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这是在石头上见到的最早的人类笔墨，有人说它是秦国刻石，还有人评论说“既为中国第一古物，亦当为书家第一法则也”。这十个鼓形的石头究竟是什么东西？上面雕刻的是不是文字？它到底承载了怎样一些历史文化内涵？从发现这些石鼓起，这一切都仿佛成了一个不解之谜。更离奇的是，历代文人学者考证石鼓的年代，最早与最晚的前后竟然相差1300多年！
唐朝贞观年间，在天兴三畴原（今陕西省宝鸡市凤翔三畴原）出土了十个像鼓一样的石头墩子，高二尺，直径一尺多，上细下粗顶微圆，四周刻着一些文字。石鼓的出土立即惊动了当地官府和附近的老百姓，而石鼓上有文字这条消息，则更是让人好奇。毕竟在中国的历史上，把文字刻在石碑上来作纪念，古已有之。
其实这十个石墩并非像当时人所说的是石鼓，这种制作得像圆鼓的石头有自己的名字，叫“碣”，也就是圆顶的碑石。而这十块碣石上的文字经过学者们的研究考证，发现是一种古老的文字叫做“大篆”。所谓“大篆”就是从西周的金文向小篆发展的一种过渡性书体。它比金文规范、严正，但仍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金文的特征。
传说在石鼓文之前，周宣王太史籀曾经对金文进行改造和整理，著有大篆十五篇。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也讲到：“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正因为是太史籀所著，所以后来也把大篆称作“籀文”。而这次所发掘的石鼓上的文字正是大篆这种字体流传到后世，保存比较完整且字数较多的书迹之一，所以更显得弥足珍贵。
那石鼓上的这些大篆都记载着什么事呢？
经过对十个石鼓上所刻的文字的解读，学者们发现每具石鼓上刻有四言韵诗一首，共十首。诗的内容是关于周王派使者到秦，秦公与周王相约河边巡猎的盛况。故也称“猎碣”。“猎”就是打猎。这十块石碑就是为了纪念秦公与周王到河边打猎这件事情。十首诗的体裁为四言诗，修辞、用韵、诗风俱与诗经相近，也正因为如此，所以也有人说这些诗是“讽宣王畋猎之所作”。和《诗经》中的很多是一样，都有特殊的意义。
正因为所刻的这些石鼓文历史悠久，而且是所发现的我国最早的石刻文字，所以它一出土，便受到了文人学者的广泛关注。
唐宋时代的学者，多认为石刻是西周时期宣王时史籀的作品，除了韩愈和韦应物的诗作持这一见解以外，《元和郡县志》也说：“石鼓文在县（天兴县）南二十里许，石形如鼓，其数有十，盖记周宣王畋猎之事，其文即史之迹也。”可见李吉甫也认为石鼓是西周的遗物；欧阳修的《石鼓跋尾》虽设了三个疑点，但还是认为属周宣王时史籀所作。
还有一些专家虽然同意石鼓文是先秦时期的作品，但是认为刻制的时代不能远至周宣王。宋人郑樵认为《石鼓》是先秦之物，雕刻于秦惠文王之后，秦始皇之前；近人罗振玉和马叙伦都认为是秦文公时物。这个说法与韦、韩说法出入不大，只相差十七年。据郭沫若考证，《石鼓》作于秦襄公八年（公元前770年），距周宣王更近，所不同者，出于宣王时史籀手笔或秦臣手笔罢了。
而在近现代的学者中，用功最深，考证最全面的当属唐兰先生，他的《石鼓年代考》分别从铭刻的发展，文学史的发展，新词汇的应用，大篆文字字型发展以及中国书法的发展等八个方面来证明石鼓文应作于秦献公时期。无论结果是否正确，其考证态度值得我们所尊敬。
上述学者认为石鼓是先秦西周时期所刻，但不少学者有不同的意见。有的人依据石鼓文诗歌上所记载的天子六马，而汉朝的天子有六马，故而认为石鼓文作于汉朝；而元朝人马定国则以“字画考之”，最后考证出石鼓文是宇文北周时期所作的，并且写了万余言的文章来论证。以上专家所定的年代，最早的在公元前800余年，最晚的在公元500余年，前后相差1300多年！
虽然至今，石鼓文所形成的确切年代尚不明确，但集合各家的论证，基本上认为石鼓文创作于公元前766年到公元前659年之间的，是由秦国大篆所书写的。
石鼓文的创作时间固然还无法确定，但石鼓文的书法价值却早已为世人所公认。石鼓文字势雄强浑厚，朴茂自然。用笔匀圆挺拔。书法理论家张怀瓘在其著作《书断》中指出：“（石鼓文）体象卓然，殊今异古，落落珠玉，飘飘缨组，仓颉之嗣，小篆之祖，以名称书，遗迹石鼓。”文学大家和书法大家对于石鼓文更是倍加赞誉。
十块猎碣今藏中国国家博物馆。可是它们在流传的过程中也不乏珍爱和破坏的故事。
石鼓在唐代出土后，在韩愈的主持下，把它们移至长安太学的庑廊内加以保护。
可是安史之乱后，石鼓散失在野外，饱经风雨之磨难。直到北宋王朝的建立，才又组织人力将它们迁到都城开封，为了保护文字的本来面貌，再也不让它们经受磨难，还用黄金镶嵌在所刻的文字里。可是好景不长，金人攻占开封后便把它们迁到了北方。
金人当然不会理解石鼓的文化价值，贪婪地把黄金取出，对文字损害较大。元朝灭金，又未对石鼓作妥善的保管。明清的统治者亦然，故我们现在看到的石鼓文已经斑斑驳驳，很难辨认了，有的石鼓已经几乎字迹全无，以至于我们已经不能全面了解石鼓文的历史和文化的价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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