埋在无锡的泰伯和陕西的周武王是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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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伯又叫吴太伯,是周太王古公古公亶父的长子,而周武王是周太王三子季历的孙子,也就是说,周武王叫泰伯爷爷。

最初的故事,我们从周太王说起,周太王名叫姬亶,是周祖后稷的第12世孙。他率领周部落的人民躲避戎狄的进攻,迁到岐山下的周原,发展生产,以德行天下,被周武王尊为太王。

《诗经·閟宫》记载了太王的功绩:"后稷之孙,实维大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司马迁说"古公乃贬戎狄之俗,而营筑城郭室屋,而邑别居之。作五官有司。民皆歌乐之,颂其德"《竹书纪年》说他在这里的统治得到了商王的肯定。"(商王)武乙六年,邠迁岐周。命周公亶父,赐以岐邑"

周太王娶妻太姜,有长子叫太伯,次子叫虞仲。太姜生小儿子季历,季历娶太任为妻。其中,泰伯也就是太伯。虞仲也就是仲雍。这也就是说,古公太王娶了太姜,然后有三个儿子,其中对第三个儿子季历及其孙子姬昌尤其看好,而他的大子和二子很贤德,就躲到了南方,让贤。为了表示自已的诚心,他们断发纹身,就是剪了头发,身体刺上了花纹。来表示自已不想与弟弟争位。

就这样他们到了南方,在无锡梅里定居下来,由于他的贤德,民众归附。他立国为句吴。成为了吴国的始祖。

《史记·吴太伯世家》载:吴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历之兄也。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犇(bēn,即"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季历果立,是为王季,而昌为文王。太伯之犇荆蛮,自号句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立为吴太伯。

他在这里领导人民开发江南,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传说伯渎河就是他领导人民修建的。

他死后,人们把他葬在鸿山,他没有儿子,弟仲雍继位。而他的三弟也出开拓了周的基业,后被商王所杀。于是由季历的儿子继承事业,这就是周文王。经历文王武王,到周武王终于灭商,然后周武王派人找到仲雍的后人周章,正式册封周章为吴国君主。太伯被后世奉为吴文化的鼻祖。


历史上那些人那些事儿


讲无锡是泰伯奔吴落脚点在无锡梅里的人/专家/学者都是从文献材料找依据,他们也在拼命找实物证据,但从来就没有找到一件能够佐证无锡是泰伯奔吴的落脚点。泰伯如果落脚在无锡为什么没有留下一星半点当时周文化的痕迹(文字、语言、青铜礼器、青铜兵器、青铜农具、北方的旱作农业作物的种子、青铜器工厂等)哪?这只能说明文献资料中的说法是错误的。

环太湖地区自古以来一直是衣食无忧的稻作农业区,在周人渡江前已经进入良渚文化时期,泰伯这个异族人一来就能进入环太湖核心区?当地古越人还拥戴他当领导?这也太低估了古越人及其部落酋长的智商了吧!历史上有哪一次后来者(周人/北方汉人)进入环太湖流域不遇到抵抗的哪?一次也没有。后来者每次都是筚路蓝缕、栉风沐雨 、砥砺前行、艰辛开拓。

镇江是吴文化和吴语的起源地(没有之一)、江南文脉之所在(没有之一)、江南汉人的出发地。镇江是历代汉文化进入环太湖流域、宁绍平原人流和文化走廊的起始点。句吴最早的都城在镇江,作为都城时间长达600多年。真正的江南汉人老祖宗的坟墓都在镇江大港及其周围地区,发掘过烟墩山、母子墩、北山顶、谏壁青龙山磨子顶等吴王墓或吴国贵族墓,出土西周青铜器41件、春秋青铜器54件。其中烟墩山出土的宜侯夨簋铭文记载了公元前1005年周康王封宜侯(周章)宜地(镇江),建宜邑(镇江城),原件被国家博物院收藏了,在北山顶出土的青铜器等文物被南京博物院收藏。可以到镇江博物馆看一下凤纹尊,上面有天鼋图案,是姬姓(吴姓)的族徽。随宜侯过江的周人首先定居在宁镇和茅山地区,周人带来先进的文化和科学技术,这个地区开始讲古汉语、用古汉字、制造青铜器、种小麦吃面食。镇江丁家村遗址出土过西周时期的碳化小麦颗粒,镇江孙家村有吴国的青铜器工厂。

镇江历来是北人进入江南的登陆点,宁镇山脉(南京淳化青龙山——常州孟河黄山)和茅山山脉区域是桥头堡。江南土著是古越人讲古越语(侗台语),在周人登陆镇江后,经过600多年后,从镇江出发的古汉人,建立淹城(创造了常州人)、阖闾城(创造了苏州人)……,江南人开始讲古汉语(吴语)用古汉字开始用上了青铜器。

梅村(梅里)出土过西周文物吗?没有。无锡出土过西周青铜器吗?没有。就是无锡博物院内的唯一一件用了撑门面的春秋青铜器——吴王僚剑,是从民间征集的,根本说不清它的出土地在何处。再说一说鸿山大墓(战国时期的越族大墓)出土过青铜器吗?没有吧,出土的青瓷礼器都是仿造镇江的青铜礼器的式样,鸿山大墓出土的文物上没有文字吧。鸿山大墓的凤形佩是古越人(古越人的后代现在发布在贵州广西云南及东南亚)的族徽,现在无锡人的祖先是周人/汉人,现在无锡市将玉飞凤作为市徽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吴人有自己的族徽——天鼋(姬姓族徽),不了解的话,可以看一下镇江博物馆的凤形尊。 所谓的泰伯奔吴居无锡梅里完全是讹传,没有一点文物依据。最早是东汉赵晔在《吴越春秋》中凭空杜撰出泰伯葬在吴县梅里平墟,最后到唐代张守节又臆想出泰伯葬在无锡梅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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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林外史》中用了很大的篇幅来描写了“祭先圣南京修礼”之事,吴太伯(即吴泰伯)在儒家有着崇高的地位,其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孔夫子曾经赞颂道:“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己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

吴太伯是周部落首领古公亶父的长子,他的两个弟弟依次是仲庸和季历,这两个名字可能我们都比较陌生,但是季历的儿子和孙子大家就比较了解了——他们就是周文王和周武王!那么,吴太伯和周武王的关系就缕清了——周武王的爷爷是吴太伯的弟弟,即,吴太伯是周武王的堂祖父。

吴太伯本事古公亶父的嫡长子,有着继承爵位的优先权,但是他却主动放弃了这个权利,并主动“奔吴”,其原因在《史记·吴太伯世家》中有记载:“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也就是说,太王古公亶父有意于隔代传位给姬昌,所以就必须先传位给自己的幼子季历。吴太伯很清楚父亲的意图,再加上他也认为弟弟季历非常贤明,于是就主动放弃了继承权,逃到了当时尚为荒蛮之地的“荆蛮”,并且文身断发,抛弃了炎黄的传统,自任为蛮夷。如此一来,季历就是再想让位也不可能了。

而吴太伯也有很强的号召力和政治能力,他在荆蛮之地很快定居下来,并且建立了一个全新的政权——句吴(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馀家,立为吴太伯),他也正是大名鼎鼎的吴王阖闾、吴王夫差的祖先。


国史通论


他大爷


大阿福


泰伯又称吴太伯。《史记》中世家第一就是这位吴太伯。第二位才是有名的姜子牙,第三是周公。

我们可以反推一下,这样便于理解。周武王姬发是周文王姬昌的儿子。周文王姬昌是季历的儿子。季历一共弟兄三人。老大就是泰伯,老二叫仲雍。老三(或者小儿子)叫季历。但是按照古代中国辈分排序,伯是老大,仲是老二,叔是老三,季才是老四或者老小。但是史书上没有说叔辈的人,就不管了。

这三个人的共同父亲是古公亶父,他感觉自己小儿子季历比较贤能,小孙子姬昌也比较有圣德。于是想把位子传给季历、姬昌这一系。但是传统是长幼有序,一般是穿长子的。老大泰伯、老二仲雍明白父亲的意思,也比较理解。于是就自我作践自己了。其结果是太伯、仲雍二人就逃往荆蛮,就是今天的吴越之地。象当地蛮人一样身上刺满花纹、剪断头发,以示不再继位。于是古公亶父就把继承权给季历。季历继位,就是后来的王季历,姬昌后来继承季历的位子也成为周文王。

可见泰伯应该是周武王的曾祖父的哥哥。周武王应该称呼他为:大爷。称呼老二仲雍应该叫二大爷。当然各地叫法可能不一样。

话说:太伯逃至荆蛮后,自称“句(gōu,勾)吴”。荆蛮人认为他很有节义,追随附顺他的有一千余户,尊立他为吴太伯。太伯死后没有无子,其弟仲雍继位,就是吴仲雍。

无锡的泰伯庙就是纪念泰伯的,他能主动让贤,不争权夺利,成就周朝,功绩应该表彰。


关中拾遗


泰伯,又称吴太伯,吴国第一代君主,东吴文化的宗祖。其父是周的国君古公亶父,古公亶父共有三个儿子,长子就是泰伯,次子叫仲雍,少子叫季历。

关于泰伯奔吴的原因历来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由于当时季历的儿子姬昌(也就是周武王的父亲)已经出生,而且有瑞相,古公就想把王位传给季历,然后再传给季历的儿子姬昌,也就是周文王。泰伯知道父亲的心思后,就借故到南方去采药。老二仲雍和泰伯想法一样,也与兄长一起去了江南吴地,两人还断发文身,表示决心不接受继承君位。后来古公去世了,季历只好自己继承了君位。季历死后将君位传给儿子姬昌,也就是周文王。最后周文王之子周武王灭商,一统天下,建立了周王朝。

另外一种说法以朱熹在《论语集注》中的注释为代表,“大王因有翦商之志,而泰伯不从,大王遂欲传位季历以及昌”,就是说泰伯之所以要奔吴,是因为他不赞成古公亶父灭商的打算,所以古公亶父才有了传位给季历和姬昌的打算。泰伯与仲雍知道后,就出走去了南方。

泰伯这种为成全其父的意愿,弃自身的利益于不顾的行为,得到了儒家的高度评价,《论语.泰伯篇》第一章就是孔子赞扬泰伯的话,原文是:子曰:“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

所谓“三以天下让”,朱熹的注释是“三让,谓固逊也”,意思就是所谓的三让,体现的主要是泰伯坚持逊让的态度。而钱穆先生在《论语新解》则指出历来对于三让有两种解释,“一说:泰伯避之吴,一让。太王没,不返奔丧,二让。免丧后,遂断发文身,终身不返,三让。一说:季历、文、武三人相传而终有天下,皆泰伯所让”。

参考译文是,孔子说:“泰伯可以称得上品德极高尚的了,他为了天下(得到更好的治理)多次把君位让给弟弟,也就没有什么事迹让人民去称赞他。”

孔子之所以对泰伯给予如此高的评价,大概有以下三方面的原因,第一是对于父亲的“孝”,为实现父亲的愿望,毅然舍弃了自己的地位,重视“孝”大于私利;第二是认为季历,特别是姬昌能比自己更好的治理天下,选择了放弃私利,重视“天下”大于自己;第三是对于自己“民无得而称”的不在意,心系天下,淡薄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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