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沒有預告，生命像一條細繩。拉得太緊，突然斷裂，站在繩索兩端的人都跌個狼狽。一邊，是來不及告別的死者；另一邊，是沒學會接受的生者。
每有明星的壞消息，總有一種聲音說“食得鹹魚抵得渴”。你拿著比普通人高數十倍的收入，活該去經受常人不堪之罪。這多少帶著一點仇富的意思，也忘了這背後“結構性的惡”。
他們忘了，高以翔是一個愛旅遊不愛營業的人。他的離開，沒有告別，只留下一個溘然的背影。他本可以過著貴公子的生活，享受精緻體面的一生。然而誤入這看似紛繁美麗的娛樂圈，成了黯淡殘酷的產業腳註。
腳註裡寫著，高以翔終年35，代表作《遇見王瀝川》。《遇見王瀝川》之後，還有口碑下滑的《再見王瀝川》。只是王瀝川可以“再見”，高以翔卻再也不能見了。
奪走高以翔生命的，是一檔既蠢又壞的戶外競技類節目《追我吧》。它用梅花樁、飛簷走壁、徒手攀爬考驗著每個錄製明星的身心，企圖用一種胸口碎大石的噱頭來吸引觀眾。
節目固然該罵，但似乎它只是駱駝身上的最後一根稻草。在高以翔之前，不計其數的明星被送進這座“娛樂黑煤窯”。不管你體力幾何，都要經歷一番勞其體膚。
身體的折磨可視，精神的壓迫無形。奔走於各大片場，伏櫪於通告之間，面臨著流量的威脅，與“我是不是不紅了”的自我懷疑，最終駢死於槽櫪之間。
這是千里馬的命運，也是娛樂工業中明星的枷鎖。它的惡，在於參與者的無從選擇。別人都在熬夜錄節目，你要健康就是耍大牌。別人都在片場不吃不喝，你要休息就連累整個劇組的進度。
大概有多悲哀呢，就是誰都知道它是個牢籠卻還努力往裡鑽。出於生機，出於熱愛，甚至只是無意，被捲入其中，成了大時代最無足輕重的一顆螺絲釘。以前看《摩登時代》裡瘋了的卓別林笑得前仰後合，但現在這笑中帶淚。
在一個人類不斷被工作異化的年代，生命的色彩都敗給了KPI。奮鬥的口號掩蓋了資本的惡意，奪走了常人應有的喜怒悲哀。
紐約人很拼，好像不睡覺
記得幾年前高以翔的一個採訪，他興奮地像個孩子。說第一次在時代廣場拍戲，感覺特別驕傲。《情遇曼哈頓》的故事裡，男女主為了爭奪一個百老匯角色而結成歡喜冤家。
比中央公園更吸引高以翔的是紐約人的“工作態度”。他說紐約是個很拼的城市，高中的朋友在一個錄音室工作，感覺真的沒有在睡覺的。大概高以翔是一個玩心很重的男孩，他做不到極致的賣力工作，因而對紐約人羨慕起來。
在他的雄性荷爾蒙之下，住著一個極具反差萌的小公舉。早起吃一個甜甜圈，偶爾分享一雙顏色詭異的襪子，每天給自己的小博美Theo換上不重樣的蝴蝶結。2014年，他還救治過一隻受傷的小貓，在微博上拜託大家為重症監護的喵星人禱告。
這樣一個男孩，讓慣於刁難嘉賓的小S也直說：“他沒什麼好值得罵的啊。”他幫小S嫻熟地穿鞋，是因為經常買新鞋給媽媽穿。
看《遇見王瀝川》，我們以為喜歡王瀝川的人設。其實錯了，我們真正著迷的是高以翔身上渾然天成的貴公子氣質。
有一個情節，瀝川已經病的很嚴重，幾乎無法從床上坐起來。但小秋來他酒店房間找他，談話結束後，他讓小秋在客廳等，他回房間艱難換上得體的西裝，為小秋開門目送她離開。
這是王瀝川的人格魅力，也是高以翔的。和他合作過的陳喬恩就說，他一定會給女孩開車門。他味覺反射異常，助理往他的保溫杯裡倒開水忘了兌冷水。他一口喝下去，半天沒吭聲，也沒有任何憤怒的表情。助理不知道發生了什麼，過了片刻才聽他輕嘆一聲“好燙”。
大家在餐廳吃飯，廚師在煎雞蛋裡放了一大把鹽。高以翔一口吃下去，又是半天沒吭聲，好久才嘟囔一聲“好鹹”。
這是《遇見王瀝川》的作者和編劇施定柔，在微博上說的高以翔的三兩小事。一句“好燙”和“好鹹”，是他留給這個世間無數溫柔的縮影。他對粉絲也有求必應，195的身高會彎腰和大家合照。
他也喜歡旅遊，去嘗試不同的新奇事物。B站上的周遊加拿大合集，聲音蘇到不行，配上美景美食，每一幀都是畫報。出道多年，依舊害羞。和別的藝人一起上綜藝，永遠是坐在旁邊最安靜的那一個。
他值得我們說一萬次“人間值得”，卻去了最不值得上的節目。
到處都是攝像鏡頭
娛樂圈似乎進入了最肅殺的一個冬天。韓國女星崔雪莉突然自殺身亡，生前深為抑鬱症和社交恐懼困擾。悲劇發生前，她在一個以惡評為素材的綜藝做主持，說：“一度像走進小衚衕，彷彿到處都是攝像鏡頭”。
網絡暴力不是隻有韓國才有的問題，卻在韓國“過了頭”。有數據顯示，韓國網絡善意回帖和惡意回帖的比例是4:10，而在日本善意回帖比惡意回帖多4倍。
這樣的氛圍下，高曝光人物很容易成為惡評的“靶子”。在雪莉之前，飽受網絡暴力困擾的韓國自殺明星還有歌手U-Nee、女演員鄭多彬、演員安在煥、女星崔真實、變性藝人張彩苑、藝人金鐘鉉等。
如果說大陸娛樂圈還是個熊孩子，那麼韓國娛樂圈就是“吃人不吐骨頭”的老撒旦。韓國演藝圈不是階梯式，而是快速成功後直線下降。原本需要正常人10-20年才經歷消化的事情，一個藝人可能要在三五年內孤獨面對。
但韓國習慣從內部來看待韓星自殺，很少把他們和韓流聯繫起來。在一個屠宰場的內部，屍橫遍野流血漂櫓。但你聽不到外界的吶喊，只能在血泊中隨處浮蕩直至淹沒。
新星驟然崛起，迅速獲得觀眾的寵愛；然後衰落，被耗盡靈氣。這是韓娛賴以為生的運轉法則，左手森羅鬼蜮，右手懸浮美麗。
金錫鈞在遺書裡說，只想到了天國之後能好好睡上一覺。缺覺又缺錢更缺信念，這是韓國藝人的普遍困境。具荷拉的死亡現場，也找到了疑似親筆書寫的抑鬱紙條。去年的“情色威脅”風波，讓她沒能和經紀公司續約，事業一落千丈。
無獨有偶，11月23日，具荷拉還在社交媒體上留言“睡個好覺”。
從金錫鈞到具荷拉，藝人似乎都被剝奪了睡眠的資格。事業壓力讓他們起早貪黑，網絡暴力讓他們夜不能寐。人生求一“好眠”而不可得，長眠的選擇也就更加哀默。
雪莉和具荷拉相繼死亡後，韓國國內呼籲採取“網絡實名制”、制止惡意評論的呼聲越來越高。但由於網絡實名制曾被判定違憲，所以很難找到剋制網暴的方法。
但我們似乎可以認為“雪莉法”就算實行，也只是小修小補。網絡暴力的確是韓國藝人走向深淵的推手，但真正為他們鋪設惡意之路的，是娛樂產業本身的運作模式。它源源不斷地製造愛豆產品，然後在保鮮期內自行摧毀。
996的兩難之境
今年的《奇葩說》，羅振宇、馬東和薛兆豐三人都說起了996的好話，剩下蔡康永在旁邊說他們站著說話不腰疼。現在大多數公司都活不過十年，你居然有臉要求員工996？
馬克思爺爺講得清清楚楚地剩餘價值，怎麼到了你們那兒就成了“香餑餑”。《資本論》聽完想口吐芬芳，你們可以表示喜歡員工996，但請別違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說它是個好玩意兒。
將加班等同於熱愛，無疑偷換了概念。羅素在《論工作》中指出：“工作，尤其是建設性工作，固然可以為人生帶來幸福滿足。但很多時候，建設性工作的快樂是少數人才享有的。”
設想一下，老闆和流水線上的工人，這兩類人所做的工作性質難道相同嗎?讓工人上廁所都要打卡的老闆，和見到圓形物體就想擰卓別林，能出現在同一部電影中，卻不能共存於同一個話語體系。
但說到底，996工作制也是當前嚴峻互聯網競爭形勢下企業的應激反應。在經濟增長放緩的壓力下，互聯網公司的不景氣已從2018年底的裁員潮中顯出端倪。經濟效率下降，使得相關行業不得不從成本上重新考量，勞動力則是最大的成本。
以夢想為名，通過“畫餅”的方式承諾利益，一朝無用便棄若敝履。網易遊戲策劃的悲劇，不是孤例，只是這次公司碰上了格外能寫的員工。
在法學家傑里米·邊沁的設計中，監獄不是方形是圓形，不僅通風通光，而且可以只請一名獄警甚至完全不用獄警管理。圓形監獄能夠實現“犯人自我管理”的原理，在於“暴露——監視”的心理機制。
而福柯在《規訓與懲罰》中，將現代社會比作邊沁所構想的圓形監獄。他認為，圓形監獄的主要後果是使囚禁者處於一種有意識的、持續的可見狀態，從而確保管理者的權力自動發揮作用。
其實當代工作對人的異化，已經類似圓形監獄。不懲罰《追我吧》不能正視聽，拿它下手則會影響更多人的飯碗。
完全可以預見，高以翔的悲劇之後，綜藝、特別是競技元素真人秀將面臨最嚴峻的整頓，就算被一刀切也不奇怪。而影視寒冬裡小藝人本來就靠綜藝刷臉過活，更不用說更大量的產業鏈上的其他工作者。
這點娛樂圈也和黑煤窯類似。平日裡麻木僥倖賭性十足，出了安全生產事故，則被大批整頓叫停，於是一批人需要重謀生路。事故責任人當然要追責到底，但究竟這樣的宿命模式裡有什麼徹底的解決方案，我不知道。
現代社會向我們許諾了奮鬥改變命運的美好未來，娛樂圈更是最快捷的上升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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