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8日，新華社某記者作為疫情防控一線的巾幗奮鬥者，在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在湖北武漢舉行的新聞發佈會上與記者見面交流。這件事背景不再詳述。在我看來，她引起的巨大爭議，甚至不是由於“發通稿”，而是因為“立牌坊”。
古人說“君子愛財，取之有道。”追求財富名聲，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似乎本身就自帶負面能量。但現代社會，憑自己的努力光明正大追求名利，已經是大家普遍能夠接受的行為。這位記者引發眾怒，在於“取之無道”，觸碰了人們的敏感神經。
作為一個母親，我在想，怎樣才能讓我們的孩子，長大後面對艱難的選擇時，能夠做出無愧內心、不傷害別人的正確決定呢？先從最近孩子班裡組織讀書活動說起吧。
這次讀書活動主題是希臘神話、中國神話和山海經三本書。
這個安排頗具巧思。看起來沒什麼關聯的內容，從宏大方面說，其實代表了中西方文化的不同。很幸運，遇到了好的老師，從一年級開始，書寫、讀書，一步步不急不躁，竟然效果顯著。
我家小朋友屬於特別懵懂的類型，看書只會看熱鬧。前兩天她興致勃勃講普羅米修斯盜取火種的故事給我聽。我聽了，感覺她又有了進步，複述故事比較完整，也能在個別地方有自己的思考。
我給她留了一道思考題：一個小偷偷別人的東西，人們抓住他會報警。同樣是偷，為什麼普羅米修斯偷東西，人們還要寫故事紀念他？
她說，普羅米修斯偷的不是財物，不算數。我說那不對，別管是不是值錢，都是偷啊。她想了想又說，普羅米修斯盜取火種，不是給自己，而是給大家；小偷偷東西，是自己不勞而獲。
我說，這次的想法比較接近核心點了。如果是為了更多人的利益，有信仰有追求而盜取，就會被大家紀念，而只為了自己私利不勞而獲，就會被當做小偷對不對？她說，是啊。
我又問，那跟這個類似的一個延伸問題，一個窮兇極惡的殺人犯和一個在戰場上殺死敵軍的士兵有什麼區別嗎？她說，士兵是為了保護國家和親人們而殺人，和壞人殺人是不同的。
我又說，那我還知道一個人，他是士兵，也上戰場，但是他是虔誠的基督教徒，還因為一些個人經歷，所以他堅定地信仰是不能殺人，所以他在戰場上不拿槍，更不殺人。這個故事見《血戰鋼鋸嶺》。
電影《血戰鋼鋸嶺》是一部戰爭歷史片，梅爾·吉布森導演的第五部片子，劇情改編自二戰上等兵軍醫戴斯蒙德·道斯的真實經歷，他因為在沖繩島戰役中勇救75人生命而被授予美國國會榮譽勳章，同時也是首位獲此榮譽的在戰場上拒絕殺戮的醫療兵。
她很驚訝，說，真的嗎？我說是啊，這個電影是根據真實的人和事改編的。其實，這些文學作品、影視藝術，不僅包含著深刻的文化內涵，更有著難以觸及的人性深度。對於小學的孩子來說，
文字、情節、文化固然重要，可是，更難的是關於人性的思考。為什麼看起來類似的行為，會被社會、被歷史賦予截然不同的評價？如果她再大一點，我很想跟她討論，出於信仰、出於更多的人的利益、出於國家的使命，而殺人、偷竊，真的就是絕對正確的嗎？
想起一個廣為流傳的故事，1992年2月，柏林牆倒塌兩年後，守牆衛兵亨裡奇受到了審判。在柏林牆倒塌前，他射殺了一位企圖翻牆而過的青年。亨裡奇的律師辯稱衛兵僅僅是為執行命令，別無選擇，罪不在己。
然而法官西奧多·賽德爾卻認為：作為士兵，不執行上級命令是有罪的，但打不準是無罪的。作為一個心智健全的人，此時此刻，你有把槍口抬高一釐米的主權，這是你應主動承擔的良心義務。這個世界，在法律之外還有良知。當法律和良知衝突之時，良知是最高的行為準則，而不是法律。尊重生命，是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原則。最終，衛兵亨裡奇因蓄意射殺格夫洛伊被判處三年半徒刑，且不予假釋。
雞湯很可口，但是背後的事實是，案件的最終判決，其依據仍是法律。士兵獲刑，是因為其射殺行為違反了舊東德的法律。
東德加入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規定：人人有自由離開任何國家，包括其本國在內。東德憲法規定公民人格和自由不可侵犯，故《邊界法》關於射殺越境公民的規定違背國際公約、違憲。
之所以輕判，則是因為法庭考慮到他當時身處於一種並非能夠完全遵循自我意志的環境，比如，教育、訓練、軍隊體制不允許他們擁有獨立的思想。
很簡單的一個案例吧。如果是你，又會如何選擇？
如何取捨，存乎一心，很難說誰對誰錯。
回到文章開頭的話題，對於這位記者來說，她有職務的不得已，這個層面，我想大多數人是可以理解的——雖然，她有條件也有機會成為更合格的記者。但是面對這一榮譽，是否有其他的處理方式？
人的一生，總會有最幽暗深微的時刻，總會面對永遠不為旁人所知的內心抉擇。
所以，親愛的孩子，雖然知道世事艱難，但我真心希望你讀書，是為了能夠有自己獨立的思考、獨立的判斷，在每一個艱難的抉擇面前，作出永遠不讓自己內疚後悔、也不會傷害別人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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