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先哲們從原始的對天的崇拜出發，昇華、提煉出 “天道”、“天命”的概念。中國人的天，不僅是自然意義上的天空，而且是被賦予了精神、氣質和人格的人化了的天，是寄託了中國古人生生不息的意志和內聖外王的理想的天，是宇宙間萬事萬物的最高主宰天道。天的原則、規律，是對人事的絕對命令，決不可違背。
漢代以降，“天人合一”、“天人感應”之說漸起，人道和天道漸漸合二為一。只有行人道，才能得天道，從而把人間行為與上天意志聯繫起來。
天人感應論認為，天與人的關係並不單純是天作用於人，人的行為，特別是帝王的行為和政治措施也會反映於天。皇帝受命於天來教養和統治人民，他若違背了天的意志，天就要通過變異現象來發出警告，如若執迷不悟，天就要降更大的災禍，甚至另行安排代理人。如果出現了水災、旱災、蝗災、地震、隕石、彗星、日食、山崩、冬天打雷、春天降雪等自然災害、異常天象，必是自己有治理之過，治理有罪，上天用這種形式來警告自己，要趕快找出自己的不當之處，發佈“罪己詔”昭告天下，改過改邪，才能獲取上天的原諒，從而停止各種災害，怪異天象。
封建時代君主專制，帝王的權勢至高無上，現實世界中幾乎沒有什麼因素可以制約。利用發生自然災害這一自然現象，對之加以警誡，是古人為限制帝王權勢所能採取的少數幾種選擇之一。知識分子們希望通過這樣的形式，給帝王以警誡，使他們對天產生畏懼感，不致於過分胡作非為。
正因為如此，知識分子們對這套儀式非常器重，即使在認識到是自然現象，與帝王施政優劣無關的情況下，他們仍堅持災異說。北宋神宗時，有人公開對皇帝宜講災異與人事無關，宰相富弼聞知此事，很不以為然：“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為者。此必奸人欲進邪說以搖上心，使輔拂諫爭之，臣無所施其力。是治亂之機，不可以不速救。”即上書數千言力論之。富弼的著眼點並非在於災異與人事是否真正有關，他所器重的在於這種學說是限制帝王權力的武器，這是問題的關鍵。
知識分子們藉助日食等“災異”現象來約束君主權勢，不能說毫無效果。在中國歷史上，絕大多數帝王都能夠根據其禮制的規定，在災難期間素服齋戒，貶膳廢樂，退避正殿，反躬自責，直到災難結束。有時還要頒佈罪己詔，宣佈大赦，讓臣下上書直言，舉薦人才，推行新政，糾正錯誤，才能政通人和，政權穩固，人民安居樂業。
從中國歷史來看，從大禹開始，除了秦始皇和隋煬帝外，絕大多數皇帝都下過“罪己詔”。據歷史學家統計，中國有八十九位皇帝下過“罪己詔”，其中有的皇帝多次下“罪己詔”，周成王有260份“罪己詔”，唐太宗有28份“罪己詔”。就連亡國皇帝崇禎都6次下過“罪己詔”。不過最後一次下“罪己詔”是推責任給大臣。
這裡僅舉幾個例子：商湯建國初期，連年大旱，五穀不收，商湯就“剪髮斷爪”，把自己當成供奉上天的犧牲品，祈禱於桑林，曰：“餘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餘一人，無以一人之不敬，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於是，百姓大悅，雨亦大至。
公前178年，發生了一次日食，漢文帝為此下詔說：“朕聞之：天生民，為之置君以養、治之。人主不德，佈政不均，則天示之災以戒不治。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謫見於天，災孰大焉!膚獲保宗廟，以微眇之身託於士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亂，在予一人，唯二三執政，猶吾股肱也。朕下不能治育群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過失及知見之所不及，匄以啟告朕，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
唐太宗貞觀二年（公元628年），旱蝗並至，“罪己詔”曰：“若使年穀豐稔同修乂安，移災朕身，以存萬國，是所願也，甘心無吝”。唐太宗為了百姓有飯吃，甘願上天把所有罪責降到自己一人身上。多麼仁慈善良親民的皇帝啊。百姓哪個不愛戴這樣的皇帝？
從夏朝開始，每個王朝末年就都天災頻繁，道德淪喪的時刻，很多天災禍事發生，而那些亡國之君大都怨天怨地，繼續行惡，災害就會持續來到，而且一次大於一次，甚至多項災禍齊至，終而滅亡，斑斑史蹟，不由得人不信。慈禧這樣禍國殃民的“佛爺”，由於自己支持“義和團”胡鬧，結果招致“八國聯軍”入侵中國，給中國人民帶來巨災巨難。雖然慈禧也以光緒皇帝的名義發過“罪己詔”，但是為了開脫罪責，把責任推給大臣及百姓，表明她和皇帝沒錯。袁世凱下過相當於“罪己詔’的撤銷帝制的總統令，但為時已晚。歷史已經不會再給他機會了。
可嘆的是，這種做法，卻隨著社會的進步，科學的普及而消失了。
這是歷史的進步還是倒退，有時真是不好捉摸。
“歷史的教訓就是從未從歷史中得到教訓”，於是歷史往往多次重演。第一次是悲劇，第二次、第三次則淪落為鬧劇、醜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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