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凤拙
梁实秋认为，伟大的文学基于固定的普遍的人性。他多次提到：
“文学发于人性，基于人性．亦止于人性”、“人性是测量文学的唯一的标准”“、“文学是人性的描写。”诸如此类的论述都强调了他心目中的文学与人性的密切关系，他的“人性论”文艺思想有如下几个特点：
1、以理性来压制和排斥文学中的情感表现；
2、文学是天才者的专利；
3、文学展现的是人性普遍固定的一面；
4、文学以现实人生为主要表现对象。
01 以理性来压制和排斥文学中的情感表现
文学是理性的还是情感的，长期以来多有争议，梁实秋是站在理性派一边的。他认为：
“文学之创作当有理智之选择……文学的力量……在于节制……要遵奉内在节制……所谓的节制的力量，就是以理性驾驭感情，以理性节制想象。”他主张文学要以理性的节制作用来抑制文学中感情的自由飘荡，让情感在理性的掌握之下。他用理性对情感的节制作用来反对“与自然同化”，他觉得与自然商化是情感的放纵、浪漫主义的表现。
梁实秋当初对五四前后之中国文学微词不断，把它们视为是“浪漫的混乱”，就是因为他认为当时的作家膜拜以卢梭为代表的浪漫主义者们的创作，推崇情感轻视理性，主张皈依自然，侧重独创，以情感的无节制宣泄来蔑视理性的监督作用，违背了理性原则。
但从今天来看，五四新文学运动是在突破旧有桎梏封锁下爆发的一种激昂文字，为了能在铜墙铁壁般的旧文学的压迫下获得一块喘息的天地，对旧文学产生一丝震撼力，它不得不采取比常规要过激的多的策略，从这一点说，梁实秋的概括是有一定的准确性的，他比较敏锐的抓住了其突出的特点。
但是，粱实秋忽略了这只是新文学从旧文学中挣脱出来不得已之选择在中国这样一个连开一个窗户都要流血的国度，这种看似过分的手段是必须的——除了以矫枉过正的手段来将过去的旧范式打碎外，似乎没有更好的方法可以用来打破中国数千年来形成的铁屋子。
况且，随着时间的推延，文学逐渐从旧的套式里蜕变出来后，渐渐的也会改变文学里感情的无节制释放，进而以适当的情感来表现于文学当中，让情与理和谐共存。
梁实秋之所以抓住这一点不放，完全否定了五四新文学的价值，在于他推崇备至的是合乎理性、温文尔雅的古典文学传统，新文学解放个性的态势让他接受不了，所以他要抡起理性的大捧将情感的萌芽棒杀掉，让文学只有理性的大树一枝独秀，而把情感扫地出门。
不过，在他的作品中，也能看到梁实秋似乎并未将感情完全排斥掉，他说“情感不是一定该被诅咒的，伟大的文学者所该致力的是把情感放在理性的缰绳之下，不赞成新古典派的批评家“常常把理性与情感看作对立的两样东西，好象情感从门口进来，便要把理性从窗口挤出去一般”，他想在感情和理性之间执行中庸之道。
但是这种呼声实在过于细小，被理性至上的叫喊完全淹没了。因而，不废情感的建议大约只是粱实秋推崇理性的曲终奏雅而已，缺乏实际意义。
02 文学是天才的专利
五四新文学运动以废除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学为发轫。文学平民化、大众化、人民化是那个时代的迫切要求。
但梁实秋的主张却是这巨大轰响中的不和谐音符，他极力反对文学的平民化建议，将伟人说、天才论发展到极端。他认为，一切的文明，都是极少数的天才的创造。
在多篇文章中，他都宣称，科学、艺术、文学、宗教、哲学、文字以及政治思想、社会制度都是少数的聪明才智过人的人所产生出来的。在这里，粱氏不仅将文学认为是天才的人物运用其聪明才智所创造的产物，而且还扩而广之，认为包括所有文化形式的文明皆是天才人物所创造。
如此一来，对无法接受正常教育的大众来说，文明与他们是无缘的，他们不止没有参与文明创造的权利，甚至连欣赏文学的权利都被剥夺了，因为大多数人就没有文学，文学就不是大多数的，他说：
“好的作品永远是少数人的专利，大多数永远是蠢的，永远是与文学无缘的。”不仅仅文学创作是少数天才的专利，即使文学欣赏也成为了大多数平常人可望而不可即的奢侈品，文学在梁实秋的眼里实在是太高尚了，以致它只能在极少数的人当中发展，成为他们的高贵娱乐与享受，一般人只能作壁上观。然则文学何以会如此？梁实秋认为，这是因为：
“‘文人’就是尽心用力于文学的创作或研究或欣赏的人”，他们是“比别人感情丰富、感觉敏锐、想象发达、艺术完美的人。”即，进行文学创作是这种人天生的一种本能行为，况且：
“伟大的文学家……一定有他一套的人生哲学。”广大的中下层人民迫于生计问题，不能尽全力去参与文学的创作和欣赏，与那些天才们比起来又缺乏所谓的高尚理想，所以他们是不配来谈文学的。
从这看出，梁实秋完全忽略大众对文学发展的作用，没有发现在整个的文学发展当中他们所做出的默默无闻地贡献。
劳动者不仅担当了为文学提供鲜活题材的重任，而且也是文学得以前进和流传的中坚力量，一旦没了他们的存在，文学的一切问题将因为缺失了力量的源泉和接受的主体而沦为空谈，因为文学毕竟是人民大众的文学。
03 文学展现的是人性普遍固定的一面
梁实秋认为文学表现的人性是：
“普遍的、固定的……文学的目的是在藉宇宙自然人生之重要现象，来表现出普遍固定的人性……文学的根本性质在空间上和时间上都是一成不变的，换言之，人的根本情感不变，人性不变。”如对资本家和劳动者而言，梁实秋认为，他们的不同的地方是有的，遗传不同，教育不同，经济的环境不同，因之生活的状态也不同，但是他们还有同的地方。他们的人性并没有两样，他们都感到生老病死的无常，他们都有爱的要求，他们都有怜悯与恐怖的情绪，他们都有伦常的观念，他们都企求身心的愉快。
因此，他认为，由于所表现的人性是普遍、固定的，超阶级超时代的，所以文学也就具备了普遍性和固定性；而伟大的作品，如莎士比亚的悲剧，也不过是作者表现了固定普遍的人性的缘故罢了。
梁实秋自以为找到了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但实际上，他的观点仍带有片面性，因为文学价值的高低在不同的时代常有不同的评价，往往随读者的理解和时代的变迁而变化，此是彼非的情况屡见不鲜。
退一步，即使从梁实秋的立足点出发，文学的价值也不该在是否表现了人性，而在于人性表现的是否深刻：因为任何文学都有可能描写人性，但究竟描写的怎样才是文学优劣高低的分水岭，梁实秋显然没有分清这个区别。
而且，普遍固定人性的说法也只有从抽象意义上才能讲得通，也就是说，只有在喜怒哀乐无常等停留在作为共名的概念的层面上，普遍固定的人性才可以成立，而一旦具体起来．这个提法是站不住脚的。
比如，母亲慈祥的微笑与坏人奸诈的笑是一样的吗？粱实秋否定了文学发展和表现的时代性与特殊性，实际上也否定了理解的时代性，是机械论的表现，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文学本性的扼杀。
04 文学以现实人生为主要表现对象
梁实秋希望文学：
“一方面注重现实的生活，不涉及玄妙神奇的境界，一方面又注重人性的修养，推崇理性与伦理的想象，反对过度的自然主义。”他反对中国道教对文学的影响，认为那是吟风舞月的文学，情调是消极出世离开人生的，他主张文学永远不躲避人生，永远积极的面对人生，把文学人生的关系看作是作家的人生态度问题，是“文学的严肃性”。
他认为有两种文学脱离了人生：一是浪漫主义，即是文学的自然化，背离了人性；一是为艺术而艺术，丢掉了文学的社会意义。他说：
“艺术与人生是不可分离的，在最早的时候，艺术就是生活的一部分，文艺若躲避人生，这就是取消了文学本身的任务。”这说明他并没有躲进文艺的象牙塔里不管不问世间风雨，还是主张文学要同自己的民族、人民及社会生活保持联系，严肃的自省，严重的表现、思考社会人生。
梁实秋此观点的不足在于，他的现实普遍生活与我们通常意义的现实生活有所不同、范围更窄。
接通常的理解，现实生活是酸甜苦辣皆有，大悲大喜并存的，所以文学既要表现歌舞升平的良辰美景，用美好的东西来熏陶人，也要描写种种罪恶和丑陋，靠强烈的负效应来唤起人对丑恶的憎恶和对真善美的向往。
但梁实秋不这样认为，他的现实仅指生活中美好的面，像坚贞的爱情、愉快的劳动等，倘若写了负心寡意的情人或弑父娶母类的行当，那是无行文人在一味的满足人之感伤癖、性欲癖等低劣需求，是文学的伤风败俗。
可是，生活在一个美丑共存的社会如何能对丑的东西熟视无睹呢？粱实秋一味的回避罪恶的存在，而不是通过对污秽现象的揭露来引导人走向理想的彼岸，这是十分令人遗憾的。
所以，梁实秋的“人性论”的文艺思想是有着很多局限性的，此论调由于过度的理性化和极为浓重的复古倾向而显得与历史发展趋向背道而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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