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姍姍
“這是真的嗎？”當週五（3月13日）親戚發來一條標題包含“英國把‘群體免疫’作為抗擊新型肺炎政策”的微信公眾號文章時，我才意識到，原來“群體免疫”（herd immunity）這個詞的影響力已經那麼大了。“如果是真的，你就趕快回來吧。”他們緊接著說。
“群體免疫”在中國社交媒體成為熱門詞，源自英國政府的首席科學顧問帕特里克·瓦倫斯勳爵（Sir Patrick Vallance）3月13日接受媒體採訪時說的一段話。
首相鮑里斯·約翰遜三月初推出英國抗擊疫情的計劃，包括控制（Contain）、延遲（Delay）、科研（Research）和緩和（Mitigate）。因此，3月12日英國政府在唐寧街辦公室開的新聞發佈會受到萬眾矚目。
這次新聞發佈會上，首相宣佈，英國進入下一階段，即延遲（Delay），並宣佈一系列建議和措施。比如，現階段要保護老人和身體有恙的人，如有不適，要與他們自覺隔離，並保證醫療資源能繼續提供給醫院其他病人。對有呼吸道症狀的人，政府建議在家自我隔離七天，因為大部分人症狀會消失，如果七天後仍身體不適，可撥打111熱線，會有專人接納病例。這樣，減少病毒測試數量，可減輕醫療負擔，總患病人數的數據也會保持穩定。
英國保守黨政府的政策，得到許多期盼嚴格抗疫的人噓聲一片。此前，蘇格蘭和愛爾蘭關閉了學校，蘇格蘭出臺政策，為需要停工的買房者暫緩了貸款還款。意大利更是封鎖全國。3月13日週五，即新聞發佈會後一天，與首相鮑里斯·約翰遜同臺的帕特里克·瓦倫斯勳爵接受媒體採訪，表示他支持政府抗疫政策。採訪中，他提及“群體免疫”，簡單說，當相當比例的人口感染某種病毒時，整個社群就會對這種病毒免疫。
採訪後，英國天空新聞網（Sky News）首先發出標題為“突發新聞：英國需要感染新型冠性病毒以獲得‘群體免疫’”的報道。天空新聞報道（13號首發，15號更新）稱，帕特里克·瓦倫斯勳爵說英國需要有60%的人口感染新冠病毒，英國將能享受群體免疫。《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更是直接在標題上將“群體免疫”定性為英國的抗疫“戰略”。
“群體免疫”究竟是不是英國的抗疫政策？
天空新聞網的文章，提及了3月12日發佈的抗疫政策，但並未提“群體免疫”為政府政策。不過，將兩者並置，並把“群體免疫”放在標題和開頭，讓人不禁聯想。而《衛報》和BBC基於週五（3月13日）採訪的新聞，都是說帕特里克·瓦倫斯勳爵表示支持政府政策。BBC在文章末尾引用了瓦倫斯勳爵關於“群體免疫”的陳述，但從時態和語境上皆可看出，這是在客觀陳述一種理論上的可能性。
如果光看標題或某個媒體，很可能將“群體免疫”誤讀為英國現階段的抗疫政策。的確，英國的政策遭到不少詬病，也讓“群體免疫”這個詞在社交媒體上放大。在中國的社交媒體上，更是遭到多次誤讀，完全脫離了最初語境。
週六（3月14日）晚上，針對認為政府使用“群體免疫”作為抗疫政策的批評，英國健康管理和社會關懷部門回應：“群體免疫不是我們的抗疫政策之一，這只是一場疫情的副產品。我們的目標是救治生命、保護弱者，並減少國民健康體系的壓力。”
既然“群體免疫”並非英國抗疫政策，那英國媒體為何討論它？
在英國抗擊新冠肺炎的新聞和輿論裡，“群體免疫”其實只佔很小一部分。除了前文提及的媒體，對這個理論在各類疫情語境下的可能性，其他媒體也早有討論。比如，《連線》（Wired）雜誌的健康欄目在唐寧街的新聞發佈會之前，就討論了“群體免疫”論的可行性，並對這是否會是政策之一存疑。去年英國遭遇麻疹疫苗風波時，《連線》也刊文討論過“群體免疫”。
這次，首先將“群體免疫”放上新聞標題的英國天空新聞網，素來有新聞報道譁眾取寵的名聲。《金融時報》相對公正，但立場偏重中產階級和特權階級，和英國天空新聞網同屬保守派。另外，將“群體免疫”放在標題的，還有英國極端保守派的小報《太陽報》。一般來說，保守派的媒體對社會公平性的訴求較弱。《衛報》則為自由派媒體，相對來說，報道趨近信息透明也較具國際視野。而BBC屬於公共媒體，追求公正公平的報道，也更偏重本土化。
各媒體立場和報道風格不同，發出的新聞角度也不同。在對事實存疑時，最好的方法是多讀各類新聞，並找到源頭。比如，回顧週四新聞發佈會的現場錄音和相關報道，並觀看帕特里克·瓦倫斯勳爵週五採訪的視頻，來判斷其言論是否即為實際政策。
既然“群體免疫”並非公共政策本身，為什麼有那麼多學者和民間的反對聲音呢？
在鄰國愛爾蘭和北部自治的蘇格蘭發佈嚴格的抗疫政策後，許多機構預期英國政府也會實施類似政策。兩週前，超市裡出現衛生紙斷貨，發佈會前後，超市意大利麵也遭到搶購，民眾做好了在家度過疫情的準備。因此，週四發佈會後，政府沒有關閉學校，也沒有要求人們在家上班，許多人對政策本身表示不解甚至不滿。有民眾已向政府請願關閉學校，甚至封鎖英國，同時也有許多民眾請願，不要在現階段就關閉學校，擔心產生更負面、更嚴重的社會影響。
幾天前空掉的超市貨架，和每人限購五包的限購標識。本文圖片均來自互聯網。
週四記者會上，也有記者提問，為何不關閉學校，得到的答案是，如果關閉學校，更難保證這些孩子的去向，而在學校，起碼能集中管理。在和教育界朋友聊過後，我瞭解到，他們的確擔憂關閉學校未必有助於控制疫情。僅在倫敦就有230萬貧困人口，即將近倫敦人口的三分之一，其中70萬為兒童。他們面臨各種家庭問題，許多人需要依靠公共資源，如圖書館的公共網絡和學校資源來學習。如果學校關閉，這些孩子的學習、安全，甚至正常生活都可能得不到保證。如果無人看管，他們可能會在公共場所遊蕩，加劇病毒散播隱患。如果他們由祖父母照顧，那麼新冠肺炎疫情中最脆弱的老年人群就更容易暴露在病毒中。此外，考試季在即，關閉學校，可能會影響許多面臨升學考試的學生。
再比如，蘇格蘭快速封鎖後，考慮到許多人無法繼續工作，故出臺延緩買房者貸款還款的政策。然而，蘇格蘭並未出臺政策保護租房者，為繳房租，這些人只能在疫情期間工作。在實施政策之前，是否考慮到各方需求和相應後果，都會影響疫情中的社會穩定。不少蘇格蘭租房者發現自己並未受到封鎖政策保護，聯名在媒體上發聲，要求得到相應保護。
3月15日，英國政府公開表示，接下來幾周，可能會隔離70歲以上的老人。週四唐寧街的新聞發佈會，還提出“自我隔離疲勞”（self-isolation fatigue）的概念，即人們無法長期在家不外出，自我隔離政策要選擇最佳時期才用，否則效果不佳。這次隔離老年人的消息提前放出，也是提醒民眾提前做好準備。政府的緊急情況科學顧問團隨後表示，保護弱勢人群的政策，包括在家隔離等，將一一出臺。
其實，英國的公司和機構二月底已根據自身情況出臺相應政策，包括在家工作和加強衛生管理。二月和三月，一些公司出現員工和訪客確診的狀況，公司員工也在當天被要求開始在家上班，等待進一步通知。這也督促更多公司和機構出臺應急措施，以防類似狀況發生。
那麼，醫學工作者的反對不具說服力嗎？
國內社交媒體上有人質疑，稱《柳葉刀》的主編Richard Horton在Twitter上發言反對“群體免疫”。首先，醫學雜誌主編的個人觀點，不能作為醫學事實論據，雖然權威人士在社交媒體上言論的確能成為他支持的觀點的助推器。再者，Richard Horton的觀點，是以達到“群體免疫”作為英國抗疫政策最終目的為前提，那麼，這種事實基礎是否存在，有待斟酌。
《柳葉刀》主編3月14日在Twitter上發文。
3月14日週六晚上，295位學者聯名發佈公開信，希望英國能實施更嚴謹的抗疫政策，不要試圖用延緩政策來達到“群體免疫”的功效，建議政府實施政策讓人們開始“社會疏遠”（social distancing)，英國健康管理和社會關懷部門也對這封信回應，並表示“群體免疫”並非政府政策。
帕特里克·瓦倫斯勳爵上任六個月，沒有傳染病學背景，主要研究方向為血管和內皮生物學。醫學機構工作的英國朋友，對帕特里克·瓦倫斯勳爵的話語的權威性質疑，說他僅僅是位政客，很難判斷“群體免疫”是否是政策一部分。但他的確代表了政府接受採訪，並說出“群體免疫”的概念，這就很難不引起爭論。有醫學專家聯名反對，也在情理之中。
學術界和社會上各種聲音交戰之時，民眾早已自覺開始 “社會疏遠” 了。許多大型活動和民間活動延時或取消，比如英超聯賽暫定延期到四月舉行。二月，我不斷收到當地診所的短信，提醒如有症狀應遵循的就醫步驟；我常光顧的不少運動場館群發郵件，表示對疫情重視，並告知自己採取的措施；我志願服務的減少食物浪費的機構，更是數次公告，讓志願者嚴格遵循衛生準則。雖然面對經濟困難，許多劇院也在此刻選擇延後演出，以減少公眾接觸。
不少公眾活動也在網上公告，表示對取消出席的人表示理解。英國人舉辦活動，甚至是自家派對，都起碼一個月以上提前組織，大中型活動更是提前一年到半年。所以，無論臨時取消還是對未出席者的理解，都足見對疫情的重視。
週五，新聞報道一位地鐵司機確診。難道倫敦交通網絡不怕民眾恐懼嗎？倫敦交通網絡和英國火車網絡出現意外事件時，通常當地媒體和交通網站上立刻會通報。司機確診的消息，按照平常的處理方式，會如實報道，也督促倫敦交通網絡重視地鐵清潔。事後，他們通過郵件發出通告，詳細表述了日常消毒和疫情期間消毒過程，以讓民眾安心。
3月15日，在公園踢球的人。
我在國內外社交媒體解釋以上概念和梳理事實時，遇到過最接近人身攻擊的應答是—— “你為什麼要支持託利黨（即英國保守黨，帶有貶義）的政策？他們知道有你這樣的支持者應該很高興吧？”
是否支持政府政策，與是否旁觀媒體片面放大某些內容，甚至歪曲事實，是兩件不同的事。政府政策、新聞媒體、社交媒體、民間團體和普通民眾對疫情作出的回應，與國內期許不同，就會被很多人認為“這是錯的反應”。有些人看了公眾號推文而誤讀政策，而另一些人直接將政策定性為“錯的”。
旅居英國多年，我從生活方方面面感受到英國保守黨許多政策的失利，特別是削減英國國家醫療服務體系經費、緊縮對外籍醫護人員的移民政策，這對今日的醫療資源緊缺必有影響。政府是否會因此次疫情而反省？英國國家醫療服務體能否熬過這一關？這些都是未知數。
但政府的抗疫政策和作為並非存在於真空，與民間的聲音和行動是相輔相成的。自中國疫情暴發起，《衛報》就專設了新冠肺炎的24小時滾動直播報道，更在全球疫情暴發後，有當地記者加入報道團隊。三月第二週，《紐約時報》的新冠病毒的相關報道才對公眾免費，而《衛報》一直堅持免費提供信息。面對可能有更多人在家隔離的情況，英國各地組織起了為隔離者服務的志願者小組，已達到616個，數量還在增加。英國政府網站，特別是英國國家醫療服務體系和英格蘭公共衛生署的頁面上，一月就有大量關於新型冠狀病毒的信息、英國疫情信息和應對措施，這些信息幫助許多民間決策者（如公司的人力資源部門、學校的管理部門和社區顧問）找到最佳應對方案。
英式幽默也在抗疫中體現。有人清空了超市貨架上的衛生紙和意大利麵，也有人和空貨架合照，並配上幽默的文字，發在社交網絡上。隨後，各大連鎖超市下了限購令並及時補貨。朋友紛紛表示理解說，如果家裡人多，每人限購五包意大利麵，還真不夠吃幾天的，自己暫時吃“健康”版的豆子面吧，雖然難吃又沒營養。
總之，許多人不滿英國政府的政策，也有人對此有不同解讀。無論各界反應如何，唯有信息透明，新聞媒體、社交媒體上有不同聲音，各行各業才能根據實際情況應對，個人才能做出最適合自己的判斷。
（作者陳姍姍系旅居英國的華人，供職於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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