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載於《三聯生活週刊》2020年第10期，原文標題《獨樂寺：解碼的第一把鑰匙》，嚴禁私自轉載，侵權必究
1932年春，梁思成對薊縣獨樂寺進行了測繪與考察，寫成一份數萬字報告。營造學社對中國古建築的一系列考察就此開啟。
記者/薛芃
攝影/肖予為
獨樂寺觀音閣是專為這尊高16米的觀音像修建的，即所謂”度像構屋“的設計理念
遇見獨樂寺
從北京到薊縣獨樂寺，不到100公里的距離。在營造學社的時代，薊縣還屬於河北省，1973年被正式劃歸到天津市，現在是薊州區。如今在薊州的地界上，天津、河北的車牌數量平分秋色，人們的口音也混雜在一起，薊州與北京、唐山之間的距離甚至比離天津市區還近，在京（北京）津（天津）唐（唐山）承（承德）四座城市的腹心，獨樂寺更像是超脫在行政區劃之外的獨立存在。
去獨樂寺這天起了大霧，從北京出城，一路上還飄著小雪，能見度不太高。即便如此，如今去看獨樂寺不再需要像當年那樣“尋找”，它就在老城區的核心地段，人多、車多、旅遊配套多的地方就是了。冬天，遊客非常少，是仔細欣賞建築的好時間，穿過街道上熙熙攘攘的人群，觀音閣向上飛揚的出簷最先進入視線，我突然理解了當年日本學者關野貞發現獨樂寺時的雀躍，那是突如其來的一個驚喜。
1931年5月29日，關野貞要去位於河北遵化的清東陵考察，驅車途經薊縣城，當時車還是左行，他的車由西向東貼著牆根駛過，要去城裡的鼓樓方向。按理說視線會受到磚牆的阻礙，但巨大的四坡屋頂仍然出挑地闖進了關野貞的視線。
1919年日本建築是學者關野貞在英國倫敦
在此之前，關野貞已經考察過位於山西大同的華嚴寺與善化寺，都是遼金木構建築，他對遼式建築的大體特徵瞭然於胸。“一瞥之下”，他認定獨樂寺的年代很早，再停車從小門進入，很快就確認山門和高閣都是遼代的。
造訪獨樂寺時，關野貞64歲，已是東亞古建築界的權威學者。但令人費解的是，他並沒有過多停留，更沒有立刻進行細緻的測繪研究，心裡裝下了獨樂寺之後，便匆匆離去直奔清東陵了。
回北平之後，關野貞跟朱啟鈐、闞鐸等營造學社成員說起獨樂寺，闞鐸很快就找到文獻來佐證這是遼代建築，一旦年代確定，獨樂寺就是當時已知最早的完整中國古代木構建築。
從後來的建築史學史來看，與獨樂寺關係最密切的人並不是關野貞，而是梁思成。與幾位學者和愛好者聊起這段往事時，大家都紛紛感慨關野貞沒有一鼓作氣深入研究下去，對他自身而言有些可惜。從建築本身的價值來看，獨樂寺比清東陵重要得多，想必關野貞也明白這一點。反觀梁思成，在兩個月時間中完成了考察、測繪和數萬字報告，在那個時代，嚴謹科學的調查研究恐怕只能由梁思成來完成，這是時機、使命、研究方法共同促成的成果。
古籍《營造法式》是梁思成研究中國古建築的起點。1925年，在朱啟鈐的推動下，“陶本”《營造法式》刊行，此時24歲的梁思成還是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的一名學生，他遠在大洋彼岸，第一時間收到父親梁啟超寄來的《營造法式》，興奮之餘，卻一點兒也看不懂，“如天書一樣”。但也因為這本書的到來，梁思成立志要研究中國古代建築，並釋讀這本“天書”。
在梁思成之前，不少人都看到過《營造法式》，其中就包括日本學者，比如另一位日本古建築的泰斗伊東忠太，可他也看不懂，不僅如此，他還評價該書價值不大，讀來如隔靴搔癢。寫於北宋年間的建築典籍《營造法式》，隨著宋的滅亡而沒落，又在近代一次次地被束之高閣，沒人再能讀懂。
清華大學建築史學者王南指出，日本學者是考察中國古建築的先行者，研究成果和圖片資料豐富，學術意義很重要，但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古代建築，很重要的一個目標是找尋日本古建築的源頭。當時全球最重要的建築史著作《弗萊徹建築史》中，有一幅著名的插圖“建築之樹”，插圖上西方學者將西方歷史建築作為主幹，而將中國與日本建築並置，僅作為非常不起眼的細小分支上的一片葉子，這一點激起了日本學者的民族自尊，他們想為日本建築著書立說，找到日本建築的根源。後來伊東忠太在大同發現雲岡石窟，並在其中找到了日本現存最古老的木構建築——法隆寺西院伽藍的源頭。還有另一方面不能忽視的是，從伊東忠太開始，日本學者的古建考察都是由他們國家贊助的，帶有強烈的民族意志，甚至還摻雜著殖民目的，試圖對中國文化進行全面考察。
20世紀20年代是個全球民族意志覺醒的年代，在古建築方面，日本人比中國人醒得早一點，他們較早地在日本境內進行研究，併到中國來尋根，不少古代建築都是由日本學者率先發現的。他們一路上拍照，做一些簡單測量，用傳統的樣式分析和碑文文獻來給建築斷代，結論有時是準確的，但有時仍有偏差，最關鍵的原因是他們無法理解建築的核心建造結構，只是利用一些輔助手法去判斷，而核心的要義全都藏在《營造法式》裡。
究竟該如何解開《營造法式》的秘密呢？梁思成的方法是要找到實物比對，他在《薊縣獨樂寺觀音閣山門考》（以下簡稱《獨樂寺考》）的開篇就寫道：“近代學者治學之道，首重證據，以實物為理論之後盾。”
這並非巧合。梁思成的長孫、銅鏡收藏家梁鑑告訴我，梁思成的知識結構就像是“上天的恩賜”，註定是要做中國古代建築研究的，他在賓夕法尼亞大學學習建築設計，但對建築史更感興趣。賓大建築學深受法國古典主義建築教育理念的影響，對基本功訓練要求很嚴格，古典建築的繪製技巧必須爛熟於心，提筆就來，這成為梁思成日後繪圖的基礎。此外，梁思成不但學習了西方建築一套科學的測繪方法，古文功底也很過硬；回國之後，他又請教了很多故宮的老師傅來學習清代建築的法則，這一切，都在為破解《營造法式》做準備。
幸運的是，他在加入營造學社的第二年，就遇到了獨樂寺。
梁思成、林徽因的長孫梁鑑，其父為梁從誡（王旭華 攝）
觀音的雙眼
梁思成得知獨樂寺，有兩條線索，一是關野貞與朱啟鈐的溝通，二是他的好友楊廷寶。楊廷寶也是賓大建築系畢業的，曾有“南楊北梁”的說法。一次楊廷寶在北京鼓樓看展覽，恰好看到一幅薊縣獨樂寺觀音閣的照片，便把這事告知梁思成，而這張照片正是關野貞拍的。梁思成深知獨樂寺的重要性，打算在1931年秋天前往薊縣，整裝待發時，“天津事變”爆發了。此時家國仇恨早已超越中日學者間的學術爭議，在後來的獨樂寺考察報告中，梁思成也沒再提到關野貞。
1932年春，梁思成終於來到薊縣這座“淨美可人的山麓小城”。如今，這座小城多了幾分紛擾的旅遊氣息，但生活的煙火氣仍然瀰漫著。低矮的平房民宅簇擁著觀音閣和300米之外的同代白塔，這兩座地標性建築所在的中軸線串聯起了小城的核心區域。
獨樂寺始建於遼統和二年（984），這座古剎至今還保留著兩座千年木構——觀音閣和山門。從時間來看，這兩座遼構距離唐滅亡僅77年，距離北宋《營造法式》的刊行為119年，所以說它們上承唐代遺風，下啟宋式營造，不為過。
所謂“閣”，即上下兩層的建築。梁思成第一眼看到觀音閣，就聯想到了敦煌壁畫中的唐代建築——“簷出如翼，斗拱雄大”。在來獨樂寺之前，他沒有親眼見到過唐構，但他剛剛根據伯希和版《敦煌圖錄》寫了《我們所知道的唐代佛寺與宮殿》一文，表達了對唐代建築魂牽夢縈。
稍晚於唐代的觀音閣，一定程度上彌補了梁思成的想象，他寫道，兩者“及相類似”。更有意思的是，在《獨樂寺考》這篇報告中，梁思成提及遼式建築16次，提到隋唐建築25次，宋式則多達40次，他有意將各個朝代的建築進行橫向對比，最終落腳到遼式建築的特徵上。天津大學建築學院教授丁垚在研究中指出，“如此遍及歷代之論述，哪裡只是在勾畫遼式特徵，分明在找尋一部‘中國建築史’”。
觀音閣局部
的確，從獨樂寺開始，梁思成孜孜不倦地踏訪全國的古代建築遺蹟。對單體建築的研究固然重要，但他更大的目標是將這些單體建築作為一個個樣本，最終寫出一部《中國建築史》，並破解《營造法式》。
如今，觀音閣上下簷的8個屋角都被纖細的擎簷柱撐著，是乾隆年間加的，以穩固屋簷。若忽略這幾根細柱，飛出的屋簷翼角會顯得更飄逸，碩大的斗拱撐起兩層大屋簷，出簷的距離甚至超過了柱高，這種氣度只有唐遼建築如此，既敦厚豪邁，又不失靈動。由於保留下來的唐構很少，若想在實物中找到唐構的痕跡，遼構則是很好的樣本。
觀音閣的立柱、門窗、牆面都是硃紅色的，時間久了有些剝落，斑斑駁駁地透著古樸之氣。從外面看，觀音閣有兩層，但進入內部，在一層腰簷和二層平座之間還有一個暗層，實際上內部是三層。
一走進殿內，哪裡有人會去關注這座閣究竟有幾層？所有的目光都被這尊威嚴巨大的觀音像奪走，雖然是在室內，卻覺得像是高聳入雲端，不管怎麼仰頭，從哪個角度，都看不清觀音的面容，更看不到頂端。觀音就在現實中人的身邊，卻又離我們如此遙遠，對宗教的敬畏感在這一刻油然而生。
這尊觀音像高約16米，相當於五層樓高，也是遼代的塑像。整座閣則是為塑像量身定做的，有了這尊像，才有外面這座閣。王南說：“在中國古代佛教建築設計中，可能常常將塑像與建築空間統一設計，使二者之間取得清晰而和諧的比例關係，建築空間猶如為塑像度身定製的居所，可謂‘度像構屋’的設計理念。”從建築的整體到局部，還暗藏著比例的美學，恰好暗合方圓作圖的比例關係。
觀音閣面闊五間，進深四間，並不算是一座體量小的建築，但這尊觀音像佔據著絕對中心的位置，中庭三間、進深兩間地“掏”出一個巨大的空間，以容納塑像。這樣其餘的空間就少了很多，一踏入門檻，人在觀音的莊嚴感面前，愈發顯得渺小，與此同時，活動的空間也相對逼仄，遼代的工匠們用體量與空間營造出宗教的崇高氛圍，在幽暗的室內空間內，神秘感也增添了幾分。
1933年春，梁思成考察、測繪了薊縣獨樂寺，並用兩個月完成考察報告，成為日後營造學社考察古建築的一個標杆
如果說站在觀音腳下是被動誠服，帶有些許的宗教壓迫感，那麼順著西側的樓梯走到樓上，當觀音面容完整地出現在眼前的那一剎那，我被徹徹底底地打動了，心悅誠服。
樓梯很陡，幾乎沒有一點光線，只能打著手電筒小心翼翼地爬上來。頂層的空間是環繞觀音像一圈的六角形，與暗層長方形的結構有所不同，空間也因此而靈動起來，不再死板。
打開向南的那扇木門，有“嘎吱嘎吱”的響聲，光線透進來映在觀音面部。此時外面是陰霧天，空氣不那麼通透，也沒有好陽光，即便如此，打開木門的那一刻就像是陽光透過巨大的玻璃花窗照進教堂，悠揚的管風琴襯著唱詩班的歌聲，宗教的神聖感是相通的，在光與陰影交匯的時刻足以讓人忘記現實的苦難，找到慰藉。
觀音頭像上方立體排列著10個小觀音頭像，因此又稱為“十一面觀音”。丁垚指出，當信眾跪在山門的門檻前時，兩個天王正好金剛怒目地注視著這個位置，而信眾跪下來抬起頭時，恰好能透過觀音閣二層的平座欄杆的空隙，看到觀音的雙眼，被稱為“觀音低眉”。若是沒有陽光直射就什麼也看不見，只能想象一下觀音肅穆的雙眼。
當善男信女們注視著觀音的雙眼時，觀音又注視著哪裡呢？站在二層平座，順著觀音的目光望出去，白塔屹立在視線之內的最高點，高約30米。白塔建於遼清寧四年（1058），晚於觀音閣74年。站在塔下仰視，可以看到石制的斗拱樣式，這很有趣，白塔的建造將亭閣式、密簷式、覆缽式等好幾種中國古塔的樣式融為一體，如此混搭，也是中國塔建築中的一個奇觀。
就這樣，千年以來，觀音與白塔相互凝視著，曾經它們相互之間的磁場是佛教的力量，而現如今建築的宗教屬性逐漸減弱，歷經滄桑的建築本身更令人傾服。
獨樂寺山門內的兩尊天王門神也是遼代時期的原作
《營造法式》的秘密
面對眼前的千年木構，梁思成要如何展開測繪工作？要知道，這是他加入營造學社後第一次展開正式的科學測繪。
由於當時學社人手緊缺，他臨時拉來了還在唸大學的弟弟梁思達和另一位助手幫忙。王南告訴我，學社外出測繪，三個人是最低配置，至少需要兩個人拉尺子，一人在測稿上記錄數據，“在大致瞭解整座建築之後，他們要大致畫出平面、立面、剖面的測稿，這時測稿上還沒有標尺寸，但要標出尺寸線，提醒自己需要測量哪些數據，通常一座建築要量出好幾百個尺寸，有條件的話，還要搭架子上去，把每個構件都測量一遍，所以這樣一個測繪的小團隊起碼得有三個人。”
如今這種傳統的測繪方式依然還在使用，當然加入了很多更先進的儀器設備，而在梁思成那個年代，這是一套非常先進而科學的方法。他在《獨樂寺考》中寫道，拿到數據和攝影圖片之後，回到北平要解決三件事——“寺史之考證，結構之分析，制度之鑑別”，與《營造法式》比對，以清代《工部工程做法》為參考，最終得出這份完備的考察報告。
《營造法式》是北宋哲宗、徽宗年間的官員李誡寫的，他主管當時的土木營建，主持修建了不少皇家建築，同時他又是個“文藝復興式”的博學之人，音律、地理、繪畫、文字樣樣精通，還寫過一本剖析賭博規則的《六博經》，可惜失傳了，但他最在行的還是建築。
古代做土木建築的都是匠人，但能著書立傳的都是儒生，可儒生看不起匠人，匠人不理解儒生。王南認為，李誡能寫成《營造法式》在於他將這兩個身份融為一體，都放在了自己的身上，這也是建築師這個身份最大的特點。到了朱啟鈐，他創立營造學社的目標也是這樣的，讓知識分子和建築匠人都發揮出自身的才能，所謂“溝通儒匠”。梁思成也繼承了這一點，並且像李誡一樣，將兩種才能融合在自己身上。
當梁思成實地做完“匠”這部分的工作，剩下的就是“儒”的部分了。《營造法式》裡的專業術語多如牛毛，單是斗拱中的“拱”這一種構件少說有5個類型——華拱、泥道拱、瓜子拱、令拱、慢拱，它們具體分別是什麼？在實物、繪圖、文字的相互印證下，梁思成逐漸找到了答案。他用了兩個月時間完成《獨樂寺考》的報告，其中他使用了大量《營造法式》中的術語來描述遼代建築，破譯了法式裡的基本概念。
釋讀術語是第一步，但這還是細節積累，只能讓專業人士看懂。如何通過釋讀找到中國古建築的一般規律，將其提煉總結出來？這是接下來的工作。
通過測繪與分析，梁思成發現觀音閣如此複雜的一個木構建築，有成千上萬個構件，居然“大小隻六種”——尺寸只有六種規格，他稱之為“極端之標準化”。梁思成又進一步在《營造法式》中找到了中國古代木結構建築的精髓——“以材為祖”，所謂“材”，指的是一座木構建築中的標準木材單位，即現代建築中所說的“模數”。也就是說，“在這種高度標準化的生產模式下，木結構建築所需的大量木構件均可以批量生產、加工，甚至不需要在工地進行”。
在這種極其標準化的用材法度下，既能降低成本，又方便操作、縮短工期，古人的智慧都濃縮其中。後來文獻中記載，修建故宮時備料14年，建造僅4年完工，如此一來便可完全理解了。
“可以說，《獨樂寺考》這篇論文最重要的是它初步解讀了《營造法式》的基本原則。”王南說道。
破解《營造法式》，梁思成是最重要的人。但梁鑑一再強調，營造學社的很多研究成果並非梁思成的個人功績，學社的成員雖然不多，卻是各自都將智慧發揮得淋漓盡致的一個團體。比如朱啟鈐雖然不在一線實地測繪，但他古代建築知識的儲備也非常深厚，甚至可以考慮到很多前線考察人員忽略的地方。
梁鑑回憶了一個細節：梁思成測繪完獨樂寺後，回北平跟朱啟鈐彙報，朱啟鈐對梁的成果讚不絕口，仔細探討過之後，問了梁思成一個問題：“生起測了沒？”“生起”也是《營造法式》中的一個專有名詞，指從簷下最中心的柱子向外，每根柱都略微升高毫釐，這樣外簷的兩端就會微微向上翹起，平直的屋簷形成一條曲線，弧度非常小，優雅、柔和而微妙。這樣的生起在唐宋遼建築中常見，到了元明清則慢慢消失，屋簷變得水平而筆直，少了幾分律動感。在獨樂寺的首次測繪中，梁思成的確沒有測生起，後來是在朱啟鈐的指引下又回去補測了一些數據，完善了對獨樂寺的研究。
結構之美
在此次踏訪古建築之行以前，我雖然知道斗拱是中國古建築的精髓，卻一知半解。從《營造法式》到營造學社，再到現在我們認知古建築，斗拱都是一個繞不開的問題。
在《獨樂寺考》中，梁思成還有一個開創性的探討，就是將斗拱和西方建築中的柱式（Order）相提並論。在古希臘建築中，柱式是基礎，柱式的柱徑也是很多建築比例的標準，古羅馬建築師維特魯威就在《建築十書》中以此為基礎來討論西方建築的比例關係。通過獨樂寺，梁思成找到了東西方建築之間的共通性，每一座建築都有一個獨一無二的標準單位，在西方是“柱徑”，在中國是“材分”，與之相對應的特殊結構，即“柱式”與“斗拱”。
“斗拱發達史，就可以說是中國建築史。”梁思成在研究唐式建築的文章中這樣寫過。他從不吝嗇表達自己對古代建築的喜惡，他偏愛唐宋遼的建築，遠遠勝過元明清的，林徽因也是如此，他們一致認為中國建築的美在於結構原則，唐宋遼構則是結構原則的巔峰。梁、林二人也在1932年共同達到了一個古建築認知的高峰。
王南解釋了梁、林的兩個主要論據：一是在《營造法式》中規定，梁栿這類承重的水平構件，其合理的截面高寬比是3∶2，這是非常科學合理的受力形狀。獨樂寺中很多木構斷面比值是2∶1，這甚至與現代建築中很多梁斷面取值一致，可見其科學性。到了明清，不少梁斷面高寬比變為6∶5之類的取值，也就是說，橫樑的截面越來越從長方趨於正方，不但看著笨重，純熟浪費，受力性也差。力學知識退步，這是梁、林認為元明清不如唐宋遼的特別重要的一個論據。
梁、林還認為，在唐宋遼建築中，斗拱是非常“誠實”的構件，它們的實用功能超過裝飾作用，每一朵斗拱在建築結構上都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而到了元明清，出簷更多是靠橫樑支撐，密密麻麻的小斗拱則成了裝飾，既繁複又沒有實用性。
得知這樣的觀點之後，再去看獨樂寺的斗拱，似乎能明白一些其中的奧妙了。觀看建築結構需要找到參照系。觀音閣山門的斗拱，高約是柱高的一半以上，整體的三分之一，體量非常大，而到了明清，斗拱只是柱高的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體量越來越小，數量則越來越多。“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他們對唐宋遼建築的推崇有點像西方文藝復興時期對古希臘、羅馬文明的推崇，要找到過去最好的時代。”王南說道。
在各種梁斷面、斗拱、柱子的尺寸、比例這些數據的支撐下，梁思成最終得出一個簡單、感性的斷代結論——斗拱越大越疏越精簡，建築的年代越久遠，斗拱越小越密越繁複，建築的年代越近。
這一結論像是學完了所有武林秘籍後得出的箴言，把《營造法式》中那些複雜的結構、理論都抽離出來，留下了辨識古建築的核心。這個核心從建築結構中來，迴歸到視覺上的形式分析中去。在梁思成之前，雖然日本學者也做形式分析，但並不依靠科學依據，而建築是科學的藝術，如果沒有科學支撐，如何談論藝術都顯得缺乏說服力。
至此，在為期僅兩個月的獨樂寺考察研究中，梁思成解決了很多問題，用他自己的話說是“開了竅”。丁垚在其研究中指出，梁思成的《獨樂寺考》研究的實質是“西方學術的一種‘中國化’”，其中既有精確的結構計算，又帶著古雅的漢語寫作文風，還有大量優美精妙的建築繪圖。
1932年6月，《中國營造學社彙刊》（以下簡稱《社刊》）第三卷第二期刊載了這篇《獨樂寺考》，成為變革性的一期。
在此之前，《社刊》的前兩卷（每年一卷）以譯文為主，將日本和西方學者對中國古建築的研究成果翻譯成中文，來完善國人對古代建築的認知。從第三卷第一期起，梁思成、劉敦楨、林徽因三位加入學社，這種格局開始發生改變，譯文越來越少，中國學者獨自考察和研究的成果逐漸成為《社刊》的主要內容。其中有一個小細節，在第三卷第四期的《社刊》中，除了重要的廣濟寺調查報告等由學社成員自己撰寫的文章之外，幾篇譯文都不再刊附原文，而是直接刊出譯文，梁思成還在這期末尾，專門將全本的目錄和內容摘要翻譯成英文，以供國外學者閱讀。
在這個轉變過程中，《獨樂寺考》是最重要的一座里程碑，也成為研究中國古代建築的學術典範。梁思成將洋洋灑灑幾萬字的考察報告刊登在《社刊》第三卷第二期中，扉頁目錄上赫然印著五個字——“獨樂寺專號”，此前沒有哪一期可以稱為“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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