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中國古代的封建體制下，綿延千年的就是男尊女卑的概念，所以在古代，女性以丈夫為天，需要遵循“三從四德”和《女戒》，更是不能在社會上拋頭露面，幾乎沒有社會地位可言。她們一直都待在自己的閨閣裡，無法展現自己的才能，所以中國古代女性的成功典例便顯得格外的稀有，也值得更加珍惜。但是在歷史的洪流中，總有人喜歡逆流而上，本文將通過研究中國古代“女扮男裝”現象，來論述中國古代女子地位的變化。

最早的重男輕女思想和男女服制的不同

最初，中國社會本是母系社會，女子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後來，隨著男子才能的不斷增加，中國古代成為以父系社會為主導的奴隸制社會，並且開始建立相關的政權。在最初建立的夏朝，筆者並沒有發現很多關於女性地位的記載，或許這和筆者自身的無知有很大的關聯。後來在殷商時期，就已經存在有性別意識和男女尊卑的觀點了。在殷墟卜辭中有“不嘉，唯女”的記載，大概意思就是“以生女為不嘉”，這應當就是最早的重男輕女的思想觀念，但是並未形成制度和規範

在中國漫長的奴隸和封建社會中，婦女地位卑下，受盡侮辱和損害。女性曾經被蔑稱為亡國敗家的“禍水”；曾經被孔夫子將之與“小人”相併列，即所謂的“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論語·陽貨》）。而體系完備的“三從四德”、“三綱五常”等封建禮教，壓彎了婦女的腰肢，戕害著婦女的生命。就連男女穿著也要絕對分開，不得摻雜逾越，否則將要受到譴責。正史《五行志》裡往往設有“服妖”一目，責備女子著男裝。三國時傅玄曾說：“夫衣裳之制，所以定上下，殊內外也。”統治者認為男子主外，女子主內，故有男女的服飾制度，使男女各守本分，不得僭越，若女子男裝，會出現牝雞司晨的事，是家庭的不幸，國家的不幸。他還舉例子，說夏桀因寵妹喜戴男子冠亡國，又說何晏本身遭到殺身之禍，而且三族皆被夷滅。所以在封建時代，男女服制的不同，其實是男尊女卑不平等社會制度的反映，不許女子著男裝正是統治者壓迫和愚弄婦女的一種手段。

到了中華制度文明精神開創期的周朝，相關的禮制、哲學、廟堂文化和民間文化中，有關男女性別和女性的言論才得到確立並且對後來華夏性別文化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關於周代有關男女性別行為的規定中始終貫穿著兩個概念。

其一是男女有別。主要是為了辨別血緣關係實行“同姓不婚”的外婚制，在歷史上曾經對種族繁衍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但是到了後來, 男女有別卻成了昭隔內外,形成男女之大防思想的理論依據 ，正所謂 “男女不雜坐 ,不同施枷 ,不同巾櫛 ,不親授”, “男不言內 ,女不言外”。

其二則是男尊女卑。主要體現在一些儀式上，如在宗教性的祭祀儀式上，主祭者是男子，女子只能充任配角；在祭祀的對象上， 以祭祖為主 ，祭妣為配。在婚姻中，男子可以一夫多妻 ,“按照禮的規定,天子應一娶十二女，一後，三夫人，每人又有媵若干；諸侯一娶九女；大夫一娶三女；士一妻一妾” ,可以憑“七出”之條休妻；女子從夫居，從夫姓，從夫爵，往往只能“從一而終” ，不得提出離婚 ，正所謂“夫者天也，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離”(《女誡》)。《孔子家語·本命解曰》：“女子者 ,順男子之教而長其理者也。是故無專制之義, 而有三從之道。幼從父兄, 既嫁從夫 ,夫死從子 。”一直到現在，在我國的很多地區還有女子不能上桌的習俗和女子是生育工具的思想，筆者個人覺得對於女性來說還是非常不公的。

即使是有上古聖書之譽的《周易》也有關於男尊女卑的概念。它將剛柔、貴賤、主從、強弱等概念，投射到男女關係上，告訴人們男為乾天而在上，女為坤地而在下。對於性別文化的發展形成，《周易》的重要性並不完全在於確立了陰陽學說下的男尊女卑觀念，而在於它將人為確立的關係, 上升到了宇宙生成的高度。

雖然在封建社會早已有了這樣的思想，但是仍然還有很多女性敢於衝破禁錮，以實現自己的價值，在歷史中記載的也不為少數。最能體現的就是兩個方面，一個是征戰，另一個則是仕途。

首先要從征戰這個方面來講。在古代，征戰一般是男人的職責，但是在部落和諸侯混戰的年代，女性卻戎裝走上了戰場。殷商甲骨文中就有女性作戰的記載；著名的軍事家孫武也有訓練女兵的事蹟。《史記·項羽本記》明確記載，劉邦的漢軍與項羽交戰時曾出女軍“被甲”兩千人佯攻以迷惑楚軍 ,劉邦得以突圍 。“被甲”就是女子身穿男子的戎裝 ,作為誘敵之計 。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北朝遊牧民族長於騎射，北魏 、北齊皇后中都不乏射藝精湛者, 宮內婦女皆善騎 。據《南齊書·魏虜傳》記載, 在北魏宮廷 , “太后出 ,則婦女著鎧騎馬近輦左右 。” 可見北朝貴族婦女常著戎裝，弓馬嫻熟 。從我們現在已知的歷史中，婦好就是歷史上的一位能征善戰的女子，在她的墓葬中，我們發現了很多和征戰有關的實物，也是因為婦好的特殊性，她也得到了很多人的敬重和喜愛。這些史實都證明在中國早期有很多女子女扮男裝上陣殺敵，但是後來隨著儒家思想的不斷確立，女子上陣殺敵也變成了一件非常稀罕的事情。

女戰神婦好

其次就是仕途經濟。在古代，仕途是男子的特權, 女子很難進入其中 , 但是也有少數勇毅的女子試圖進入這個男性的特權世界。在《南史》中曾記載說：南齊有一東陽女子婁逞 ,“變服詐為丈夫 ,粗知圍棋 , 解文義，遊公卿，揚州議曹從事。事發 ,明帝驅令還東 。逞始作婦人服而去, 嘆曰 :`如此之伎, 還為老嫗, 豈不惜哉 。' ”而在《十國春秋·前蜀》也有記載說：臨邛女子黃崇嘏 , “居恆為男子裝, 遊歷兩川” , 以詩才稱鄉貢進士” 。這兩則故事就可以證明在古代有女子女扮男裝為進入仕途的行為，但是並不能體現出女子社會地位的增加。

從女子“女扮男裝”為了上陣殺敵和步入仕途，可以看出古代早期女子為了實現自己的價值而做出了屬於自己的努力，也正是因為這些女子的特殊性，產生了很多歌頌女性美德的文學作品，《木蘭詩》就是一個非常典型的案例。

在《木蘭詩》中描繪了木蘭替父從軍，忠孝兩全的一位女子形象。在中國歷史上有很多文學作品都歌頌了花木蘭這位女子。比如《木蘭辭》篇末的詩句“雄兔腳撲朔，雌兔眼迷離，雙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雌雄！”這幾句不僅僅是作者對全詩的結語，它更生動地展現了木蘭對自己所作所為的自豪感。這種萌動的自豪感是對女性自尊自強的一種肯定，同時也是對男權社會的一種有力的反諷，正所謂“從此不敢量巾幗，還笑男兒讀父書”。

花木蘭影視形象

而明清時期花木蘭的形象則更加前進一步，徐渭在《雌木蘭》中極力讚揚花木蘭是一名奇女子,女性意識開始在她身上萌芽，在作品中木蘭自豪地喊出了“休女身拼,緹縈命判,這都是裙釵伴。立地撐天,說什麼男子漢!”這種高呼明確地表示了她對男性的蔑視，對女子地位、才能的肯定和認可。而到近代梅蘭芳編演的話劇《花木蘭》則更是極大地鼓舞了廣大女性同胞們反封建禮教的鬥志，鼓舞了她們追求自身解放的信心。一直到當代豫劇《花木蘭》唱出了“誰說女子不如男”的心聲，顯示了婦女當家作主的喜悅和自豪，標誌著女性追求獨立和解放已經達到了一個全新的階段。

如果說在花木蘭的時代，花木蘭是一位功勳卓著，鶴立雞群的女子。那麼到了唐代，像木蘭一樣女扮男裝的女子便成為了大多數。

在大唐盛世，由於各民族文化之間交流的不斷增加，女子女扮男裝的現象也越來越普遍。從山西永樂宮的壁畫以及唐代著名仕女畫家張萱、周昉的傳世作品中，我們都可以領略到那種女著袒裝的雍容華貴、女扮男裝的飄逸俏麗以及女著胡服的幹練秀俊。同時，歷代的文人墨客也為此留下了精彩的吟詠，比如方幹《贈美人》中的“粉胸半掩疑暗雪”、李群玉《贈歌姬》中的“胸前瑞雪燈斜照”、元稹的“女為胡婦學胡裝，伎進胡音物胡樂”等，通過這些精當的描述，也可以讓我們對唐朝女性的服飾及著裝特色有一個整體的認識。

唐朝女子身著胡服

值得一提的是，唐代社會，從統治階級到下層平民似乎對女子頭戴冪籬、身著男裝袍褲的形象都抱以默允的態度，以致女性男裝化的風尚在開元天寶年間成為一種普遍的現象。在《中華古今注》明確記錄了唐朝女著男裝的情景：“至天寶年中，士人之妻，著丈夫靴衫、鞭帽，內外一體也。”《舊唐書·輿服志》載：“或有著丈夫衣服、靴、衫，而尊卑內外斯一貫矣。”可見當時世人對此風尚的態度。《新唐書·五行志》載：“高宗嘗內宴，太平公主紫衫玉帶，皂羅折上巾，具紛礪七事。歌舞於帝前，帝與後笑曰：‘女子不可為武官，何為此裝束？’”這一個笑字似乎完全瓦解了上層社會對女著男裝的敵意，反而添增了幾許鼓勵。

一代女皇武則天

懿德太子墓的墓門石刻，至今還保留著兩個頭戴渾脫幅，上著小袖寬領衣，下著波斯條紋錦鑲邊長褲，足蹬軟底鏤空錦靴的女扮男裝形象，給後人提供了這種風尚的最為直觀的視覺形象，這僅僅是大唐盛世的一個重要展現之一。後來武則天稱帝之後，唐代女子的社會地位進一步加強，它強烈衝擊了正統的男尊女卑觀念，婦女的自然天性和社會能力在這個時期得到前所未有的釋放，這一顛覆封建社會男權稱霸的事件，引發了女權主義的產生和發展。女性開始逐漸參與社會活動，且參政意識普遍增強， 她們作為一支龐大而又特殊的群體在社會中起著重要作用。

唐朝之後，宋明理學再一次讓女性受到束縛。

大唐盛世結束之後，中國儒家思想的正統地位再一次得到加強，女子受到的束縛相比前朝更是有所增加。女子待在閨閣之中，無法展現自己的才能，這一時期我們知道的優秀女性的數量大為減少，可能最有名的就是慈禧太后了。

總結

中國古代女性總體上來講還是比較低的，雖然在歷史的演變中出現了唐朝女性地位的空前加強和像花木蘭一樣的眾多優秀女性，但是這卻未能改變大勢所趨，女子的地位總的來說還是比較低的。但是到了現代，女性的獨立意識越來越強，有很多非常優秀的知名女性在屬於自己的事業上發光發熱，就連馬雲也在稱讚21世紀的女子，相信在未來，會湧現出越來越多優秀的女性，創造出屬於自己的一片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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