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從1871年統一至今，短短150年的時間裡數次衰落又走向復興，其歷史向我們真切地詮釋了大國“成於謹慎敗於驕狂”的道理：世界上不可能產生絕對霸權之下的“世界大國”，所謂“世界領導權”往往是指對部分區域實現主導，對其他地區通過結盟、外交手段和偶爾的軍事行動施加影響；權力本身並不是國家根本利益，任何大國的影響力最終要為國家利益服務而不是相反；優勢是相對的，大國崛起的過程中只能追求可行合理的戰略目標，在“必須”與“應該”之間保持平衡.
要“愛國主義”不要“烏拉愛國主義”
德國的民族認同有著悠久的歷史和極強的凝聚力，而且這種民族感在受到刺激後更為強烈。德國19世紀初的改革、1813年的解放戰爭以及1871年的普法戰爭，均是在反對法國人的旗幟導向之下。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德國宣佈戰爭令後，整個民族陷入“八月激情”，將開戰作為節日來慶祝，這除了德國沒有第二個國家。因此，後人稱之為“烏拉愛國主義（Hurra Patriotismus）。
“烏拉”指戰場上的吶喊聲。在德語中該詞最早見於1813年，德意志解放戰爭詩人科納在他的詩集《風琴與刺刀》中寫下過這樣的句子：“在‘烏拉’聲中，刺刀鏗鏘。”後來，“烏拉”成了普魯士軍隊列隊行進中的規定口號。19世紀後期，“烏拉”開始與愛國情緒相聯，並頻繁出現在愛國詩篇中。“烏拉愛國主義”一詞的正式出現是在魏瑪共和國時期，專門用以解釋一戰爆發後，德國人表現出的令人匪夷所思的“戰爭激情”。
1871年德國統一之後迅速崛起，它抓住第二次科技革命的機遇，在最新技術基礎上建立起完整的工業體系，用30年的時間完成了英國100多年才完成的工業革命，經濟總量在1874年超過法國，1895年超過英國，迅速成長為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大工業強國。
德國成長勢頭很猛，是當時世界上傑出科學家比例最高的國家，在很多科學領域都處在前列。比如說有機化學，德國幾乎壟斷了所有的科學發現和技術發明。這種速度和成就，使整個民族瀰漫著浮躁、膨脹和擴張的情緒。
德國著名有機化學家拜爾
人們普遍感到，德國已經靠經濟實力成為世界強國，但沒有被世界所承認。法國的殖民地比本國大20倍，英國大了110倍，為什麼德國只能比本國大2倍呢？德國宰相比洛講：“德國過去曾經有那樣的時期，把土地讓一個鄰國，把海上讓給另一個鄰國，而自己只剩下在理論上主宰著天空，可是這種時期已經一去不復返了……我們也要為自己要求在日光下的地盤。”
伯恩哈德·馮·比洛
1891年德國民間組織“泛德意志協會”更是提出一個“泛德意志計劃”：第一步是以龐大的德國為核心，“把世界上所有的德意志人聯合進一個龐大的泛德意志國家”；第二步“建立一個在德意志帝國軍事和經濟全面控制下的強大的中歐”；第三步“由這個擴大了的德國統治世界”。
至此，民族主義已經超越個人理想而上升為一個民族的理想，但這種過於強烈的民族自豪感失去了俾斯麥那樣戰略大師的控制，就變成了國家的盲目擴張衝動，海闊天空到處伸手，究竟想要什麼又毫無定見。一戰爆發前後領導層態度的變化充分印證了這一點，事實上他們對自己的行為所產生的後果沒有充分估計，戰爭本來是可以避免的，或可以限制為局部戰爭的，但卻失控演變成了全面的戰爭。
甚至遭受了一戰這樣的巨大失敗，這種“民族衝動”依然沒有消失，反而被強烈地激發出來。1921年3月23日的魏瑪防衛軍完全是以復仇戰爭為出發點建立，希特勒進一步給德國軍隊的改革賦予了意識形態的特性，並且融合了多種傳統：普魯士與德意志，納粹主義與軍隊，軍事改革與政治革命，最終形成的“民族共同體”思想直接外化為二戰中的武力擴張主義。
希特勒在1939年9月對波蘭發起進攻時，所宣稱正是要以民族意識帶領人民鬥爭，“是一場純粹的意識形態的戰爭，一場人民和民族自覺的戰爭。”
誠然，良性的民族主義本來不是錯，它是人們對自己生於茲長於茲的土地和國家的天然感情，但是一旦發展為極端民族主義，就會造成一國民眾集體唯我獨尊，盲目仇外排外，成為導向戰爭、導向災難的強大推動力。
尤其在德國當時的威權政治體制之下，愛國主義是否滑向“烏拉愛國主義”完全取決於德國領導人的能力素質。俾斯麥任普魯士首相二十八年、帝國首相十九年，他可以確保德國遵循發展迅速、姿態低調、內涵明確而且自我節制的國家政策，但是人們並不能期望德國後來的執政者也同樣的精明能幹。
基辛格這樣來評價俾斯麥的失誤：“他的失策之處在於，他把德國社會建構成務必每一代都要出一位能人，才能繼續他所留下的傳統。可惜這很難辦到，而且德國的專制政體也不利於此。”
閱讀更多 戰略歷史研習社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