害怕了，也不需要結論了。
而我們，也不需要結論了，因為在我們心裡，早已經有結論了。
真正需要這個結論的，是需要做這個結論的人。
29
昨天，一位名叫羅啟培的鎮長殉職了，四十二歲。此前，他三十三天沒回家了。
這位羅鎮長，如果他不去世，也許不會有外人知道他。如今以身殉職，頭條也不會是他，將來的國家紀念碑上，也未必有他。
還沒有一位高官因抗疫而殉職。而我們，離不開這些辛勞的鎮長、村長。
30
王志綱在《鄧公的遺產》裡說：鄧公的遺產已經深入我們的骨髓，指引著我們的前進，只要我們尊重人性、尊重常識、順應規律、實事求是，不犯顛覆式的錯誤，中國的崛起是擋都擋不住的。
他說的是，“只要”。
31
醫護人員馳援武漢，拋家別子，以身赴險。周曉虹教授寫道：“吳地懸壺盡入楚，從此白衣做戰袍。”
一些地區出臺了前線醫護人員子女初高中入學相關優惠政策，就有人評論說：“請停止加分，別拿公平當人情，別慷教育之慨。”
此事並無裁判，不過，羅爾斯的正義觀可作參考。
《正義論》裡說，應該設置一道判斷意義上的無知之幕（the veil of ignorance），儘量屏蔽那些會影響人們締結契約的各種特殊信息，以確保無人能設計有利於自身的規則。這樣一來，正義原則就是一種公平契約的結果。
簡言之，在這個案例中，只有當評論者不知道自己可能會是救險醫生、還是旁觀者或其他家長時，他的判斷才值得參考。
如果你是一位烈士的遺孤，你的父母會在天上看著世人。
如果你還是覺得費解，有一句淺近的告誡：將心比心，才有公心。
32
順便說一下湖南妹子田芳芳。
她是第一批請戰馳援的護士，正在武漢支援方艙醫院。有一天，她在紙上寫下“希望國家給我分配一個男朋友”，照了相，還公佈了擇偶標準。
看她笑嘻嘻的，此舉也許不算一本正經。而國家，也並不欠她一個男朋友。
想起1951年的這個時候，魏巍從朝鮮採風歸來，飽含著淚水，寫下了《誰是最可愛的人》。女青年表白志願軍的書信，也像雪片一樣飛向保家衛國的前線。
今天，也許已經沒有多少作家肯蘸著淚水寫前線了。他們寧願寫民國，寫大清，寫玄幻，寫小資，寫宮鬥，寫天下太平。
而2020年，也已不復有1951年的愛情。
33
讀《我不敢看醫生的朋友圈》。在那些慷慨西去的故事裡，有“吾已許國，再難許卿”，還有“媽媽一心想保護的人，要去保護別人了”。
《新聞調查》原製片人張潔老師傷感地寫道：“方憾此生未學醫，疫來只能刷手機。”
一位教授留了言給他：“惟願此心能醫國，不教後世長太息。”
34
胡舒立說：媒體服從公共利益；媒體必須報道事實；媒體的價值標準是：自由、平等、公正、法治。
她前面的話，都在教科書上，後面這八個字，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主要內容。
所以，對其他媒體人而言，這不是什麼認知問題。甚至，也不是什麼能力問題。
財新，財經，中青，北青，人物，新京……也大致如此。
所以，新聞人，請不要回避這個結論：
是勇氣。
35
陶勇醒過來了。
這位被醫鬧砍得血肉模糊的優秀眼科醫生，經過七個小時的全麻手術，醒來後，從容地說：
“最近一兩年我漸漸意識到醫學不完全是給人治病。人其實是整個環境、整個大自然、整個宇宙中的一份子。”
“如果我不停地把自己陷入到仇恨中去，繞不出來，甚至去報復他人和社會，那我就變成了第二個他，那就是傳染病。如果我還是這種水平的大夫的話，我會認為自己不夠優秀。”
我希望我們的某些國人，也能像陶醫生這樣，面對異域同天的世界，不必動輒懷恨在心。
我希望我們這個國家，能像陶醫生這樣，襟懷坦蕩，內心光明，擁有“近者悅，遠者來”的人格力量。
仇恨中無救贖，唯仁愛能自信。
36
現在總結中國經驗，還太早。
疫情尚未大定，逝者尚未安息，責任尚未釐清。比之於自我肯定，我們更需要的是自省。
以下五個問題是遲早要回答的：我們的治理理念有沒有問題？決策機制有沒有問題？信息發佈制度有沒有問題？官場作風有沒有問題？疾控醫療體系有沒有問題？
自省，不是為了所謂“批評或自我批評”，更不是要找人“背鍋”，而是為了——避免“下一次”。
既然十七年前的教訓我們都沒能認真汲取，那麼，如何才能消除所有人對下一次的恐懼？
庚子大疫，舉國奮爭，英雄輩出，人民可歌可泣。
如果沒有自省，一切偉大的犧牲都會失去意義。
37
此時，我們覆盤過去的兩個月，已經晚了，而且太不合時宜。
最優選擇，自然是有人高瞻遠矚。事後諸葛亮，無法解決歷史的問題。
但是，如果做不到先知先覺，次優選擇正是後知後覺。而社會管理的真正風險是：人，常常會以不知不覺來回避理性的拷問——
一線醫院發現疫情後，真的不能使用網絡直報系統嗎？
專家組抵達武漢後，真的無法掌握人傳人的疫情實況嗎？
疫情信息洩露後，有關部門真的要優先解決洩露信息的人嗎？
為了政治儀式，武漢市真的要隱瞞新增病例嗎？
人人都不肯承擔責任，真的只有鍾南山才有資格向公眾報告實情嗎？
武漢疫情日烈，管理者真的不能提前預判醫療資源的大匱乏嗎？
當疫情與恐慌同步蔓延時，真的只有封城才是最佳選擇嗎？
封城之後，真的不能將確診的病人向其他醫療資源閒置省份妥善分流嗎？
……
武漢的抗疫史，也許很快會成為過去，而過去兩個月的歷史，也早已無法假設。
但不知為什麼，面對著“武漢的九百萬種心碎”，夜夜夜夜，我們的心頭會反覆響起一個幽茫的聲音：
如果……
38
這兩天，在《不合時宜的思考》和續篇裡湧入了大量留言，大多數是熱情的肯定、理性的討論，但也有一些罵街。
小編費凡說：“老師，可能是我修行不太夠吧，今天看到後臺很多留言，覺得生氣與心寒。”
她說：“這會又重讀了一遍《微博掐架系列》、《我們網民》、《我們就是那少數人》幾篇，感覺心結已經解開了。”
她說：“老師說我們要保持熱切，同時保持警覺，我想對於那些暴烈和盲動，也需葆有自我而不可投誠。中國的媒介環境道阻且長，我們要一路堅守信念，行而不輟。”
我同意她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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