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在数千年前，就已是中国古代兵家极度推崇的兵书之一，其中所蕴藏的不仅仅是作战方法，更包罗了天、人、事、时、地、物之间的相克相生之道。
《孙子兵法》以万物的本源为启，顺应了万物之性，分析出制胜的法则，终能在瞬息万变的战事之中，应变出“似为有常，却为无常”的制胜战略。
由此可见，《孙子兵法》不单单是一本文学经典，更是能被运用于战事之中的“神兵利器”。无怪乎它历经了数千年，不但没有被淹没于时间洪流中，反而愈加耀目。
《孙子兵法》中的“诡道”，不能单纯以“欺诈”来解释，较为妥当的解释是“多变、无常”。
其意即在指挥对战之时，没有任何一场战法的策略会是相同的，即便是在相同的地理环境、人为因素下，因为我能谋敌，敌亦能谋我，所以必须随机应变，因着人、事、时、地、物来作战法的变化，使敌人无例可循，自然就无法掌握我军的形势；甚至还可借此来迷惑敌军，传达错误的信息给敌人，使敌人当守不守、当攻不攻。
孙武剧照
此“因敌取胜之法”，是《孙子兵法》中“诡道”的主体，有两种使用方法。
一方面可以敌方弱点为目标，对其弱点施加压力，使敌军露出败象，再以军力攻打弱点，便可得胜；另一方面，也可利用敌人所拥有的优点，以计谋将其转换为有害的条件，便能使敌军由优势转为劣势，进而战胜敌军。
利而诱之
两军交战，皆以有利之事而为之。于是我们可借敌人贪利之心，先以蝇头小利，或以小败先给敌军甜头；敌军得到好处后，便容易因此冲昏了头，进而落入到预设的陷阱之中。这与《老子》所说的“将欲夺之，必固与之”有异曲同工之妙。
然而，此所谓的“小利”，是一种比较级的阐述，也就是与“大局”相较而言，例如以金钱、割地、佯败等，毕竟战争求的是最后的胜利。
在一切只求胜利的战争中，有时必须做出一定程度的牺牲，才能获得胜利的契机。虽然这样的举动，会被认为是“冷血无情”，但战争本就无情可言，一切的杀戮争战只为求得胜利。
此时，少数人的“无情”牺牲，便是不得不为之事，也唯有这样无情的“牺牲小我”，才能使敌人上当，进入圈套之中，最后“完成大我”，使国家、军队获胜，百姓才能免于战争所带来的杀戮之苦，而得享安居乐业的生活。
两害相权衡之下，以少数人的牺牲，能换得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正是以“无情”成就“有情”的一种致胜手段。
曹操剧照
如三国时曹操与文丑之战。一般来说，军队的各项军需用品，都处于部队后方，避免被敌军夺取而无军力应战，曹操却下令将辎重放在军队的前方。
众将担心辎重会被文丑的军队所夺，当两军交战之时，文丑的军队果然大肆抢夺曹军的辎重。此时曹操又下令纵放马匹；文丑军为了抢夺辎重马匹，使得整个阵型大乱；曹操再趁机进攻，得到了胜利。
又如李牧对匈奴之战。李牧为了诱敌制胜，不但先使平民放牧于旷野，来诱骗匈奴，后又将数千名百姓弃于不顾，使得匈奴军以为有机可乘，而误入李牧的陷阱之中。
这都是先作出部分的牺牲来利诱敌人，使敌人贪图眼前的小利益，而忘了审慎思考、顾全大局，以致失去最后的胜利。
乱而取之
军队的纪律是否严明，是否有良好的秩序，关系着军队的存亡。
将领若想指挥军队如反掌之易，就必需要有“整而不乱”的军纪；否则，军队一乱，则法纪不顾，军令不听，犹如一盘散沙，更遑论应敌作战了，甚至还可能不攻自破。
正所谓“团结就是力量”，我们如果能使敌军受到额外因素的影响——例如施以实质的利益引诱，使士兵为抢夺利益而毫无纪律；或以计谋、手段，攻敌团结之心，令军心彼此猜忌；或使敌人因畏惧、惊恐而不团结——而军队大乱，便会使其丧失原有的攻击力，甚而瓦解其最基本的防御力，再趁此机会出兵袭击，便能易于取胜。
正如《百战奇法》中所说，敌军阵形一乱，军心必乱；军心一乱，阵形势必更乱；最后必将溃不成军。我们若及时把握良机，迅速出兵，对于取胜是有所助益的。
段志玄画像
隋大业十三年，隋唐两军交战。就在唐军岌岌可危之时，唐将段志玄率领骑兵前来赴救，成功击杀数十敌军，但脚却被乱箭所伤。段志玄为避免影响军心，不但隐瞒伤势，还数次攻入隋营奋战。
隋军一再遭段志玄冲杀，军心便开始混乱，而唐军见状反而士气大振，最后隋军混乱溃逃，唐军便趁此良机进攻，大败隋军。
不仅战场如此，国家也是如此。国家若是在内政、经济方面出现了混乱，民心便无法聚集，国力也将衰减，自然容易引起强国的侵略，最后终将亡国。
《吕氏春秋》中有一段记载。周武王在讨伐殷商前，派人前去刺探国情，先是得知殷商有佞臣与谗臣当道，后得知贤良之臣纷纷离开，最后再得知百姓不敢批评政府，于是认为殷商国政已乱到了极点，便出兵讨伐，一举灭了殷商。
实而备之，强而避之
当敌人国力坚强、实力雄厚、兵精粮足，我军无机可乘之时，就应加强整备工作，不主动与敌军交战，静待敌军露出破绽后，再一举攻之。
换言之，就是“忍”。两军对峙之时，我们要沉得住气，不盲目、轻率地采取进攻之势，正所谓“敌不动，我不动”，先有动作的一方，就容易先露出破绽来，如此不但不易取胜，反而会造成我军大量的伤亡，甚至被敌军击败。
正因如此，在这样的情形下，我们不可急于进取，而应严加防备才是上策。
古代作战图
另一方面，面对敌军的强大攻势，我军应避其锋芒，避免与其正面交战，不可与其硬拼。在保全全军的前提之下，尽量的容忍、退让，不轻易应战而造成伤亡。
毕竟敌军的气势正旺、战力正强，我军不但在军力上不若敌军，甚至可能连军心上都受到敌军的气势影响，而有所怯惧。换言之，这正是反向的“不战而屈人之兵”。
因此，在劣势的情况下，我们一定不可与敌军正面应战，应当保留实力，以退为进，且战且走，争取时间作长久的消耗战，并积极整备，等待敌军因长期在外征战，军力耗损、气势减弱之时，再争取最后的胜利。
三国时，刘备出兵大举攻吴。吴将陆逊以汉军势盛、求胜心切，决定先让一步，再视机决战。
于是他将军队撤退至夷陵，并固守不出。两军对峙半年，陆逊待汉军疲惫、斗志松懈，再加上他得知汉军营寨由木栅栏所造，便决定使用火攻，一举大败汉军。
陆逊的战术运用，便是“实而备之，强而避之”的最佳写照。
怒而挠之
我们可以利用敌军暴躁易怒的个性，使用计谋来激怒敌军，使敌军被怒气冲昏头、丧失理智，无法冷静判断双方形势，进而使其作出错误的决定。
更进一步，我们若能使敌军的怒气无从发泄，到最后敌军甚至会不听军令，这正是反向利用孙子在《火攻》篇中所提到的“主不可怒而兴师，将不可愠而致战”。
刘邦剧照
楚汉相争时期，汉王刘邦率军攻打成皋。当时楚王指派最信任的将领曹咎镇守成皋，曹咎依令坚守不出，完全不理会刘军的挑衅，就这样僵持了数日。
后来刘邦便选了几名能说善道的士兵，在城下对着曹咎破口大骂，先是讥讽他胆小如鼠，后说他犹如缩头乌龟，不敢出来应战。曹咎听后大怒，原本想出城应战，但遭属下劝阻作罢。
然而，刘邦不但没有停止，反而接连数天，派出更多的士兵在城下破口大骂，且越骂越难听，曹咎终于按捺不住怒气，率兵出城应战。此举正合刘邦之意。
就在曹军渡汜水时，刘邦派出早先预备好的强军袭击，在水上给予曹军迎头痛击。曹咎被打得溃不成军，最后拔剑自尽。刘邦顺利占领了成皋。
卑而骄之
当敌军浩浩荡荡、士气高涨，举兵来袭时，我军则要放下身段，向敌军展现臣服卑微之意；或是收敛我军气势，佯装羸弱不敌，而使得敌军因此而骄傲、自大，便会渐渐呈现出怠惰之形而松懈防备；这时再以兵奇袭，必能战胜敌军。
吴王夫差剧照
越王勾践兵败后，不但屈服于吴王夫差之下，更大肆贿赂吴国官吏，使得吴王夫差日渐骄傲自满。
吴王夫差认为勾践是诚心臣服，便松懈了对越国的防备，最后吴国终遭越国所灭，越王勾践总算得以复国血耻。这也证明了“骄兵必败”的道理。
佚而劳之
敌人有充分休养，人人精神抖擞，且整备完善，此时敌军战力非同小可。
我们不可举兵作正面冲突，而是要设法使敌军疲于奔命，一下攻左一下攻右，不断侵扰敌军，使敌军防不胜防，让敌人日夜不得休息，加速消耗敌军的体力及精力，以减弱敌人的战斗力及应变能力。
吴伐楚，公子光（吴王阖闾）问计于伍子胥，并采纳了他的建议。伍子胥以“兵分多路”的方式，不断骚扰楚国，诱使楚国军队尽出。楚国大军出动必劳师动众，此时吴军却立即收兵。
如此来来回回数次后，楚国的军队便开始呈现出疲态，甚至开始以为吴军又是“虚张声势”，而开始懈怠，最后吴军再以全体进攻之势，击溃了楚军。
伍子胥剧照
亲而离之
敌人团结、无二心时，军力便能有超越实力的表现，此时就要用计来分化、破坏敌人的团结，使其上下离心、左右猜忌；或是拆散“一加一大于二”的绝佳作战组合，使敌军一分为众，甚至不愿互相协助作战。
如此一来，便能大幅削减敌军的战力，我军便能一一攻破，取得胜利。
在《三国志》中，有一段曹操分化敌军的记载。马超与韩遂组成联军对抗曹军，因曹操与韩遂两人稍有交情，于是在开战前，两人便在阵前叙旧交谈。
两人不谈军事，只聊当年旧事，因此相谈甚欢。结束谈话后，马超询问韩遂谈论的内容，韩遂却说没什么，马超便起了疑心。
过了几天，曹操又命人送信给韩遂，信中又故意在语句上涂涂改改。马超本来就已有所疑虑，于是向韩遂借信一看，便真的以为韩遂与曹操两人私下共谋。
马超的疑心越来越大，曹操便趁此时举兵进攻，“大破马、韩联军”自是手到擒来。
孙武雕像
总而述之，孙子以“攻其无备，出其不意”为自己的理论作了总结。
如果想在交战中取得胜利，就必须使敌人无从防备，或是在敌人没有准备的情况下进攻，也要在敌人意想不到的时间或地点出击。也就是说，“无备”与“不意”就是军队的弱点所在。
行“诡道”之法，目的就是要使敌军露出弱点，这也是军事指挥作战时的奥妙之处，只要能因时、因地、因人、因事之异，随时变化战术，就可以使敌人防不胜防。这正是“诡道”的精神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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