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人生海海》的长处显而易见。事件描述上，国军征兵不纯然是野蛮的“拉壮丁”。民国廿四年上校入伍，在集市上被国军营长相中，宁缺毋滥之下，父亲甚至落选了。而他们带去的物品，则以合理的价格卖给军队（非强制征用）。
小说铺陈细节亦有其匠心之处，上校出场只闻其声不见其人，既是刻意的延宕（为了吸引读者注意），也十分契合事发环境（黎明朦胧的天光、夜深人静的月光，一般不会有人撞见；在这样的时分赶路，或是急事或是远路，跟他后来被审问时的交代相符：外出帮人做手术。）
开篇介绍爷爷对上校莫名的不满，这种“莫名”层层剥开之后，读者才知道，他疑心上校是得了脏病的“鸡奸犯”，并且把病传染给自己儿子了。环环相扣却不着痕迹，点破之后让人不由得击节。
不忘时时对照人物：“爷爷经常像老保长讲下流话一样，讲一些高深莫测的大道理。”传授人生经验与说荤段子并置，再结合下文爷爷的告密、老保长的知恩图报，刻画出一个狭隘自私的老人形象，老不正经的色鬼反而是非分明。
当然，小说的情节并非滴水不漏，事件的详略处理似乎更遵循外在因素（比如书的销量），而非小说内核。
上校回家葬父时睡了老保长的姘头，当年冬天下体就受损，成了太监。按爷爷的说法就是，“老子尸骨未寒就跟人通奸，必遭天杀”。其实那只是外伤，并未伤及功能。作家一方面怀疑因果报应说，一方面又恋恋不舍：上校连同19个伤兵死守一条盘山公路，来犯的鬼子坦克却误压马蜂老巢，最终全军覆灭——被几十万只马蜂蜇死。“那些鬼子都是被马蜂毒死的，而他父亲则是被鬼子的毒气弹毒死的，冥冥中好像是配好的，一牙还一牙的意思”。
上校狼狈还乡后，反而是老保长（他曾经的仇人）帮他树立声望，让村里人知道他能力出众、值得信赖。当爷爷举报上校的事泄露、上校被逼疯之后，村里人对上校的“回报”、惋惜之情击溃了“我”全家。这种强烈的爱憎情绪是否会存在于那个人人自危的年代？
告密制度能够维系不灭，除了当权者“引蛇出洞”，盲目狂热的群众也难辞其咎——我不批判群众，因为这样做基本不用付出代价，还间接减轻了big brother的罪恶——上校所代表的人性良知，绝无可能为那个邪恶体系容忍，在其间充当打手的人，又怎么能奢望他们挺身而出？
经过1949年之后的历次运动，大家早就知晓明哲保身之道，举报别人才能证明自己忠心，即便同情也不会公开袒护。作家未必不清楚个中缘由。第一次批斗上校时，“台上台下的红卫兵振臂高呼，广大群众却没有伸出几只手”，当胡司令提到“同情阶级敌人”、“阶级觉悟”、“反动派”这些致命威胁时，群众立刻“口号喊得一排接一排，一浪压一浪，风烟滚滚的样子”。
人的趋利避害本性展露无疑，沉默抗议、伸张正义的前提是可以自保。
上校在联总革命队伍到来前离开，我知道他一定会回来，否则小说将失去焦点无从展开。作家留下两只猫作为线索，这是上校的“命根子”，后来小瞎子用它们逼上校就范。可是上校根本没有低估运动的严峻性：“城里被这些小鬼搅翻了天，每天江面上都浮出无名死尸。”他理应带走自己的牵挂，而不是在遭受迫害之后才勉力行动，最后又因为猫抓老鼠功亏一篑。
（二）
随着情节波动发展，小说涉及的时空越来越广，作家的视野却意外地越收越窄，第一部和第二部尚存些许批判性，讽刺权力和官僚主义——“联总一把手胡司令亲自骑脚踏车到我们学校”，“一把手骑脚踏车办公”，其中的荒诞感不言而喻。胡司令其实是大队长，联总胡司令的堂兄弟，大家谄媚叫他胡司令，“他从不反对”，于是真正的胡司令自动加官进爵，成了胡总司令，皆大欢喜。
——越往后批判性越稀薄，一切矛盾逐渐变成私人恩怨，罔顾“权力的毛细管作用”（王汎森语），第三部更是执迷于苦难煽情，“人生海海”，渡尽劫波，物是人非，作家只想叫我们感动痛哭，从而彻底摧毁了这部小说的严肃性。
小说的异化早在老保长破除“鸡奸犯”疑云时就已经开始。
身为军统特务的上校居然因为老保长的激语就带他去逛上海的烟花之地，而且冒着暴露的风险住在接头处。一个严密的特务系统，正在执行任务，对一个突然冒出来的陌生人不闻不问？正是在老保长的絮絮叨叨之下，小说开始走向传奇的谍战艳情故事，所有现实主义成分均被消解。当他的故事讲完，回到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小说仅有的批判性逐渐被个人之间的恩怨取代，无所不在的残酷和荒诞突然变得无足轻重，似乎所有的灾难都源于流言蜚语，失控的国家暴力机器不过充当临门一脚的角色。历史就这样被任意装扮，严肃作家岂会如此轻率？
作家也知道情节上的破绽，所以故意让“我”发出疑问：上校“怎么搞得这么无组织无纪律，跟个大流氓似的？”意识到破绽就应该拿出解决方案，而不是质疑一下就敷衍过去。
虽说是谍战艳情故事，但作家的笔墨主要停留在性事上。上校的哑巴女下属“胸脯满得要从衣裳里涨出来”，起初她在尼姑庵发展恋情，事发后被割舍（对应男性的去势），只好寄望华洋混杂的上海。“女特务隐秘的欲望”当然噱头十足，可是安排哑巴做情报工作是否过于随意？她的专业技能果真可以掩盖沟通不畅带来的麻烦？我不得不怀疑这是个符号人物，目的是撩拨读者。显然，此处作家采用了非常经典的地摊文学手法。
上校在花花世界的表现也可圈可点，凭借受伤修复后的性器在妓院扬名，引得日本军官遗孀争风吃醋，并先后两次在他肚皮上纹字强调专属权：“这屌只归日本女人 川岛芳子”。“床上抗日”——想象力果然奇诡！
此外，叙事衔接上作家比较依赖陈旧的说书人手段。“我”儿时知晓上校的秘密全靠偷听，偷听次数多了，作家都有点脸红，只好让“我”自嘲：“那么多事都躲不掉我的耳目，好像我有搞侦探的天才，将来可以去当大特务。”
每到情节转折处，必把“我”推出来发问，试图掌控读者的思考。如“我”希望上校受审，因为想知道“他同老保长，凭什么结怨不结仇；又如他裤裆里，到底藏着什么稀奇古怪；还有他动不动从身上摸出十块钱，哪儿来的钱？”这些疑问确实能推动小说发展，下文也不动声色给出回答。从效果来看，证明了作家叙事技巧之扎实，但多次使用则显得黔驴技穷，长篇小说最忌手法单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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