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早期阶段，长达四百年的王朝中曾经因为王莽篡逆而被裂解为西汉和东汉两个部分。随着东汉光武帝重新统一了中华大地，国家的统治中心也由西汉时期的关中长安，逐渐迁移到了地处天下之中的河南洛阳。为了确保东汉皇统的合法性，汉光武帝将“洛阳”之名改为“雒阳”，以顺应五德终始学说。在行政区划上，为了塑造雒阳的京畿地位，东汉政府从政策角度对于当时中国的行政区划做出了较大的改动，以河南尹取代了西汉京兆尹的地位。自此之后，关中长安的地位不断下降，渐渐成为了防范诸羌遏制西凉的桥头堡。而汉代也真正实现了统治中心的南移，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开始与西部地区拉开了差距。其具体的情况如何，且待在下慢慢道来。
由“洛阳”到“雒阳”，改变的不仅是名字
漫谈两汉的京畿变迁
汉朝最开始的首都是位居关中的栎阳，汉高祖在击败项羽之后被诸侯拥戴为皇帝，当时的国都就是在栎阳。栎阳早期是项羽分封给塞王司马欣的都城，刘邦击败司马欣后，于汉二年冬十一月“汉王还归，都栎阳，使诸将略地，拔陇西”。自此将汉国都城由原本的南郑迁移到了栎阳。南郑只是曾经做过汉王刘邦的国都，并没有作为过汉朝的首都存在。直到汉五年年末高祖才正式建都长安，从此开始了西汉在长安两百余年的统治。关于新都的选址，当时在朝廷内部还引发了一定的争议，有人建议效法东周建都雒阳，汉高祖在汉五年初还亲自前往雒阳考察。后来，戍卒娄敬向高祖进言说：
“陛下取天下与周异，而都雒阳，不便，不如入关，据秦之固。”
当时全国由于战火的影响，人口锐减，只有雒阳还算繁荣，拥有较多的人口户数。因而最初高祖也倾向于建都雒阳，借以尽快恢复国家元气。娄敬的建议是着眼于国家安全的角度，在国家郡国并行的背景下的确应该以国家安全为优先。关中的险要地形可以切实保护首都的安全，因而高祖选择建都长安。
西汉三辅京畿
建都长安后，西汉政府从行政区划上建立了以长安为核心的环状京畿地区，长安及周边地区设置为三辅进行管理，分别是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等三地。除此之外还有河东、河南、河内等三河之地作为准京畿地区发挥政治拱卫、经济支援的作用。到了西汉中后期，三辅地区的户口发展已经有了一定的规模。其中
“京兆尹：户十九万五千七百二，口六十八万二千四百六十八。县十二。
右扶风。户二十一万六千三百七十七，口八十三万六千七十，县二十一。
左冯翊。户二十三万五千一百一，口九十一万七千八百二十二。县二十四”
这样的区划布局确保了关中之地的绝对安全，也可以将京都之中原本的功能性建筑分流出去。比如在春秋战国时期，历代祖先的陵寝基本上都在国都之中或者国都远郊。到了汉代，历代皇帝的陵墓主要就是安厝在三辅之中，京兆尹中有两座帝陵，左冯翊中有三座，右扶风中有三座。国家也非常重视三辅长官的设置，三辅长官与其地名相同，官称“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位同九卿。此外还设置了京辅都尉、左辅都尉、右辅都尉负责维持地方上的治安。可以说西汉时期的京畿三辅是真正的天子脚下，首善之区。
王莽篡位之后依旧以长安作为首都，但是由于京畿的百姓深受汉朝政治文化的影响，所以在三辅地区爆发出了许多反对王莽的队伍。
东郡太守翟义起兵后，“三辅闻翟义起，自茂陵以西至二十三县盗贼并发，赵明、霍鸿等自称将军，攻烧官寺，杀右辅都尉及令，劫掠吏民，众十余万，火见未央宫前殿。”
赤眉绿林起义
王莽军在昆阳大败，有部分的原因就是帝国的核心爆发出了许多小规模的起义，肘腋之疾最终酿成心腹之患。而绿林军、赤眉军等大规模的地方武装也是以三辅长安作为战略目标，兵锋直指关中。王莽的新朝政权就是在起义军的战火之中，化为了灰烬。出于多重考虑的需要，汉光武帝重新统一全国之后，就开始将京城设置在了雒阳。
洛阳自东周之后数百年来的政治地位一直不算突出，西汉时期仅仅是作为河南郡的首府所在。西汉末年的各路政权中最初打算定都洛阳的实际是更始帝刘玄，当时刘秀是以司隶校尉的身份前往洛阳负责营造宫室和进行先期准备，以迎候更始帝的銮驾。但是随着赤眉军坐大，天下重新陷入了混乱之后，更始二年更始帝又将都城迁回到了长安。于是赤眉军主力便开始猛攻长安，刘秀也在这一过程中自立为皇帝，史称汉光武帝。光武帝建武元年九月，“赤眉入长安，更始奔高陵”。冬十月“癸丑，（光武帝）车驾入洛阳，幸南宫却非殿，遂定都焉”。自此之后，洛阳就成为了东汉的首都。在《后汉书》当中有这样的记载： “更始为天子，都雒阳，西入长安，败死。光武兴于河北，复都雒阳，居周地，除秽布新之象。”两代天子都定都雒阳，但是却成败逆转，祸福交替，令人感慨。
东汉洛阳及周边设置
东汉时期，从行政规划的角度确定了雒阳的地位。史书记载上所有的州郡都注明了距离洛阳的实际距离，这是前代的史书中所未见的。例如：
京兆尹（秦内史，武帝改。其四县，建武十五年属。雒阳西九百五十里。）
弘农郡（武帝置。其二县，建武十五年属。雒阳西南四百五十里。）
颍川郡（秦置。雒阳东南五百里。）
南郡（秦置，雒阳南一千五百里。）
蜀郡（秦置。雒阳西三千一百里。）
上党郡（秦置。雒阳北千五百里。）
这样就从史书记载上明确了州郡距离洛阳的直线距离，使得史书的工具性大大增强，这也彰显了雒阳的首都地位。东汉时期，以河南尹作为国家的京畿区域，下辖二十一城，永和五年户二十万八千四百八十六，口百一万八百二十七。从数量上看来要多于西汉末年的京兆尹，但是低于三辅人口总和。在官员设置上，以河南尹作为京畿的最高长官。此前的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由于是皇陵所在，从名号上并没有进行更改，只是降低了它们长官的秩级。河南尹在东汉时期地位显赫，一般是作为当权者最亲信的左右手存在。比如梁氏一族两代人出任大将军把握朝政，同时河南尹一职也被梁氏垄断。这位京畿最高长官具有举足轻重的政治地位，对于政治势力的走向有时能够起到决定性作用。东汉末年，汉献帝在权臣的威逼下将国都进行了多次的迁移，但都是形势所迫的非常之举，雒阳的整体地位并未受到影响。
东汉洛阳城平面图
两汉更迭为何要将统治中心南移？
首先，西汉定都长安是出于军事角度的考量。汉初时期，天下实际上是由汉高祖和各位诸侯王共同掌管。从版图上看来，诸侯国主要集中于东部，关中的附近有崤函之固可以有效地抵御来自东方的攻击。但河南郡地理位置开阔，北有梁赵，东有燕齐，南有淮南、长沙，可以说的上是四战之地。而且，洛阳缺乏险关要隘来抵御攻击，战略上看来属于易攻难守之地。在中央和诸侯国关系十分微妙的西汉初年，娄敬提出建都关中的建议无疑是巩固国本的安邦之策，也是因此娄敬才成为了少数能够获得天子赐姓的宠臣。再加上当时的关中与南部的巴蜀已经有了密切的联系，交通上虽然不便捷却也能够将川蜀地区的粮食运往关中，人口恢复与发展只是时间问题。有鉴于此，汉高祖最终定都长安，以关中三辅为京畿。可是到了东汉时期，形势有了很大的逆转。自从西汉末年国家失去了对于地方的控制以后，西部的羌人有坐大的趋势，经常骚扰关中地区。在这样的条件下，关中的安全优势荡然无存。作为京都，首要的着眼点就应当是安全，这就使得长安不再适合作为首都。此外，东汉长期奉行的是弱化诸侯王政策，终东汉一朝都没有强大的诸侯王雄霸一方。这是从汉武帝时期的削弱诸侯政策一脉相承而来，目的就是将诸侯王的力量压制到可控的范围之内。所以，天下之中的洛阳周围没有任何的威胁因素，于是就成为了东汉建都的最佳选项之一。
西汉初年分封图
第二，雒阳的经济环境在东汉时期成为重要的考察因素。西汉末年的战火波及很广，作为都城的长安更是被付之一炬，只剩下了残砖断瓦。国家经济一派凋敝，急需恢复振作。洛阳从西汉时期就是经济发达地区，凭借着便捷的南北交通和肥沃的河洛平原，当地的农业和商业都有相当程度的发展。加上汉光武帝登基时，长安还在赤眉军的手里，何时能够攻克长安还是未知之数。汉光武帝的主要基业在河北等地，势力范围可以波及到整个三河以及江淮流域。所以汉光武帝在冀州常山郡的鄗地登基称帝，定都于河南郡的洛阳。其根本就是为了使自己的统治基础更加牢固，同时要以天下之中的洛阳向四周辐射自己的影响力，力求尽快统一天下。
第三，文化影响力的角度。汉光武帝即位前两个月，蜀中公孙述自立为天子。光武帝登基不足一月，赤眉军拥立刘盆子为天子。五个月后，西汉宗室刘永自称为天子。一时之间中华大地上出现了四个天子，共同来争夺皇帝的宝座。这就造成了皇帝本身的贬值，所以刘秀迫切地需要文化上的影响力来为自己拉抬声势。洛阳位居天下之中，是周朝旧都，史书记载：
“周武王迁九鼎，周公致太平，营以为都，是为王城，至平王居之。
昔周公营雒邑，以为在于土中，诸侯蕃屏四方，故立京师。”
东汉初年局势
西汉末年谶纬之学大行其道，逐渐成为儒家之外的另一显学。刘秀能够攫取天下民心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谶纬中提到了“刘秀发兵捕不道”的句子，这样的文化渲染就在天下的人心中深深扎根，也让刘秀可以一呼百应。所以，这种舆论上的声势正是刘秀此时最需要的东西，凭借着雒阳和周公的关系，以及周公对于儒家的影响。刘秀定都洛阳也就成为上应天心，下顺民情的明智举措，对于统一天下有很强的积极意义。
东汉统治中心南移对于后世的影响
雒阳自东汉时期被立为国都之后，发展的进度也在逐步加速。曹魏建国后继续以洛阳作为都城，而且为了迎合五德终始的理论又将“雒阳”改为了“洛阳”。 据《三国志》注引《魏略》记载：
曹丕“诏以汉火星也，火忌水，故‘洛’去‘水’而加‘佳’。魏于行次为土，土，水之牡也，水得土而乃流，土得水而柔，故除‘佳’加‘水’，变‘雒’为‘洛’”。
洛阳自此之后就作为固定名称被确立了下来，晋代也以之作为自己的首都。洛阳就是在这一阶段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西晋初年的繁荣景象以洛阳等地为最。五胡入华之后，中原大地支离破碎，黎民百姓生灵涂炭，很多原有的大城市都被破坏殆尽。但是洛阳却得以涅槃重生，北魏太和年间，孝文帝迁都洛阳，自此之后的洛阳再度进入了发展繁荣期。随着佛教的大面积普及，洛阳城中的寺庙也开始繁荣起来，据《洛阳伽蓝记》记载，洛阳最多时拥有一千三百余座大小寺院，堪称盛景。隋唐之后，统治中心回到了关中地区，关中本位政策之下长安作为政治中心的地位再度被树立。而洛阳则作为东都，主要作为经济中心拉动地区发展。武周时期还曾经短暂改称神都作为武周朝廷的京畿所在，但由于武周国祚较短没有得到持续。
汉魏洛阳城遗址
综上所述，东汉再度统一华夏之后，为了尽快恢复经济、增强政权合法性，将国都定在了位于天下之中的河南洛阳。并且改“洛阳”为“雒阳”，以顺应五德终始理论。在西汉末年的动荡岁月中，旧都长安几次遭逢战火洗礼，稳定繁荣的洛阳自然就成为了新都的不二选择。刘秀登基称帝时，天下还未真正统一。在混乱的大背景下，定都雒阳有利于提升军心民气。同时可以将刘秀的势力范围进一步扩散开来，凝聚更多的百姓基础。这对于东汉的统一有很强的促进作用，对于中华文明的前进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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