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班与阔端的谈判算是吐蕃向蒙古投降吗?

爱科学1977


从凉州会盟达成的成果来看,蒙古不仅在西藏收税、建驿站,而且承认是汗国的臣民,接受蒙古人派遣的管民官的统治。这是有史以来,西藏第一次整体纳入中原王朝的统治秩序。



1、西藏向蒙古汗国臣服,承认是汗国的臣民。

2、西藏领主有义务向蒙古汗国缴纳税赋,蒙古汗国则保留各位领主的职务、领地和特权,并发放正式官署印证。

3、萨迦派被任命为藏区总辖官,所有藏区领主都必须接受萨迦金符官的管理。

4、蒙古汗国将进行户口统计(括户)并建立驿站系统,西藏各领主均有义务协助。

5、西藏的户籍、官吏和贡赋文件,一式誊写三份,一份由各地官吏留存,一份上缴汗国,另一份则有萨迦总辖官保管。

这种会盟成果的取得,既是蒙古人灭宋大战略的一部分,又是蒙古人开拓天下的雄心壮志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华民族的统一做出了突出贡献,会盟主角之一的阔端王爷也因此名垂青史。

蒙古人的政治大本营在和林,可是军事大本营却放在了甘肃。这是因为甘肃所处的凉州一带,水草丰美,且地处中原与西域的交界地带,蒙古骑兵可以四出攻略。蒙古人在灭亡西夏后,就着意将甘肃打造成军事基地,并派遣了宗王中深孚众望的阔端王爷镇守。

凉州一带的蒙古军队面向南方的作战目标,是从秦陇一带出发,扣关川西北,进而沿江东下,与蒙古中部战线的军队合力攻破襄阳。蒙古人的作战视野往往都很开阔,战略全局观很好。

蒙古人凭借甘肃的军事基地,在后面的战争中,反复蹂躏南宋川蜀地区,将占据南宋人口和经济都三分之一强的四川盆地,祸害到赤地千里,民不聊生。成都陷落后140万人口中,120万人惨遭屠戮。整个四川盆地1200万人口,战争结束时只剩下了90万人。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到了南宋的嘉熙四年,也就是1240年,蒙宋开战6年之后,蒙古人也发现了南宋不是那么好征服,于是他们开始策划大迂回的作战策略,要征服宋朝的西南的大理。可是吐蕃横亘在进军路上,而这会吐蕃还乱糟糟的,没个政权可以谈判,到处土匪横行。蒙古人就派了一支数千人的军队,在藏族商人的带领党的带领下,下,循唐蕃古道南下,取道玉树、昌都、那曲、当雄,来到旁多地方(林周县附近),千里跋涉,但沿路尚没有人胆敢触其虎威。

也挺尴尬的,一路上连个作战对象都没有。终于在一个傍晚,蒙古人迎来了第一支抵抗势力——竟然是一帮僧人。



杰拉康寺的寺主在不久前圆寂,群龙无首的僧人们在彷徨中等待着命运的安排。他们可能将蒙古军队误认为是来抢劫的匪徒,杰拉康寺的年轻僧人,被集合起来分发武器进行自卫。

已经憋坏了的蒙古军队的首领多达那波,看到僧人们在乱哄哄的列阵,细长的眼里闪过一道寒光。

杰拉康寺的僧人是第一个发起挑战的势力,多达那波不由得回想起临行前阔端交代的计划。阔端没有选定打击的目标,授命多达那波可临机而断。多达那波问道:“如果遇到抵抗如何处理?”他得到的回答,只是阔端的一声冷哼。

多达那波下达了简短的命令,“消灭一切抵抗者,不论老幼”。蒙古骑兵对阵一帮僧人,确实胜之不武,只一击便碾碎了僧人们参差不齐的队列,随即便是一场单方面的屠杀。500多名僧人倒在了雪亮的刀锋之下,暴怒的蒙古人并没有收手,噶当派的杰拉康寺和热振寺都被放火焚毁。

杀人立威后,多达那波的刀锋,直指前藏教派中的庞然大物——止贡噶举派。 在向进军止贡峡谷的途中,多达那波还捡到了一个宝贝,俘虏了止贡派的行政首领贡巴释迦·仁钦。手里捏着这张王牌,多达那波准备和止贡派最高领袖京俄扎巴迥乃坐下来谈判。

在他柔和政治手腕的推动下,越来越多的教派、领主代表开始和蒙古人进行接触,他也借机暗暗观察个各教派、领主之间的关系和矛盾。经过一段时间的摸底调查,多达那波再次确认了止贡派的合作潜质。他直接面见止贡京俄,邀请他去凉州和阔端谈判。

札巴迥乃当然清楚谈判的结果,毕竟他跟多达那波才谈完没多久,便以自己年老体衰为由婉拒了,但多达那波不是那么容易打发的,在他一再坚持下,札巴迥乃不得不祸水西引,推荐了后藏萨迦派的领袖萨迦·班智达。并亲笔修书劝说萨班,“为了整个吐蕃的利益,你应该前去”。

萨迦派起源于后藏萨迦地方,因该教派寺院围墙涂有象征文殊、观音和金刚手菩萨“三怙主”的红、白、蓝三色条纹,故又称“花教”。

虽因为主寺所处地域偏僻,教派势力没法和止贡派相提并论,但萨迦派前期高僧辈出,让其教派影响甚大。这也是阔端青睐萨迦派的原因,名气大代表有说服力,教派势力弱一点更是好事,想发展必然有求于蒙古人。

面对蒙古人的邀请,萨班没有拒绝,他接过书信仔细的看了一遍,非常平静的向多达那波表示,自己会慎重考虑阔端的邀请。可是多达那波发现萨班比札巴迥乃还老,要是萨班也已年老体衰为由拒绝,阔端的面子往哪儿放?想到这一点,多达那波语气阴沉的说道:“我王诚心相邀,还望万勿推脱。”

萨班点点头,说道:“此去路途遥远,我年事已高,恐怕没有机会回来。我在等待我的两个侄子归来,不用多久,他们归来后,我们便可以一起上路了。”

当十岁的八思巴和六岁的恰那多吉回到了寺中,萨班马上召集全寺的僧众,当众宣布了自己的决定,并以安排后事的方式,指定了寺院管理权的承续。随后,他便和两个侄儿一起踏上了,北去凉州的漫漫长路。这一年,萨班已经63岁了。

可是偏居一隅的萨迦派,就是在后藏地区都算不上强势,对前藏的影响更是聊胜于无。噶举派的做法,实际上是把藏奸的罪名的给推给了萨迦派。

如果不能在谈判前取得各宗教派别的支持,萨班将如何面对千夫所指的局面,难道依靠蒙古人的军事实力杀光反对者吗?政治是一门妥协的艺术,萨班必须要在离开藏区前,找到妥协的平衡点。因此,萨班一行离开萨迦寺后,马头朝向的方向并不是北方,而是东面的拉萨。

果然萨班所料,路途中他收到了各教派的回信,其中不乏叱之以“贼”的谩骂。面对这种喊打喊杀的言论,萨班只能报之以苦笑。当他到达拉萨后,噶当派的僧人甚至打上门来,当面斥责他:“你和蒙古人会盟,对你究竟有什么好处?你给大家说清楚!”

面对质问,萨班暗暗叹了口气,挺直身躯平静的说道:“此去凉州会盟路遥途险,恐怕我再也没有机会返回故乡。但如果不去,蒙古人必卷土重来,到时生灵涂炭,造下恶孽。为了众生的平安,我才决定去和蒙古人会盟,除此之外,在无其他利益。我心之明,天日可见。”

面对全身焕发着人性关怀的萨班,噶当派的僧众们也觉得无言以对。毕竟这位已近风烛残年的智者,不畏千里亲身犯险,这种担当足以令人心折。随着旅途的延伸,越来越多的领袖接受了萨班的意见,这也让他谈判代表的身份逐渐确立。

离开西藏之前,还有一个人萨班必须亲自拜访,这便是推荐他的止贡派领袖札巴迥乃。扎巴迥乃当时身兼竹巴噶举和止贡噶举两派领袖于一身,在前藏地区势力强大。当萨班离开止贡寺踏上了出藏旅程时,扎巴迥乃还献上礼品,表示了认同和祝福。

公元1244年(南宋理宗,淳祐四年),萨班终于踏上了北上凉州的道路。公元1246年(南宋,淳祐六年)8月,经过长达两年的辛苦跋涉,萨班一行人抵达了凉州(今甘肃武威)。但此时,阔端并没有在凉州城恭候,他正在遥远的蒙古王都哈拉和林参加推选大汗的“忽里勒台”大会。

公元1247年(南宋理宗,淳祐七年),风尘仆仆的阔瑞终于赶回了凉州城,两位神交已久的领袖,终于可以面对面的交谈了。

在攀谈中,阔端发现萨班对西藏事务理解的深度和广度,远超其他蕃僧。之前很多如坠雾中的事情,在萨班三言两语的解答下,便能破云见日。虽然蒙古人非常尊重萨班,但谈判依旧是唇枪舌剑、你来我往,蒙古谈判代表便曾直言不讳的诘问萨班,是否有权代表西藏会盟,以及谈判结束后,将如何说服那些心怀二意的领袖。

萨班并没有被这些尖锐的问题激怒,他温和的向蒙古代表说道:“我来凉州之前,曾和大量藏区领袖长谈过,他们都表示愿意让我前来。另外,如果我们的会盟对藏区有利,又何必担心会有人不满呢?

在会盟结束后,萨班亲笔撰写了《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向全体藏族同胞讲述各条款的深意及始末由来,规劝他们顺应天下大势,接受蒙古汗国的条件。最终,西藏地区因此被纳入中原王朝的统治秩序中。

凉州会盟之后,一条从萨迦起始,途径拉萨、当雄、那曲、玉树、昌都,直达大都(北京)的27个驿站建成。这条联络汉藏的纽带,一直沿用到了清朝。五世达赖喇嘛,充满感情的将其称为“汉藏金桥”。

而阔端和萨班的会盟,可以看成是蒙藏两族精神领域的第一次合流。随着蒙藏两族交流的日渐深入,蒙古族逐渐摒弃了相对原始的萨满教,转而接受了藏传佛教的思想。


而知而行的历史


萨迦班智达不仅仅是一位学识卓越、修持有成的佛教大师,而且对西藏有特殊贡献。十三世纪三十年代,元太宗窝阔台执政期间,阔端驻守凉州,有意进攻西藏,后来派大将达尔汗台吉带兵,曾经进兵至藏北热振寺附近。西藏地区各教派的领袖人物看到这种形势,就协商如何应付强大的蒙古军队,最后大家共同推举萨迦班智达同蒙古谈判。大约在公元1244年,萨迦班智达已六十三岁,带着十岁的八思巴和六岁的恰那多吉两个侄子,从萨迦寺动身前往凉州,千辛万苦,经过两年跋涉,终于在1246年8月抵达凉州。1247年,阔端与萨班在凉州举行首次会谈。这次会谈,阔端代表蒙古汗廷,萨班作为西藏地方代表,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凉州会谈”。

会谈结果产生了《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关于西藏归附问题,大致包括几点:西藏地方的僧俗官员和百姓属民,都要承认自己是蒙古大汗的臣民;各地僧俗官员及百姓有关行政方面的事务,须由蒙古指派的官员来管理;有关宗教和寺庙僧众的事务,由蒙古委托萨迦派首领管理。《致蕃人书》顺应历史潮流,反映当时西藏人民及绝大多数教派势力、地方势力的愿望。《致蕃人书》传至西藏,“僧人、弟子和施主等众生阅读此信件后,无不欢欣鼓舞,受到西藏人民普遍欢迎,得到各界人士拥护”。

“凉州会谈”的最深远影响,就是西藏成为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更加巩固,后来元朝政府将西藏同中原内地各行省一样进行管辖和治理。它奠定了西藏并入中国版图的基础,并深刻影响了此后中国的政治格局和文化格局。


冰是沉睡的水33


公元1247年,西藏地方宗教领袖萨迦班智达(以下称为“萨班”)代表西藏地方,蒙古皇子额沁阔端代表蒙古汗庭,在今甘肃武威举行“凉州会谈”,发布《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使西藏正式纳入中国版图,成为元朝中央政府统治下的一个行政区域。

1247年8月,蒙古汗廷代表阔端和西藏代表萨班在凉州幻化寺就西藏归属问题举行会谈,双方经过一系列的磋商,最终达成共识。凉州会谈圆满成功,使蒙藏人民避免战争,从此和平相处、友好往来。图为凉州会谈成功

会谈之后,萨班向西藏各地僧俗首领、亲友弟子写信也即《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讲明蒙古王室尊重西藏宗教信仰,授权萨迦派首领管理西藏政教事务。西藏僧俗阅信后欢欣鼓舞,和平终于降临大地。

凉州会谈这一历史事件是西藏地方与祖国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蒙藏民族共同为缔造祖国和平统一、发展民族团结关系作出了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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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种自然的融合。藏族人和蒙古人都是蒙古人种,即黄种人。自古以来藏羌人和华夏族人就要抗击西北的戎狄人。东征西伐是中国北方至少一万年以来的活动的基本形态,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民族融合。民族融合产生了藏族和蒙古人,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当然会产生族际会谈。所以说凉州会谈是一个自然的融合过程。

再者,雪域高原比较荒凉,藏族人也一直向四方发展,但是向南向西向西北发展都不理想,比如拉达克和若羌就是例子。历史上藏羌人一直循由河西走廊进入关中盆地到达中原地区。所以两族在结合地带会谈是历史的必然。20200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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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民族融合的必经之路,信仰统一了,思想和认同感也就趋于一致了,这不算投降,是大势所趋,走向共和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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