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內經》談新冠肺炎的防和護 養護精氣神 築牢防疫堤壩

王慶其|從《內經》談新冠肺炎的防和護  養護精氣神 築牢防疫堤壩

澄心抗疫癘 浩氣戰冠毒 王慶其題

  庚子年初,新冠肺炎疫情蔓延,當前,一場融中西醫學於一體的防控“冠毒”人民戰爭,正在如火如荼地進行中。現就疫情防控的中醫認識,從《黃帝內經》出發,並結合當前全國疫病防控情況,談一些思考和建議供參考。

  正氣存內,邪不可幹

  新冠肺炎,屬於中醫“疫病”範疇,《黃帝內經》稱為“金疫”(按中醫五行學說“肺屬金”,故肺系疫病稱為“金疫”),病因感受疫戾之氣襲肺。從目前全國各地的報道來看,其發病具有四個特點:一是傳播快,傳染性強(部分帶病毒患者沒有症狀同樣具有傳染性);二是發病症狀以乏力、低熱或中等發熱(部分患者無熱)、乾咳(部分患者無肺部症狀)為主要症狀;三是病勢發展迅猛,變化快,如不及時有效地治療,病情可能迅速加重,甚至出現呼吸衰竭等重症危及生命;四是大多數患者可以康復,只有少數老年人及有基礎疾病者預後差。以上特點正如《黃帝內經素問·刺法論》所說:“五疫之至,皆相染易,無問大小,病狀相似,不施救療,如何可得不相移易者……避其毒氣,天牝(鼻)從來。”清代醫著《溫疫論》也說:“疫者感天地之癘氣……此氣之來,無論老少強弱,觸之者即病,邪從口鼻而入。”可以說,疫病即感受疫癘瘴氣,從鼻吸入由呼吸道傳染的急性傳染病。

  從中醫角度看,筆者認為無論是預防或者治療,努力提高患者的免疫能力,通過患者自身的抗病能力抵禦邪毒,是防控疫毒的關鍵,而要提高機體的免疫能力最重要的是養護好人的“正氣”。

  《黃帝內經》記載:“正氣存內,邪不可幹”“邪之所湊,其氣必虛”“風雨寒熱不得虛,邪不能獨傷人,卒然逢疾風暴雨而不病者,蓋無虛,故邪不能獨傷人”。經文提示,疫毒之所以侵犯人體,主要由於“正氣虛”,反之“正氣不虛”,疫毒就不能幹犯,即使得病往往症狀比較輕,預後好,痊癒快。對於機體來說,“正氣”集中體現在人的抗病能力。《黃帝內經》認為,人體內部有一種生化和制約並存的自穩調節機制,所謂“亢害承製”,即生化和制約機制必須和諧協調才能精氣充足,神氣旺盛,可以抵禦致病因素的侵犯,《黃帝內經》所謂的“陰平陽秘”,就是一種機體的“內穩態”。國醫大師裘沛然認為,人體本身存在一個調控系統,具有自我調節、自我控制、自我修復、自我防禦四大功能,人體依靠這些自穩調節功能維繫著生命活動的有序進行,並具備抵禦致病因素的干犯。

  從預防角度看,《黃帝內經》所強調的“治未病”理念,包括三個層次含義:一是尚未感染病毒者,應該養護好精氣神,令邪毒無由侵襲;二是已經感染病毒,尚未出現臨床症狀者,應該在做好隔離的同時,防止已病防變;三是已經確診患病並出現典型症狀者,應該處理好邪正關係,做到扶正祛邪,祛邪而不傷正。

  就治療而言,《黃帝內經》給我們以下啟示:

  治療之本“養護正氣” 《黃帝內經》說:“病為本,工為標,標本不得,邪氣不服。”醫生的治療措施是標,患者的正氣為本,只有治療“標本相得”,疫病才能“邪氣乃服”。元代醫著《讀素問鈔》注:“藥非正氣不能運行,針非正氣不能驅使,故曰針石之道,精神進,志意治則病可愈;若精神越,志意散,雖用針石,病亦不愈。”針藥只有通過正氣才能發揮治療效果,而養護正氣的前提是“精神進,志意治”,否則恐難應手。

  五臟虛證,扶養胃氣 《黃帝內經》說:“脈細、皮寒、氣少、洩利前後、飲食不入,此所五虛”;“漿粥入胃,洩注止,則虛者活”。清代張志聰注:“五臟之氣皆由胃氣之所資生,漿粥入胃,洩注止,胃氣復也。”《景嶽全書·傳中錄》雲:“以治法言之,凡藥食入胃,所以能勝邪者,必賴胃氣施布藥力,始能溫吐汗下以逐其邪。”皆說明,在疾病治療過程中出現各種虛弱證候時,要處處顧護胃氣,“有胃氣則生,無胃氣則死”。保護胃氣(是正氣之一部分)疾病可能康復,如果出現“漿粥入胃,洩注止”現象是胃氣來複的佳象。此提示我們,在新冠肺炎的防治過程中,不可濫用損傷胃氣的藥物。

  用藥中病即止,不傷正氣 《黃帝內經》記載:“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無毒治病,十去其九;無使過之,傷其正也。不盡,行復如法。”“大積大聚,其可犯也,衰其大半而止,過者死。”對治療疫病來說,重病可能要下猛藥,但前提是中病即止,避免損傷正氣。切勿在臨床治療上濫用抗生素和大劑苦寒克伐之品等傷及正氣的藥物。

  善用食養,以補益精氣 《黃帝內經》說:“五穀為養,五果為助,五畜為益,五菜為充,氣味合而服之,以補益精氣。”意思是,藥物治療與食療應該同步進行,尤其是疫病後期出現陰陽氣血虧虛者,可以通過食養調理,有助於生化氣血,促進康復;對於未被感染者,平時多喝水,多吃新鮮蔬菜、水果,保證營養豐富,以充養氣血,增強抗病能力。應該指出的是,對於沒有感染的人群,沒有必要亂服“預防藥”,不要輕信謠言和各種沒有根據的信息,養好精氣神,科學做好防護才是根本。

  抗疫必重調神養神

  面對疫情,生命安全受到威脅,擔憂、焦慮、恐慌侵擾著人們心理的堤壩,加重了疫情帶來的傷害。為了緩解人們的心理壓力,提高心理免疫力,增強戰勝疫情的信心,應該為心理重築防疫的堤壩。

  中醫養生尤重養神,治病更重治神。《黃帝內經》始終把養神、治神放在首位,並提出一系列的預防保健措施。裘沛然先生認為,人體內部“自我調控”功能的發揮,必須以心境泰然、神志安定、澄心息慮、充滿樂觀和信心為前提,否則反而導致疾病的加速惡化。當今社會濫用藥物及來自多方面的心理壓力和緊張,是破壞人體自穩調節功能的主要原因,尤其是面臨大疫之病,精神心理因素對於治療效應和預後轉歸,極為重要。若一病當先,精神過度緊張、焦慮、抑鬱,以至如出現《黃帝內經》所謂“神不使”(即精神崩潰)時,必不可治。人要恢復、完善調控機制,必先養神,緩解身心壓力,恢復人體“自我調控”功能,正所謂“精神內守,病安從來?”

  關於養神,《黃帝內經》曾經提出“節慾養神”“獨立守神”“積精全神”“四氣調神”等理念。聯繫當前疫情,針對大眾容易出現的焦慮、恐懼、驚慌等情緒,筆者認為應該注意以下幾點:

  澄心息慮 焦慮情緒是人遇到潛在危險或威脅時的正常情緒應答,是人體對外界刺激的防禦保護,常常是一過性或短時間的心理應激反應。適度的焦慮可以提高人們的警覺水平,伴隨焦慮產生的交感神經系統被激活,可以提高人們對環境的適應和應對能力,是一種保護性反應,但如果過度或不恰當,就是有害的心理反應,伴有運動性不安和自主神經功能紊亂,常有呼吸困難、心悸、窒息感等症狀。

  克服過度焦慮的方法,力求做到澄心息慮。所謂澄心,即靜心定意;息慮,並不是說人不要思維,而是面對疫情,做到淡定、鎮靜,不誠惶誠恐。未病者積極採取各種預防措施,少出門、多通風、勤洗手、戴口罩等;已病者,積極配合醫生,遵循醫囑,既來之,則安之,循序漸進,病毒的演變有其自然規律和週期,邪正相爭,有一個病理演變過程,若能做到澄心息慮,使神氣內守,標本相得,有助於疾病向愈。《黃帝內經》說:“靜則神藏,躁則消亡。”南朝梁時養生家陶弘景說:“靜者壽,躁者夭”。無數醫療實踐證明,靜則神氣內藏,不易外洩;焦躁不安,肝鬱化火,心神失守,易損傷精氣神,導致神經內分泌免疫功能紊亂,人體免疫能力下降,或促使發病,或加重已病,甚至影響治療效果和預後。古代醫家的觀點不容忽視。

  心安不懼 恐懼是一種遇到災難時驚慌害怕、惶惶不安的情緒反應,沒有信心和能力戰勝危險,欲迴避或逃跑。過度或持久的恐懼會對人產生嚴重不利影響,如失眠、食慾減退等。《黃帝內經》說“恐則氣下”,恐懼可令正氣下洩,甚至衰竭。提倡“心安而不懼”“氣從以順”“恬淡虛無,真氣從之”。說明只有“心安”“恬淡”才能“氣順”“氣從”,正氣順暢,氣血流通,足以抵禦疾病。誠如《金匱要略》所說:“五臟元真通暢,人即安和。”

  木(肝)鬱達之 情緒低落、消極悲觀、孤獨、無助、無望等負性情緒狀態,伴有失眠、食慾減退、性慾下降等身體不適感,嚴重時甚至有悲觀厭世的想法,這也是罹患疫病前後,最容易出現的證候。中醫所謂的“木鬱”,實指肝鬱(因為肝五行屬木),由情志因素引起肝氣鬱滯的病證。中醫有“因鬱致病”與“因病致鬱”之分,前者因長期憂鬱而致病,後者由患某種病而引起的精神症狀。金元醫家朱震亨說:“氣血沖和,百病不生,一有怫鬱,諸病生焉。故人身諸病,多生於鬱。”肝屬木,木喜條達,肝喜疏洩,因疫病致肝氣鬱滯,稱為“木鬱則不達”,治療則需要“木鬱達之”。何夢瑤《醫碥·鬱》:“鬱而不舒,則皆肝木之病矣。”疫病過程中出現憂鬱情緒,十分常見,表現為過度誇大應激事件的潛在和消極後果。如果不能及時糾正,可能引發抑鬱症。裘沛然先生提出養生應該瀟灑、豁達,是疏洩肝鬱的好辦法。有詩曰:“心無慚疚得安眠,我命由吾不在天;利慾百般驅客老,但看木石自延年。”

  總之,面對疫病,我們應該科學調適心理,擺脫引起肝鬱的負性情緒,保持平和心態,神氣充則正氣盛,邪氣祛之。對於醫務人員來說,在防控疫病過程中,心理撫慰和心理治療應該貫穿始終。

  疫癘之氣,及時避之

  筆者認為處理疫病的關鍵環節有三:處理疫病源、隔斷傳播途徑、積極治療病患。《黃帝內經》告訴我們:“正氣存內,邪不可幹,避其毒氣”“虛邪賊風,避之有時”。意思是對待疫病一方面要求養護正氣,以增強抗病能力,另一方面的關鍵還是要做好隔離,遠離疫毒源。所謂“避其毒氣”,就是大眾避免去人員密集的公共場所活動,尤其是空氣流動性差的地方;不要接觸、購買和食用野生動物;儘量避免前往售賣活體動物的市場,禽、肉、蛋要充分煮熟後食用;勤開窗,通風;減少接觸公共場所的公用物品和部位;外出佩戴口罩等。

  疫癘之氣,及時避之,不僅僅是個人的防護問題,更關係到到整體防控效果。

  起居有常,不妄作勞

  防控疫病,不可忽視的養護之道,就是《黃帝內經》所說的“起居有常,不妄作勞”。醫學研究證實,人體所有物質的代謝都有一定規律的,所以有規律地安排好飲食起居,是養護精氣神,提高人體免疫能力的重要方面,不可小覷。我們應該倡導,無論患病與否,都應該維持規律作息,合理安排生活,吃好三餐,多喝水,選擇合適的身體鍛鍊方式,避免吸菸、飲酒、熬夜等不利於健康的生活方式,有計劃地做一些讓自己感到愉悅的事情,比如聽音樂、看書、做家務等,自己掌控生活的節奏。

  另外,疲勞永遠是誘發各種急慢性疾病的基礎原因。《黃帝內經》提倡“形勞而不倦”“不妄作勞”,唐代養生家孫思邈主張“動而中節”,皆是至理名言。疲勞包括形勞、神勞、房勞,都應該保持“中節”。《內經》有“生病起於過用”之明訓,明代醫家張介賓說“過用曰淫”,意思無論情志、飲食、勞作都需要把握好一個“度”。飲食之度:“飢中飽,飽中飢”;勞逸之度:“起居有常,不妄作勞”;運動之度:“動而中節”“形勞而不倦”;房室之度:“欲不可絕,亦不可縱”;悲歡之度:“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健康是一種“三和”的狀態

  《黃帝內經》有一段關於健康標準的精彩論述:“是故血和則經脈流行,營復陰陽,筋骨勁強,關節清利矣。衛氣和則分肉解利,皮膚調柔,腠理致密矣。志意和則精神專直,魂魄不散,悔怒不起,五藏不受邪矣。寒溫和則六府化谷,風痺不作,經脈通利,肢節得安矣。此人之常平也。”

  由此可見,健康無病之人的標準是:“血和”“衛氣和”“志意和”“寒溫和”四點,概括起來就是:“氣血和”意為氣血運行和暢;“志意和”理解為精神活動正常;“寒溫和”指人能適應外界寒溫環境。簡言之,健康的本質就是天人和、形神和、氣血和。這段經文有兩層意義:第一層意思是人要健康必須符合三個條件:天人和、形神和、氣血和,天人和,就是人應該順應自然界陰陽變化;形神和,就是做好生理和心理的調攝,保持心身協調;氣血和,就是通過各種措施使人體氣血充沛運行有序。在抗擊疫病過程中,也要注意達到此“三和”。第二層意思正如古希臘醫學家阿爾克邁翁說:“健康就是一種和諧的狀態,是一些成對的相反因素之間的平衡。而疾病只不過是和諧遭到破壞的表現,是一元素多於另一元素,或者一對元素多於另一對元素所致。”

  聯繫疫病的防治,中醫學不是著眼於針對病毒本身,而是針對致病因素作用與人體所產生的種種反應,通過治人達到治病的目的。也即通過調節天與人、形與神、氣與血以及臟腑陰陽等種種失調而立法,即通過整體系統的理念進行辨證論治,尤其是要突出因人、因地、因時制宜,這是取效的關鍵。疫病的發生與季節、氣候、體質、地域密切相關,更應該強調這一點,這就是所謂的中醫特色。明代醫學家張介賓所謂的“調其不調”“和其不和”,是中醫治療疾病的基本原則,包括疫病防控。《景嶽全書》曰:“和方之劑,和其不和者也。凡病兼虛者,補而和之;兼滯者,行而和之;兼寒者,溫而和之;兼熱者,涼而和之,和之為義廣矣。亦猶土兼四氣,其中補瀉溫涼之用,無所不及。務在調平元氣,不失中和貴也。”現代學者李中華先生說:“中國哲學的智慧,集中體現在一個‘和’字上,它不僅是中華民族的基本精神和基本特質,也是中國哲學和中國文化的最高價值標準。”

  總之,中醫認為精氣神是生命的基本要素。《黃帝內經》說:“人之血氣精神者,所以奉生而周於性命者也。”“氣”是構成自然界萬物(包括人體)的基本物質;“精”是“氣之精專者也”,是人體中精、血、津、液等精華物質的統稱;“神”是人體生命機能活動的總括。精、氣、神被稱為“人生三寶”,精和氣是維護生命活動的基本物質,神是生命活力的外在體現。精氣充盛則神旺;精氣衰憊則神衰。《內經》說:“陰平陽秘,精神乃治;陰陽離決,精氣乃絕”。人體的陰陽和諧協調,“精”與“神”兩個方面都正常;如果陰陽失調,是疾病的標誌;陰陽分離,精氣衰亡神也就消失,預示著死亡。防控疫病,莫不以此為準繩。

  生命重於泰山,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責任。為生命接力,與病毒賽跑。歷史長河奔騰不息,只要我們堅定信心、同舟共濟、科學防治、精準施策,充分發揮中西醫兩個醫學體系的協同作用,就一定能打贏疫情防控阻擊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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