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田濤 華為國際諮詢委員會顧問
來源：正和島（ID：zhenghedao）
第二部分
科學與宗教的分離與分立（18世紀到19世紀）
“世界應該是數學的，而不應該是神的”
15世紀到17世界的200年左右，一批偉大的自然哲學家（科學家與哲學家為主體）建造了宏偉的知識殿堂，“牛頓是殿堂的頂峰”，直至今日的人類，“每個人的體內都居住著一小部分牛頓的靈魂”。
牛頓每天工作18小時，每週工作7天、100小時以上。他發明了微積分，但他也認為在耶路撒冷那座遺失的所羅門王殿的平面圖上包含世界毀滅的數字啟示。他研究作用力和運動定律，某種意義上是在研究上帝，並維護全能和仁慈的上帝的威嚴。他對科學的熱忱其實是另一形式的宗教熱忱。
然而，在那個時代，另有一個特立獨行的人：伽利略。他認為，宇宙並不是一幅由神學象徵組成的巨幅畫布，而是由簡單精確的幾何學和數學語言組成的。這在他所生存的年代絕對是離經叛道的觀點。所以羅馬教會審判他，要判他死刑。好在他背後的老大是美第奇家族，他才得以活命。而牛頓不僅做過鑄幣局官員，工資是大學教授的若干倍，並且成為英國皇家科學院的主席。這既是由於他的偉大的科學成就使然，名至實歸，也和他的正統宗教價值觀有關。
然而，18世紀前後，科學和宗教的世界都開始變得極端喧鬧起來。其實整個歐洲，從14世紀到18世紀的300年一直就像個沸騰的火山，持續在噴發著反叛的火苗，這就是14到16世紀發生於意大利的文藝復興運動（美第奇家族所在的弗洛倫薩是運動發源地和中心）、15世紀發生於德國的宗教改革運動，一直到18世紀的法國啟蒙運動。火苗演化成了火焰，火焰變成了火海。
啟蒙運動的特別之處，在於它對科學進步的欣賞，而這三大運動也都有一個共同指向：對挑戰舊教條的熱情，對絕對權威的否定，對人的自由個性、創造性的肯定，和對人的世俗慾望的認可。也有一個共同特徵：懷疑與思辯精神的滋長。
這種懷疑與思辦的氛圍最早萌發於宗教內部。堡壘最先是從內部攻破的，這句話絕對是真理。馬丁.路德就是教會內部人，也是最先向教會開炮的起義領袖。還有博洛尼大學、牛津、劍橋這些最早以培養神職人員為宗旨的大學，也都成為異端思想的溫床。人不能有知識，一有知識就會有自由思考的花蝴蝶亂飛，而且有知識的人不能扎堆兒，一紮堆兒，無數自由的花蝴蝶就會碰撞和爭論，結果幾千年來不變的“真理”就被抬上了批判的祭壇。
教會500年來一直希望用正統的思想統一人們的思維，但眼皮子底下的懷疑派、理性主義者卻最先造反了。英國皇家學會盡管以“恢復人類對自然的統治”為宗旨，但它的會訓中也埋了一顆雷：不要把任何人的話當作真理。很顯然“任何人”並不包括上帝，但懷疑之火最終一定會燒向“萬能的神”。因為科學是一切成見和權威的天敵。
倫納德.蒙洛迪諾在《思維簡史》中寫道：有一些僧侶試圖搞清楚從物質世界到精神世界的各種奧秘，並且喜歡聚在一起研究學問，他們可能有不少追隨者。前者成為教授，後者成為學生，這樣由師生共同形成的團體，就是大學的雛型。
這段話的含義可以引申出以下幾點：一是宗教、具體點說是教會孵化了大學，世俗的科學家、哲學家等的前身是僧侶或他們的弟子們；二是懷疑與思辨精神是大學的酵母菌；三是科學與科學家在思辨的酵母菌中開始獨立發育，並開枝散葉；四是大學成為科學技術研究的宿主和堡壘，一直至今。
極端弔詭的是，教會栽植的大學這棵知識之樹，結出的卻是“毒蘋果”。大學從傳播神學的搖籃變成了神的反叛者、“殺父者”，也成為了衛教者與叛教者激烈衝突的主戰場。最終，“神”在大學殿堂的迴音漸漸消逝了，取而代之的是科學和科學家。
1870年，牛津大學有一個權威的學術頒獎，獎項包含145種古典獎學金，而自然科學獎項只佔四個。但今天的牛津大學，估計大部分的學術獎項是頒給自然科學的。
1831年到1865年英國皇家科學促進會的會長有九任是牧師出身，但是到了1866年到1900年，沒有一位牧師擔任過會長。這是一個非常重大的變化，這種變化代表著科學和科學家終於走出了宗教的藩籬，從精神層面解放了。科學不再以印證和榮耀上帝為使命，不再是婢女和僕人，丫環不再是丫環，而是“我的命運我做主”。
“世界應該是數學的，而不應該是神的”，科學向上帝攤牌了。同樣是鐘錶，在神學家的眼中是上帝秩序的象徵，但在純粹的數學家看來，世界就像一塊鐘錶，它的運行機制受到數學規律的支配，而不是那隻“全能的上帝之手”。
科學技術所帶來的變革正在或多或少、或深或淺地動搖人類的信仰體系。
進化論，信仰王國的特洛伊木馬
1842年，一個叫查爾斯.羅伯特.達爾文（1809_1882）的人花了20年時間寫成了一本驚世駭俗的著作《物種起源》。30多年前我第一次讀《物種起源》基本讀不懂，20年前讀的似懂非懂，2019年春節期間再讀，讀得驚心動魄，什麼原因這裡不便明說。
達爾文是個典型的科學實證派。22歲劍橋大學一畢業，本來可以去當牧師或者當醫生，過安穩富足的日子，但他卻申請乘坐貝格爾號軍艦作了5年的環球航行。通過大量的自然觀察和對動植物、地質結構的採集和分析，以及若干年的實證研究之後，最後，達爾文向歐洲科學界投出了一枚重磅炸彈：萬物都是進化的產物。被這枚炸彈震暈了的不僅是生物界，而主要是教會和思想界。進化論像一匹特洛伊黑馬，突然從歐洲社會的腹部跳了出來，從根基上摧毀了人們迷之信之的神造萬物論和物種不變論的神話，西方腳下的思想土地地震了。
由此開始，一場“進化史詩”與“創世史詩”的馬拉松式的較量就一發不可收拾了，較量遠超出了生物學、宗教的領域，也波及到了人類學、哲學和社會學，乃至於政治學的領地。
再讀《物種起源》，我總結出了大約十個要點：
一是每一種生物都力求生活於任何它可以生存的地方。這講的是物種強大的生存力。無論在懸崖峭壁，還是潮溼黑暗的陰溝，還是黃沙無邊的荒漠，還是淤泥之中，還是地球上的任何角落，到處都可以看到生命的奇蹟；二是萬物都有擴張最大化的本能，也就是說擴張與繁衍是每一物種持續生存的前提。一旦擴張停止了，生命也隨之會終止；第三、每一生物都必須跟其它的生物競爭。要麼捕食別的物種，要麼被別的物種所捕食，因為生存地盤是有限的，生存資源是有限的，必須通過殘酷的競爭使自身的地盤最大化，資源壟斷化；第四、同一生物內部也充滿了競爭；
第五、不同生物或同一生物間的競爭到一定階段時，競爭的雙方如果久持不下，就會劃分地盤，劃疆而治，並在一定階段和平共處；第六、競爭的一方相對另一方，那怕是最輕微的優勢就是勝利。這種輕微優勢隨著時間會演進成絕對優勢；第七、一種生物的改進會引起其它生物的改進或滅絕。所以從一定意義上講，大自然中充滿了改革的軍備競賽，誰率先改進，誰改進的步伐快，誰改進的恰當，誰就會成為優先勝出者。唯有隨著其它生物改進的舞步不斷起舞，自身才能變得強壯，有力量與對手抗爭；第八、稀少便是滅絕的先兆。老虎很威猛，但它只是個體的強悍，缺乏群體的抱團合作與蓬勃生機。更重要的是，稀少物種可供遺傳選擇的基因池數量有限，可供淘汰的劣質基因短缺，優良基因就更稀少。種群基因內部缺少了競爭，種群就會瀕臨滅絕；第九、自然界裡無飛躍，物種必須以最短的、最緩慢的步伐前進，要奢於變化，又吝於革新；第十、那些類群最終能穩操勝券，無人能夠預言。因為有很多種群先前曾是極為廣泛發展的，但現在都滅絕了。
達爾文的“優勝劣汰”生物進化說一出籠，既搖撼了神學的聖壇，也被一些學者、政治家演譯、移植到了人類社會的競爭活動中，種族優越論、社會達爾文主義曾經在20世紀前後的西方一些國家甚囂塵上，以至於在希特勒時代達到頂峰。今天這種聲音表面上被壓制住了，但殘跡仍然未絕。而且，值得警惕的是，社會達爾主義的觀點雖然沒有了市場，但一些政治派別、一些商業勢力的行為卻帶有強烈的達爾文主義色彩。至於誰更像、什麼樣的力量更像，按照我上面提煉出的十條對號入座，就可以看的明明白白。
西方尤其是美國文明奉行的是實力決定論，這一點沒有錯。對於中國企業、對於華為來說，同樣必須靠實力說話，這包括技術實力、產品實力、管理實力、文化實力和領導力。有了強大的綜合實力，才能既不畏懼和逃避競爭，又能敢於和善於競爭，這不僅能贏得自身發展的生存空間，也會得到東西方同行的尊敬。當然這種競爭必須是良性的、合規的、合作的、開放的，而不是叢林法則的市場達爾文主義。
中國文化的中庸之道、合諧哲學也許對西方的競爭之道、黑白哲學是一種有益的對沖，這是作為一家中國企業華為的先天優勢。華為既要精於西方的“拳擊運動”，又要嫻熟於東方的陰陽八卦學說與太極術。
“scientist，一個粗俗的三音節詞”
達爾文，死後被安葬在倫敦的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牛頓是他的鄰居。牛頓通過他的運動數學定律理解上帝關於物理宇宙的計劃，成為印證和榮耀神的偉大的“上帝僕從”；達爾文在劍橋大學學的是神學專業，畢業後放棄做牧師，環遊世界的目的是企圖解釋上帝關於生命世界的計劃。但是，當他通過觀察和研究發現了生命的隨機性自然選擇的進化邏輯時，他的進化論學說便很難再與任何神聖設計的神學觀點和解。他向他曾經的陣營甩出了匕首。
遊覽威斯敏斯特大教堂時，我的大腦曾經冒出過疑惑：比鄰而居的牛頓與達爾文，他們二位一起在天堂，還是一起在地獄？
15世紀開啟的“拿證據”的運動，既造就了偉大的牛頓，也造就了偉大的達爾文。拿證據來！牛頓言之鑿鑿地說：朝天上看！上帝是萬能的造物主。達爾文則弱弱地說：看我的書吧，萬物是進化的產物。
教會、教義、經書，包括天下所有的信仰都經不起證據的折騰。宗教一旦被置於質疑、懷疑的風暴中，它便成了四面漏風的華貴而脆弱的“危房子”，19世紀及其之後的基督教正是這樣的“危房子”。
宗教與科學是完全不同的兩種話語體系，基督教卻企圖用科學語系解讀宗教世界，結果就把自身放置在了懷疑與批判的靶心，這應該是15世紀的宗教改革家們未必能意料到的結果。而猶太教則走了完全不同的道路。
質疑與證偽是科學技術研究的空氣與水，須臾不能離開。所以越是開放的環境，越是充滿思辯的空間，也越能誕生偉大的科學家與偉大的科學發現、技術發明。從這個意義上講，正是基督教內部的革命，新教對天主教的叛逆，也才為科學技術的發展既創造了寬鬆的氛圍，也提供了至為重要的動機。以進化論為例，一個無比離經叛道的學說，卻在新教昌盛的英國維多利亞時代成為最具統治力的思想主題。
新教革命發端於德國，落葉紮根於英國與荷蘭，及北歐諸國，最終在美國全面開花結果，並帶來了新教國家、尤其是美國的商業與科學技術的蓬勃發展，馬克斯.韋伯（1864_1920）對此有極為精闢的分析。
馬克斯.韋伯（1864_1920）
韋伯那一代人立足於兩個世界之間，因此能夠看到“過去”與“未來”的明顯分野。韋伯一方面說，勞動是一種特殊的驅動力，是上帝植入人類本能之中的那種“獨獨為取悅上帝”的內在驅動力（本人注：這和亞當從一個天真快樂的伊甸園主人向“面朝黃土背朝天”的勞動者的迴歸是一致的）。另一方面又指出，“科學是非宗教的，現在誰也不會從內心深處對此表示懷疑”。看似矛盾的兩段話有著深刻的內在聯繫：一頭連著過去，一頭預示著未來。一頭連著神聖使命，一頭連著世俗使命。
科學家的使命從新世紀開始，從天上掉到了地上，從榮耀上帝轉身為服務於人類的福祉。19世紀末的美國就代表著這樣的新世紀和新世界。
Scientist，科學家這個詞彙發明於美國，當它傳到大洋另一端的英國時，英國皇家科學促進會的語言學會主席居然發出了英國式的冷嘲諷：這是一個多麼粗俗的三音節詞！科學家現在很受人們尊重，可是各位，放在一百多年前，這個詞和這個職業屬於被嘲笑的對象。
現代科學經歷了三個重要的過程。第一是科學研究的從業者們從此有了新身份，叫科學家。在座的不管是科學家還是技術專家，在一百多年前，你們並非是一個獨立的職業角色。之前從事科學研究的人被歸類為哲學家，最多在前面加一個“自然”的冠詞而已，叫自然哲學家。第二，科學有了一套獨特的方法，它是非宗教的、非道德的。第三、劃定科學與宗教、與偽科學、與哲學的邊界。科學不再屬於哲學範疇，科學也不屬於宗教範疇。科學終於可以自立門戶，從宗教與哲學中分離出來了。
科學技術就像長期被圈養的野馬，一旦自由了，它就變得極其奔放和狂烈。不到200年，科技正在以不可抵擋之勢侵入人類社會的幾乎所有方面，包括宗教的領地。這是我們在最後部分要討論的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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