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体流行病学调查对个体和家庭、单位、社会都是件大好事，大家应该积极配合和推动。”3月11日，中国工程院副院长、呼吸与危重症医学专家王辰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如此公开呼吁。
国内疫情已渐趋平稳之时为何要做抗体流行病学调查？
一名免疫学家告诉南都，通过血清抗体检测，既可以判断人群的抗新冠病毒抗体情况，判断是否存在群体免疫力；也可以判断人群中是否存在感染。
2020年3月18日，湖北武汉。
相隔1000多公里的患者
位于美国亚特兰大的美国疾控中心P3实验室中，研究人员们正在对124人的血清样本做检测。这批样本收集自约旦扎尔卡市，一座寓意“蓝色”的城市。2014年，这次研究结果对外发表，补上了MERS疫情爆发初期的一块关键拼图。
回到2012年6月13日，沙特的一家私立医院收到了一名患有严重呼吸系统感染症状的60岁沙特男性。入院不久，患者就发展为急性肺炎和肾衰竭，11天后不幸离世。
在这家医院工作的埃及病毒学家扎基随后与荷兰的实验室合作分离出了一种此前未发现的冠状病毒，MERS自此走入人类视野。但事实上，在沙特首次发现的毒株，并非来自MERS的“0号患者”。
就在2个多月前，一千多公里外的扎尔卡市，一家公立医院的ICU病房内曾出现急性呼吸系统疾病爆发，12名患者中有10名为医护人员，其中1名护士和1名患者因此逝世。但在当时，研究者并未找到疾病爆发的原因。
10月，约旦卫生部门决定重新检测这几名患者的样本，在两名逝者的肺泡灌洗液样本中，研究者们重新检测到MERS病毒。MERS最早的爆发时间和地点得以明确。
不过，仅靠这两例患者无法明确疾病在当地的流行情况。2013年5月，研究者们回到扎尔卡，收集了医护人员、当时因发烧干咳入院的患者，以及有相关接触家属的血清样本。
此时距那次聚集性疫情已经过去1年了。在亚特兰大的实验室里，研究人员们通过一种新开发的血清学分析技术，对样本做了MERS病毒的“抗体检测”。
结果显示，除了最初报告的2例外，另有7人抗体检测阳性，这意味着他们曾被感染MERS病毒。
以核酸和抗体流调做防控依据
为何时隔一年仍能找到曾经感染过MERS病毒的人呢？这与抗体检测的特性有关。临床上检测患者是否感染某种病毒时，一般有病毒核酸检测和抗体检测两种方法。
患者被感染后，病毒不断在体内复制，免疫系统会产生免疫反应和特异性抗体来杀伤和清除病毒。通常来说，抗体会在患者体内存在数月到数年不等，以应对病毒的下次入侵。
也就是说，病毒核酸检测更像是直接“抓”到病毒的本体，以确定患者感染了某种病毒。而抗体检测则是通过人体的免疫反应，继而捕捉到病毒存在的信号。由于抗体会在康复者的体内保持一段时间，这就给通过抗体做流行病学调查打下了基础。可以此摸清到底多少人曾被感染。
回到今天的新冠肺炎疫情。3月11日，中国工程院副院长、呼吸与危重症医学专家王辰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表示，开展核酸与血清抗体流行病学调查是当前的一项关键任务，急需落实。
“目前我们对新冠病毒的传播与致病规律还远未深入掌握，而核酸与血清抗体流行病学调查是把握这一疾病流行规律的最关键科学证据，是对进一步防控措施作出科学决策的最重要依据。”他说。
一名免疫学专家向南都解释，通过血清抗体检测，既可以判断人群的抗新冠病毒抗体情况，判断是否存在群体免疫力；也可以判断人群中是否存在感染。
群体免疫指，当人群中有足够多的人产生抗体时，就能在一定程度上阻断病毒的传播。他表示，基于抗体的流行病学调查，可帮助调整管控措施，对群体免疫力高的地区，可以适当降低管控。通过比较不同地区的抗体水平，也有助于找到疾病的源头。
抗体流调如何溯源？
由于种种原因，武汉失去了防控新冠病毒的最佳窗口。疫情爆发前病毒已在武汉市内大范围传播。封城初期患者求医无门造成大量院内感染，亦出现不少家庭内部传染。
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生物医学学院教授、分子病毒学家金冬雁告诉南都，因为新冠病毒轻症多、传播力高，武汉的实际感染人数尚是未知。
世卫组织公布的数据显示，新冠肺炎约80%是轻症。轻症患者可能不会就医，作为一种自限性疾病，患者也有可能自愈。新冠肺炎患者中也有不少无症状患者，其中大多数人病毒量非常少、传染性也较弱。但也有一部分无症状患者和潜伏期末期的患者排毒量比较大，“这些人是最危险的。”
也正因如此，金冬雁建议，武汉应当尽快摸清实际感染人数，并以此明确无症状者、低症状患者的排毒量、传染特性。
“现在就要靠武汉把这个工作做细，几百万人做不过来就做几千人，把情况摸清楚，对其他省市、其他国家的防控都是特别大的贡献。”他说。
王辰也表示，通过观察并在今后动态观察病毒在人群中的流行与免疫状态，得知其传播与发病规律，据以制定防控方略。
对于这项任务，抗体流调有其优势。据前述免疫学家介绍，一般来说，同一时间内一个地区抗体阳性率越高，说明这个病原体在这个地区感染的人越多，流行的时间可能就越长。流行时间越长的地区，可能是源头或者传染来源的机会就越大。
同时，由于抗体检测需要采血后检测血液样本，较之咽拭子取样质量也比较稳定。
咽拭子取样是对新冠病毒做核酸检测的取样方法，样本来自患者的上呼吸道区域，对取样人员的技术和熟练度要求较高。此前有患者出现核酸检测“假阴性”，其中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取样不规范。
新加坡已通过抗体检测找到“漏诊”患者
在国外已有通过抗体检测找到潜在新冠病毒感染者的案例。2月25日，新加坡政府公布了“漏诊”的1例患者。
据介绍，这名患者1月23日出现症状，曾去医院求医。2月18日，她做过一次核酸检测，但检测结果为阴性。直到2月末做了抗体检测后，新加坡政府才发现这名漏诊的患者。
国家卫健委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七版）》也明确，新冠病毒特异性IgM抗体多在发病3-5天后出现阳性，IgG抗体滴度在恢复期较急性期有4倍及以上的增高。这些指标都给寻找患者立下标靶。
事实上，在这次疫情之前，抗体检测也被多次用于大范围的流行病学调查。
例如，被媒体称为“中国第一病”的乙肝，在疫苗发明和大面积使用前，曾让不少人谈肝色变。1992年，中国开展了建国后最大规模的全人群乙肝血清流行病学调查。
调查结果显示，当时的1-29岁人群中，乙肝病毒携带率（表面抗原阳性率）为9.75%—远高于8%，符合世卫组织定义的“高感染区”。
据丁香医生旗下的“偶尔治愈”梳理，1992年，中国将乙肝疫苗纳入免疫规划管理，但不强制接种且需家庭自费。2002年，乙肝疫苗正式纳入免疫规划；2005年纳入国家一类疫苗，全部免费接种。
“因为疫苗的接种，从1992～2014 年，全国有约9000万人因预防接种策略而免受乙肝病毒感染，减少了近2400万乙肝病毒表面抗原携带者，减少肝硬化、肝癌等引起的死亡430万。”前述报道写道。
2014年，中国再一次开展全国肝炎血清流行病学调查中，5 岁以下儿童的携带率已经降到了0.32%。
抗体流调也不仅用于人类。联合国粮农组织出版的《非洲猪瘟: 发现与诊断》一书就提到，对猪做非洲猪瘟的抗体检测，因技术简便、低成本和无需特殊仪器设备，而称为最常用的检测技术。
呼吁抗体流调
中国目前也有对新冠病毒做抗体流调的必要试剂。截至3月16日，国家药监局已应急审批通过8种抗体检测试剂盒，可检测IgM和IgG抗体等
据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医学院讲席教授程京介绍，已获批的抗体检测产品中既有试纸条，也有全自动检测试剂，一个小时可检测200个患者标本。
王辰表示，传染病有效防控的根本要求就是要摸清疾病规律、公开透明，让大家知道疾病、疫情是什么状况，到什么程度了，整个社会据之采取从个体到群体的协同行动，这样才能有效地医治疾病，控制传播。
他强调，如果通过调查能够发现一些带毒者、隐性感染者、慢性感染者的话，对他本人、家庭、所在单位和社区，乃至当前疫情防控工作都有至为重要的意义，可据以采取对应措施。
“我呼吁，要形成社会共识：抗体流行病学调查对个体和家庭、单位、社会都是件大好事，大家应该积极配合和推动。”他说。
采写：南都记者 宋承翰 发自北京
閱讀更多 南方都市報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