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我们来说说苏轼的两篇“高考作文”——《刑赏忠厚之至论》和《御试制科策》。
这是苏轼进入北宋政坛的敲门砖。尤其是他那篇洋洋万言的《御试制科策》，观点相当大胆，搁今天看简直有分裂国家的嫌疑，假如它不是因为太长、太难读的话，在今天一定会被无数人在网上讨伐口诛笔伐。
但就是这篇文章，竟然被皇帝钦点，拿了最高分。他们究竟写了什么？
《刑赏忠厚之至论》
先谈第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其实它的好处只在写作技巧，见解并不高明，所以我不想给它太多篇幅。论题很简单，是说天子无论赐予奖赏还是施加惩罚，都怀着同样的忠厚之心。
这篇文章后来被收入《古文观止》，所以很为人们熟悉。我这里只谈一个细节，它很能反应苏轼不落俗套的写作风格。
苏轼写到，当尧圣人治理天下的时候，皋陶担任法官，将要判决死刑犯的时候，皋陶三次说“杀了他吧”，尧圣人三次说“饶了他吧”，所以天下人畏惧皋陶的铁面无私，喜欢尧圣人的宽宏大量。
在苏轼的文章里，这件事是作为论据出现的，但这个论据到底出自哪本书呢？
在判卷的时候，主考官欧阳修和阅卷老师梅尧臣竟然都想不起来，以为是自己忘记了。
事后欧阳修专门问了苏轼，苏轼回答说：“出自《三国志·孔融传》。”欧阳修回去翻书，翻遍《孔融传》也找不到。
再问苏轼，苏轼回答说：“《孔融传》记载，曹操灭掉袁绍的时候，把袁熙的妻子嫁给自己的儿子曹丕。这事很不厚道，所以孔融讽刺了一句：‘武王伐纣，把妲己赐给了周公。’
曹操很震惊，问孔融到底从哪本书里看到过这样的事，孔融答道：‘这是从今天的事情推想出来的。’”
苏轼接着说：“我的意思和孔融一样。”
欧阳修不但没有发火，反而相当惊叹，说苏轼这样才叫既善于读书，也善于用书，文章一定会独步天下。
当然，苏轼这种做派，能够欣赏的人会说他把书真正读活了，可以活学活用，不能欣赏的人会说他有纵横家习气，为了达到目的，不惜捏造论据。
因为这篇《刑赏忠厚之至论》，苏轼被欧阳修点为第二名，这是礼部考试的结果，接下来还有一轮皇帝亲自主持的考试，称为殿试，苏轼再次过关，进士及第。
苏辙也在这一科通过了考试，苏洵却不愿意再考了。
破纪录的好成绩
苏轼和苏辙没能立刻做官，因为母亲忽然过世，他们必须回家守丧三年。三年之后，“三苏”再次进京，苏轼和苏辙参加了一场规格更高的考试，苏轼考中了第三等。
听上去这不是一个很好的成绩，但事实上，第一等和第二等都是虚设的等级，第三等才是实际上的第一等，而北宋开国以来，只有一个叫吴育的人考到了第三次等，所以苏轼的成绩破了纪录。
原本苏辙也有机会得到这个荣誉，但阅卷考官之间分歧太大：司马光认为苏辙应该录在第三等，但另外有人认为苏辙抨击时弊太激烈，对皇帝不恭敬，必须让他落榜。最后是皇帝出面和稀泥，把苏辙录在第四等。我们对比苏轼和苏辙的试卷，会发现苏轼讲话很委婉，客套话也太多了，但如果抛开语言，单看内容的实质，苏轼才是更激烈的那个。
这场考试相当繁琐，考生先要提交50篇论文，然后才是正式考试，考试面对的考题也不像《刑赏忠厚之至论》那样是很简单的一句话，而是洋洋洒洒好几百字，问题接连几十个，几乎涵盖了时政的所有方面，这可不是皓首穷经的书呆子能应付的，写作技巧也派不上多大的用场。
苏轼依次回答了所有问题，所以这份试卷也称得上是一封万言书了。
这封万言书，因为针对的问题太具体，篇幅太长，对后世的考生没有什么参考价值，所以引发的影响只是昙花一现，直到今天也不太受人重视，这是很可惜的事情。
苏轼的边疆对策
很遗憾由于篇幅的限制，我不能详细讲解苏轼的答卷，只能精中选精。在试题的所有问题里边，最有意思的是一个军事问题，问的是：现在边境很安定，但军队还是撤不回来，这是为什么呢，又该怎么办呢？
苏轼对军事问题很有想法，但他很聪明，知道书生纸上谈兵很容易被人笑话，所以答题的时候故意答得简短一些。
苏轼先从剖析题目入手，说所谓边境安定，其实只是假象。我们知道当时北宋的版图不大，北方有辽国，西北有西夏。在苏轼看来，辽国和西夏类似于以前的匈奴，那么，历史上是怎么解决匈奴威胁的，最值得当代参考。考察历史，要想制服匈奴，必须先通西域。
办法既然有了，接下来就该考虑怎么实施了。北宋要想打通到西域的通道，似乎做不到，因为灵州一带，也就是今天的宁夏灵武，早已经被西夏占领了，改名西平府。
那么，宋朝显然应该夺回灵州，但这事说来容易做来难。
为什么以宋朝的实力竟然拿不下一个小小的灵州呢？并不是西夏人有多厉害，而是因为宋朝发不出力。为什么发不出力呢？
苏轼给出的解答是：“以不生不息之财，养不耕不战之兵。”
也就是说，宋朝的军人是职业军人，只管打仗，不搞生产，而他们又长时间不去打仗，这怎么行呢？国家财力是有限的，照这样养兵的话，国力只会越来越弱。
今天我们最容易想到的办法是：既然养了那么多兵，就派他们去打仗好了。
但在苏轼的时代，宋朝的军队已经被养得很懒散了，战斗力低下，不打仗还能吓唬人，一打仗反而露怯。这个问题已经变得积重难返了，到底能怎么解决，真不容易想出对策。
如果能有对策的话，一定会是奇谋。苏轼想出来的，就是这样的一条奇谋。他说，第一步要做的，是让秦地独立。所谓秦地，大体上就是战国时代秦国的版图，今天属于陕西省，当时和灵州接壤。
苏轼认为，陕西独立之后，陕西人自己去和灵州的西夏人打，宋朝不必干预。从此陕西是陕西，宋朝是宋朝，各过各的日子。陕西变成了战国时代的秦国，这对于宋朝来说，能得到战国格局的全部好处，还能避免战国乱世的害处，灵州的西夏人肯定打不过独立之后的陕西人。
陕西人的战术可以非常简单，集中壮劳力在边境屯田。屯田是以耕养战、自给自足的好办法，屯田的壮劳力拿起锄头就是农民，放下锄头，拿起弓箭，就变成了士兵。这样一来，就避免了“以不生不息之财，养不耕不战之兵”的困境。
等屯田成了规模，再让这些半兵半农的军队不断骚扰灵州，灵州人肯定熬不住，等他们熬不住的时候，就一定会归顺我们宋朝。这样一来，就可以考虑下一步通西域的安排了。
苏轼这个办法无论是高明还是愚蠢，至少在今天看来足够惊人。更惊人的是，这样的言论非但没有被北宋朝廷治罪，反而给苏轼赢来了前所未有的高分。
这就是读历史让我们开阔眼界的地方：我们以为天经地义的观念，一旦放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区，就不再那么天经地义了。
今天我们对于领土、主权的观念是随着民族国家的兴起而成型的，历史并不很长。拿新观念去苛责古人，显然不太厚道。在苏轼和他的同时代人看来，土地是为人服务的，如果丢掉一块土地能让人的生活变得更好，那又何乐而不为呢？
古罗马真的发生过这样的事情，皇帝嫌遥远疆土的管理成本太高，费力不讨好，索性不要那些土地了。放弃领土也有另外的考虑，比如和苏轼同一阵营的旧党领袖司马光，在考虑和西夏议和的时候，坚持要把六处土地，也就是所谓六寨，还给西夏。
那是改革领袖宋神宗刚刚去世，反改革的新皇帝宋哲宗刚刚登基的时候，司马光提议主动归还六寨，理由是：当初宋朝和西夏建交，西夏内乱，国主遭到软禁，宋神宗打着救援西夏国主的旗号发动战争，占领了若干土地，兴建营寨，合称六寨，等西夏内乱平定，要求宋朝归还六寨土地的时候，宋神宗却不愿意了，说占领六寨，是对西夏的小小惩罚。
司马光说，就算要惩罚，也应该是惩罚那些软禁西夏国主的人，怎能反过来惩罚西夏国主，在救了他之后又抢他的地盘呢？这样胡搅蛮缠，出尔反尔，还有没有一点大国风范了？更何况那些武将夺地建寨，只是为了自己立功，完全不是为了国家考虑。
至于六寨应该算是谁的土地，司马光倒还没有这种意识，但他也不会完全只讲儒家的正当性原则，所以接下来他又论证这六寨对于宋朝来说其实弊多利少，还给西夏才最合算。司马光的提议并不乏支持者，最有力的支持者就是苏轼的弟弟苏辙。
第二年，宋朝真的开始实施司马光的还地政策，用土地交换战俘。这笔交易到底应不应该，今天当然有今天的答案，但我们也不妨借着古人的答案重新审视一下自己心里的刻板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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