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玮：
三、甲骨文的书契者——贞人
商人要把名目繁多的各种祭祀活动记录下来，并使之传之万代，其方式是用刀镌刻龟甲兽骨，制作成甲骨文本，也就是古人所说的永存万世的“典”或“策”。制作甲骨文这一活动，拥有一个庞大的组织机构和制作过程。据《周礼·春官》记载：这个庞大机构由龟人、棰氏、大卜、占人等约160余人组成。在这160多人当中，有一人身居十分显赫的位置－－甲骨文的书契者——贞人。据有关资料分析：贞人具有以下特权：
（1）贞人是最后决定凶吉的判断者
甲骨文中有名字记载的贞人有120多人，他们是最后裁决重大事务的决策人，又是甲骨文的书契者、契刻者。著名甲骨文学者董作宾先生根据甲骨文本编写了一本贞人花名册，这些贞人今天看来应该是中国书法史上的第一代书法家。
（2）贞人是知识渊博的史学家
在大量祭祀卜辞之中，涉及到诸多历史人物、商王世系、先公先王以及有功旧臣，撰写祭祀卜辞的贞人，对这些历史掌故应该是了如指掌，熟记在心，应用自如。王国维《殷卜辞中先公先王考》中有云：“有商一代先公先王之名，不见于卜辞者殆鲜”。因此，贞人是知识渊博的史学家。
（3）贞人是精于历法的天文学家
殷人的祭祖祭神活动既繁又杂，帝王之名用十干，按60甲子日辰致祭，再按照先祖先妣排列，按十干庙号遍祭一周，如此复杂的推算摆布，贞人不精于历法是断不能胜任的。因此，贞人又是精于历法的天文学家。
（4）贞人是地位显赫的权臣
在神权高于皇权的商代，贞人的判断和结论话语，是凌驾于皇权之上的。如《尚书·盘庚篇》中记载，盘庚迁殷时，曾遭到朝野上下的激烈反对，然而盘庚力排众议的依据和借口，竟然是贞人占卜的结论：“肆予冲人，非废厥谋；吊有灵格，非敢违卜，用宏兹贲。”也就是说，我盘庚还是个少年，没有那么大的能力不听众人的劝阻，那么我为什么一定坚持迁都呢？是因为当初我们共同进行了占卜，贞人说要迁都，迁都大吉，非敢违卜，于是我们才采取行动迁都的。从这一点我们不难看出，商代是神权高于皇权的时代，贞人具有至高无上的话语权威。
关于神权高于皇权问题，《尚书·洪范篇》中，有一段话记载的更加入骨：“……三人占则从二人言，…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从，庶人从，是为大同。身其康强，子孙其逢吉。汝则从，龟从，卿士逆，庶人逆，吉。卿士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庶人逆，吉。庶人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吉。……龟筮共违于人，用静吉，用作凶。”洪范篇是周武王克商之后，向殷代名臣箕子请教治国方略的一篇短文。在这篇短文中，箕子告诫武王，遇大事要广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见，最后再做出相应的决断。当人的意见与龟筮相悖，即所谓的“龟筮共违于人”的时候，则是“用静吉，用作凶”。龟筮、贞人凌驾于皇权之上，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贞人的这种显贵和无上话语权威，随着文明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则大打折扣，以至于一落千丈。如众所周知西汉武帝时的司马谈、司马迁父子，按其官职和其从事的职业来看，与商代的贞人极为相近，其实他们父子就是充当了汉武帝刘彻贞人的角色，但其地位已经没法和当年的贞人相比了。正如同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所云：“仆之先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以异。”在被判刑时司马迁又说：“家贫，货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此时“贞人”的地位与“倡优”“蝼蚁”无异，为人所轻视。即使死到临头也无人救助，“左右亲近不为一言”，是何等的无助。
四、 甲骨文研究的重要学者和主要贡献
1、号称“甲骨文之父”的王懿荣（1845～1900年），山东福山人。他1899年第一个发现并有意识地购藏殷墟甲骨文。王懿荣从发现甲骨文到去世，其间不过一年多，并没有时间研究及探讨甲骨文的相关问题。但王懿荣鉴定、识别和购藏殷墟甲骨文，对保护和发扬我国古代文化遗产和甲骨学的建立所做出的贡献是不可磨灭。
2、刘鹗的贡献是出版了甲骨文专门书籍。在王懿荣死后，其长子王翰甫将他收藏的甲骨转售给刘鹗。1903年，刘鹗将他所有的五千余片甲骨片中，精选出一千多片拓印成书，名曰：《铁云藏龟》。此书是第一本将甲骨著录出版的书藉，使世人大开眼界，让天下人都知道商代古文字的存在。
3、罗振玉（1866年～1940年），中国近代金石学家、文物收藏家。罗振玉是最早在甲骨学研究方面真正取得实质性进展的学者。1902年罗振玉第一次在刘鹗处看到甲骨文字的墨拓本，叹为“汉以来若张(敬)、杜(林)、杨(雄)、许(慎)诸儒所不得见”之文字。他从1906年起开始收集甲骨，总数近2万片，是早期收藏最多的藏家。
罗振玉是将甲骨文引入书法创作的第一人。他1910年著《殷商贞卜文字考》，首先考定河南安阳小屯就是司马迁在《史记》中认定和指称的那个殷墟，并正确地判明甲骨文是“殷室王朝的遗物”。他将甲骨文中的人名与《史记·殷本记》中商王名相比较，发现其大部分都能相吻合。1914年，罗振玉在王国维的协助下，出版了《殷墟书契》考释，该书考定了帝王22、先妣14、人名78、地名193、文字485。
王国维
4、王国维（1877～1927年），这位集史学、文学、美学、考古学、词学、金石学和翻译理论于一身的学者。他对甲骨文研究最突出的贡献，是在甲骨文文字考释的基础上，开始把甲骨文作为史料进行研究，他不仅在文字考释方面做出了不少贡献，而且对商、周的政治制度、礼制、都邑设置、地理等方面进行了研究，他写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一书及《续考》，被誉为甲骨文发现19年来第一篇具有重大学术价值的科学论文。他考证甲骨文中出现的先公先王和父、兄之名和《史记·殷本纪》中的记载基本相同。从而有力的证明了司马迁的《史记》的确是一部信史。
5、董作宾（1895～1963年），号堂彦，河南南阳人。是我国甲骨学和考古学的主要奠基者之一，是殷墟科学发掘的开创人、甲骨学一代宗师。1927年，董作宾参加了对安阳小屯殷墟甲骨文出士发掘的调查工作。从1928年至1937年共进行的十五次科学发掘中，董作宾先后九次主持科学发掘，其开创之功，功不可没。董作宾将殷墟科学发掘所得甲骨文编辑为《殷墟文字甲编》和《殷墟文字乙编》。1933年他发表《甲骨文断代研究例》，是一篇甲骨学史上划时代的名著。
郭沫若
6、郭沫若（1892～1978年）字鼎堂。他在20世纪30年代编撰的甲骨学著作《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和《甲骨文字研究》的问世，标志着郭沫若的甲骨文研究走上了颠峰时代。其主要贡献是：他从商代社会历史研究的需要出发，精选了殷墟出土的甲骨，按照一定的类别汇编成书，并进行了简明的考释和适当的归纳综合，借以考察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生产状况、社会关系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问题，并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观，把零散的甲骨文变为系统化的商史研究资料，从总体上贯通了中国古代史，尤其是夏、商、周三代史。郭沫若的甲骨学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其起点高、方法新，因而一出手就超过了前人。
全部甲骨文单字数目约4500字，近100年来，经罗振玉、王国维、董作宾、郭沫若等数十位甲骨文字学家的考证、诠释，人们已经认识了其中的1000多个甲骨文字，余下的3000多个字，难以突破，但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当时的地名、人名之类的字词，因为缺乏依据，故很难辨认。被称为“天书”。
由郭沫若任主编，胡厚宣任总编辑的《甲骨文合集》的编辑工作，从1960年正式开始论证、立项，对甲骨文发现八十多年来已著录和未著录的十几万片甲骨材料，进行系统的科学整理，广泛搜集全部出土的甲骨资料，分期分类，共收甲骨约41956片，编为十三册，1979年10月起由中华书局陆续出版，到1983年1月全部出齐。这是甲骨学史上新的里程碑，为研究甲骨文和商史提供了系统的资料。（待续）
根据《张照心笔记》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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