胸懷大志：“名門之後”大起大落仍初心不改
凡古今有成就者，無不坎坷，但坎坷的形式各有不同：陶淵明不能忍受為五斗米折腰而歸隱躬耕；蘇東坡在入朝與遠謫的起伏中，悟透人生的荒涼；也有人歷盡大起大落，痛苦煎熬仍初心不改的，這也許就要算唐朝中期偉大的思想家和文學家柳宗元了。從一個活躍在中唐政壇的青年才俊，到陡然跌落為長居蠻荒之地的“囚徒”，他何以自處，又何以令自己的人生境界和才學昇華到如此高度？
柳宗元出身河東（今山西永濟）柳氏。唐朝人喜歡說自己的先世出於高門，許多是不可信的，但是柳宗元的家族卻是貨真價實的門閥貴族。北朝時期，黃河以東地區的柳氏，就與薛氏、裴氏一起，並稱“河東三著姓”。唐朝立國以後，柳氏也被皇室倚重。唐高宗李治一朝，柳家光在尚書省（相當於國務院）同時做官的就有二十多人，權傾一時。
但也就是在高宗時期，柳家開始走向衰敗。當時，柳宗元的高伯祖（與柳宗元之高祖子夏為兄弟）柳奭是高宗的宰相，高宗第一任皇后，王皇后是柳奭的外甥女。後宮鬥爭中，王皇后敗於武則天，柳宰相也受到牽連，先是被貶，後來乾脆被誅殺。武則天上臺主政後，打擊舊姓，柳氏從皇親國戚降為普通人，僅剩下良好的家風不絕如縷。
柳宗元的老朋友韓愈，說柳宗元正直、真誠，不計利害，為理想奮不顧身。柳宗元的這種品性正遺傳自他的父親柳鎮。柳鎮曾在晉州（今山西省境內）做官，他的上司是個粗暴而嗜殺的武夫，官府裡的人都不敢得罪他。看到無辜受刑的人快要被打死時，只有柳鎮會去據理力爭，甚至親自為無辜者抵擋鞭笞棍棒，即使上司暴怒也毫不退避。
柳宗元的母親盧氏也出身世家，通曉詩書，文采不凡。柳宗元四歲時，父親孤身在外，盧氏帶著孩子們暫住長安西郊鄉下。家中沒有書籍，她就背誦口授。
稍大一些，柳宗元開始跟著在外地做官的父親遊歷，增長了見識，鍛鍊了文采。十一二歲時，他隨父親在夏口（今湖北武昌）李兼的幕府中生活了一段時間。李兼幕府中人才很多，像當時著名的文人權德輿、楊憑都在其中。柳宗元在父輩的圈子裡，已經受到矚目，被看成是“童子有奇名”者，楊憑還將九歲的女兒許配給他。
德宗貞元五年（公元789年），柳鎮擔任殿中侍御史，是個監察部門的小官員，卻在審理案件時得罪了權傾一時的宰相竇參，被陷害而貶到夔州（今重慶奉節）。十七歲的柳宗元為父親送行，走了近百里，依依不捨，而剛強的父親，只對兒子說了一句“吾目無涕”，就踏上了遠去的道路。
貞元八年（公元792年），陷害了柳鎮的竇參獲罪貶死。陸贄為相，氣象更新，柳鎮冤案昭雪，柳宗元也在第二年中了進士。又過了五年，他考中博學鴻詞科（由吏部，大體相當於今天的人事部所舉行的人才選拔考試），被正式任命為集賢殿書院正字。這一年他才二十六歲。
集賢殿書院正字，相當於皇家圖書館的校對員，是剛入流的小官。按唐朝慣例，進士出身，授正字，然後，出任京畿的縣令、縣尉（相當於縣長、縣公安局長），再回中央做官，是仕途上的快車道。柳宗元在集賢殿書院正字任上三年期滿，就調補為京畿地區的藍田（今陝西藍田）縣尉，無疑是踏上了升遷的捷徑。
實際上，他並未到任，由於才華出眾，柳宗元被留在京兆府（相當於首都市委）負責文書工作。同時，他也活躍在長安才俊之士的圈子裡，與劉禹錫、韓愈等一批俊彥之士，友情甚篤。這批青年才子胸懷大志，常在一起針砭時弊。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柳宗元剛滿三十一歲，調任監察御史裡行（相當於國家監察部高級官員助理），走入了朝廷決策中心，好友劉禹錫等三人也同時被晉升。
這期間，柳宗元開始與王叔文結交。王叔文越州山陰（今浙江紹興）人，很有政治抱負。他棋藝精湛，曾在東宮陪當時還是太子的唐順宗下棋，因幫助太子在複雜的宮廷鬥爭裡站穩腳跟而深受信任。王叔文善於結交，到處為太子物色人才。柳宗元及其朋友們與王叔文政見相近，都成了他倚重的力量。
順宗永貞元年（公元805年），唐德宗駕崩，唐順宗登基，著手進行改革。柳宗元此年升任禮部員外郎（相當於文化部兼教育部高級官員），在王叔文的帶領下，他們這批年輕官員迅速推行新政，懲辦貪官酷吏，整頓財政，抑制藩鎮，打擊宦官，雷厲風行。據史書記載，這些新政令“百姓相聚歡呼大喜”。唐順宗的年號是“永貞”，這場革新史稱“永貞革新”。
然而，官場一旦腐朽，其衰亡就成為必然。大唐王朝已經無可挽回地走到後期，王叔文等人遇到的強力反彈便可想而知。
尤為不幸的是，如果順宗是個清醒健康的皇帝，多少還可以給他們倚靠，但是，順宗在即位前一年（公元804年），突然中風，無法言語，身體狀況越來越不好。朝廷百官對王叔文等人擅權的猜疑，自順宗即位的那一天起，就沒有中斷過。在這種情況下，受到打壓的宦官、藩鎮以及不滿的朝臣，迅速集結成反對力量。太子李純，則逼迫順宗禪讓，自己即位，這就是歷史上的唐憲宗。手中完全沒有兵權的王叔文，面對這樣的變局，也只能束手就擒。
憲宗剛一上臺，就宣佈把王叔文、柳宗元、劉禹錫等官員貶到地方去當司馬。所謂的“司馬”，是地方上編制之外不得參與處理政務的閒官，實際上相當於流放了。少年苦學的柳宗元，在意氣風發的青年時期，走進政治的最高核心，然而無情的政治，也在轉瞬之間，讓他從巔峰跌落到谷底。
柳宗元被貶的永州（今湖南零陵），地處湘江上游，屬於丘陵地帶，在唐代是經濟文化十分落後的地區。柳宗元到任後，沒有住所，只能在永州城裡龍興寺的西廂房裡安身。第二年五月，隨他一同前來的老母親就因長途顛簸，加之受不了南方的炎熱和潮溼，一病不起，又因缺醫少藥，撒手而去。母親離世前，對心境蕭索的兒子說：“過去的事情不必再耿耿於懷，我也從沒有覺得過得不好。”
母親去世後，柳宗元自己的健康狀況迅速惡化，脾臟腫大，消化不良，嚴重時一兩天發作一次，吃不下東西，視力模糊，旁人說話的聲音一高，就心慌不止。他自己懂一些醫理，想買一些茯苓來調理，結果，集市上賣的是用芋類假冒的茯苓，吃了病情反而加重。在龍興寺熬了四、五年後，他才有了自己的家。新家臨著溪水，地氣溼熱，不久，他又患了腳氣病，雙腳腫脹。
與身體的病痛相比，心裡的壓抑是更痛苦的。柳宗元早年才華過人，仕進又很順利，性格剛直，議論不避利害，在長安被人稱為“狂疏人”。作為“永貞革新”的核心人物，在他當政時，前來巴結他的人在門口排長隊，無非是想走門路，弄個一官半職。對於這些要求，柳宗元不肯徇私，“百不得一”。隨著柳宗元政治的失勢，人們對其才華的嫉恨、心意不遂的惱恨，一齊發洩了出來，罵他的汙言穢語不絕於耳，有些人甚至靠汙衊和詆譭他來討好新貴，一時之間“群言沸騰，鬼神交怒”。
柳宗元在永州過得很孤獨，很少與人往來。他希望能回到長安，在永州待了五年以後，他就不斷給京城的親友舊交寫信，盼著有人能施以援手，但人們都無能為力。當時，在憲宗統治下，時事已經平穩下來，但柳宗元卻是在絕望中一待就是十年，完全看不到出路。
有個朋友聽說柳宗元很痛苦，遠道來探望，看見他並沒有悲涕不止，以為傳說不實。柳宗元對他說，你知道嗎？長歌之哀，過乎慟哭，我這已經沒有眼淚的痛苦，要超過那悲涕不止一千倍啊！
憲宗元和十年（公元815年），事情似乎有了一線轉機。當時的宰相韋貫之，很同情柳宗元等人的遭遇，將柳宗元、劉禹錫等五人召回長安。
接到消息，柳宗元十分興奮，一個月就回到京城。劉禹錫在興奮之中，寫了《戲贈看花諸君子》一詩，詩中對長安的新貴不無譏諷。
不願看到柳、劉重歸政壇的權貴，抓住此詩大做文章，堅決反對他們返回朝廷。永貞那場政變的陰影，也沒有在唐憲宗心裡完全消退，反對意見立刻得到他的支持。柳宗元等人二月回到長安，三月十四日就宣佈他們全部出任邊遠地方的刺史。柳宗元被任命為柳州（今廣西柳州）刺史，比永州還要遠二千里。
在柳州，柳宗元儘自己的努力為政一方，取得不小的政績，深受百姓愛戴。但漂泊的愁苦，折磨著他病弱的身軀，內心的悲傷，一刻也沒有緩解。在柳州任所去世時，柳宗元年僅四十七歲。
柳宗元在孤獨的貶謫之地時，曾深刻地反思了自己大起大落的人生，認為早年仕進順利，的確有些“年少好事，進而不能止”，加上“性又倨野”，無疑忤逆了權貴。但是，他卻未因此變得圓滑起來。他到永州一年後，王叔文被賜死，罪名是亂國，輿論指責蜂擁而至。一般人即使不努力撇清自己與“罪人”的關係，也要保持沉默，但柳宗元在給友人的信中，還是如實提到自己早年與王叔文親善，“交十年”。
政治失意後，柳宗元受盡傾軋與奚落，但他還是對政治上庸碌無為、明哲保身的態度，給予最大的抨擊。在一封寫給岳父的信中，他明確提出，那種沒稜角、唯唯諾諾、無所作為的老好人式的官吏，是政治的大害。
柳宗元去世後，他的靈柩終於返回了日思夜想的長安。好友韓愈從遙遠的袁州（今江西宜春）寄來了為他撰寫的墓誌銘，其中寫道：如果柳宗元早年能像他後來當司馬、刺史時那樣老成一些，也許他就不會離開長安；貶斥以後，如果有人能拉他一把，也許他就不會淪落至此。然而，如果他不是這樣絕望無助到極處，也許文章就不會像現在這樣“必傳於後”。
一個仕途顯達的柳宗元，和一個官場失意、人生絕望卻文章“傳於後”的柳宗元，孰得孰失呢?歷史無法分辨，如同命運難以抗拒一樣。但他留在歷史長河中的價值，卻被後人認識了。
（本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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