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 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 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 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 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 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 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 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蒿里行》

这首作于东汉末年的《蒿里行》，为我们揭露了军阀混战期间下层人民悲惨的生活状况。而作者恰恰是著名历史小说《三国演义》中鼎鼎大名的曹操。这时，就会有人指出，曹操不是一代奸雄，挟天子以令诸侯，称霸天下吗！怎么会有心思关心百姓的死活，再说了，东汉末年有这么糟糕吗？我们要认识到，《三国演义》只是一本小说，而且是历史英雄系列的小说，对于武将的英勇善战，谋士的运筹帷幄大书特书。全篇小说对于中下层人民的描写极少，以至于误导了某些小朋友，认为东汉三国是一个英雄辈出的年代。没错，是这样的年代，但是这样的年代是以频繁的天灾人祸和流离失所，居无定所的人民为铺垫的。自古以来中下层人民在地主阶级的压迫下通常生活的非常苦，而在东汉末年超级大乱世中，人民就更没有活路了，连曹操这样的“奸雄”都写诗来表达对人民的同情。本文将从几个方面来看东汉末年中下层人民的生活状况。

老版《三国演义》开天就非常尊重历史现象

土地兼并

东汉期间，由于以光武帝为首的新的统治者本来是大地主集团，而他们也是在豪强地主的扶持下夺得权利，这也就意味着从西汉延续下来的土地兼并问题在东汉无法得到彻底解决，反而有着愈演愈烈的趋势。光武帝为了抑制土地兼并，打击豪右侵刻羸弱的状况，开始在全国检核垦田顷亩及户口年纪，但是这些举动大大损害了世族豪强的利益，引起世家大族的群起发对，他们纷纷使用浑身手段来对抗朝廷的调查，甚至不惜攻杀调查官吏。（“郡国大姓及兵长群盗，处处并起，攻劫所在，害杀长吏《后汉书•光武帝传》）。光武帝没解决的事情，到了后期就更难办了。汉明帝，章帝虽然都是有为之君，但是外戚大族的桎梏越来越大，再加上章帝后期对豪强的纵容，土地兼并在东汉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终于达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东汉皇帝的短命意味着朝廷无法凝聚成强大的政治势力

由于东汉后期国家对土地兼并采取姑息纵容的态度，使得豪右的经济基础越来越雄厚。当时豪强大户过着“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的奢靡腐化生活。但是，由于土地兼并和土地的无限制占有，使得本属于自耕农的土地越来越少了，帝国的自耕农经济基础愈发脆弱，

天灾

东汉是中国历史上自然灾害高发期之一，据官方书籍《后汉书》统计水灾43次，旱灾19次，地震54次，雪灾冻灾17次，也就是说，在东汉195年的历史中，光大的自然灾害就有133次，平均每1.4年一次。这还是官方史书中有据可查的资料，那些被地方腐败官员和豪强大户隐报，瞒报，虚报的自然灾害就更不计其数了。仅在汉安帝一朝十九年中，水灾即达十一次，早灾七次。到了东汉末年，由于统治阶级矛盾激化，上层统治者都在忙着争权夺利，根本就不管百姓的死活。汉桓帝延年（公元166年），豫州发生了大饥荒，光是死掉的人就占全部饥民的一半，甚至出现了全家人都死光，户口灭绝的现象（“ 延熹九年，司隶 、 豫州饥死者什四五，至有灭户者。”《后汉书·桓帝纪》）。

古代对天灾的抵抗力非常薄弱

到后期群雄并起时，由于国家基层政权已经崩溃，连荒政救灾这种国家最基本的措施都做不到，导致逢大灾谷麦价格就大涨，经常有人吃人的现象（是时， 谷一斛五十万，豆麦一斛二十万，人相食啖，白骨委积），逼得当时年仅14岁的汉献帝要亲自出太仓米豆煮粥救济百姓。"河内人妇食夫，河南人夫食妇"在东汉后期天灾频繁的情况下十分常见，人民大量饿死，豪强大户袖手旁观，国家政权无所作为，这都使得当时阶级矛盾空前激化，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人民只有铤而走险，举行反抗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最终爆发了黄巾起义。

人祸

天灾连绵不断就算了，人祸才是东汉末年百姓最大的忧患。

东汉后期，由于连绵的天灾导致基层政权的崩溃。朝廷为了镇压黄巾起义而分大量的基层权利给地方豪强大户，导致豪强大户逐渐占据地方军政大权，成为军阀。而中央政府又因为十常侍之乱和董卓篡权变得混乱不堪，使得天子出逃。而各地军阀为了抢地盘，争权夺利，纷纷打出勤王的旗号大打出手。

群雄割据

这些军阀强者着跨州连郡，弱者宰割县邑，相互间征伐攻讨，使得海内混乱不堪。受制于《三国演义》的影响，我们非常欣赏群雄割据的形态，认为这是非常英雄，男子汉该有的姿态。殊不知，这些军阀冲锋陷阵，攻城略地的背后是交战方人民累累白骨、赤地千里的惨重代价。

军阀们为了抢天下，往往会强制大量农民服兵役。但由于政局动荡，人口锐减十分严重，兵源得不到保证。于是各大军阀纷纷实行世兵制，而世兵制所下的士兵专列军籍，终身为兵，父死子继，不得转业等特点。像曹操实行屯田制，就是世兵制的分支，将士兵及其家属控制起来，利用其进行屯田，可以保证战争时期军粮的供给和其他生产持续，将士兵家属控制起来，也可以防止士兵逃跑。实际上这些世兵就是拿着武器的农民，战斗力很难得的保证。而在战争中动辄以万计、十万计的大场面是少不了的，像三国演义描写赤壁之战曹操号称八十万大军被打得只剩下二十七骑的残军队伍虽然有点夸张，但我们可以看出在战争中损失的军队人数有多么惨重。这些死去的士兵也是人，是拿着武器的老百姓，但他们在史书中只有一行两行字，轻描淡写，一笔带过。上层军阀有谁考虑过他们的真实感受，这些拿着武器的士兵完全是军阀争权夺利的炮灰

东汉末年的军阀在消耗士兵生命的情况下，为了恐吓、削弱对手，往往会干出屠城的现象。军阀屠城，成了除天灾外最大的人祸了，大小军阀都对屠城乐此不疲。而东汉末年屠城界的标杆董卓在这方面就很有发言权，董卓的凉州军团可是出了名的军纪最差，每每在攻克敌军城池后，便将城中财物劫掠一空，将残余的百姓悉数杀光。（自京师遭董卓之乱，人民流移东出，多依彭城间。坑杀男女数万口於泗水，水为不流《后汉书》）

汉朝军队

不仅董卓这类残忍的军阀喜欢屠城，就连写出“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忧国忧民的曹操曹丞相，也干过这等为人不齿之事。曹操为了夺取徐州，以替父报仇为由，起兵讨伐徐州陶谦。而为了恐吓徐州百姓，瓦解其抵抗意志，曹军所到之处都以屠城作为示威（“凡杀男女数十万人，鸡犬无余，泗水为之不流。《后汉书·卷七十三》），连曹操都这样，其他军阀更是好不到那里去。

曹操喜欢屠城，而标榜自己为正人君子的刘备刘皇叔都纵容自己的军队公开抢劫。刘备在攻打西蜀刘璋的时候，为了早日获得战争的胜利，激发士兵的作战欲望，刘皇叔允许士兵攻破成都进行实施抢劫的行为（“成都之围也，备与士众约:‘若事定，府库百物，孤无预焉。‘”《资治通鉴》）。抢完府库还不算，这些士兵还把百姓家里贵重物品都抢光了（“取蜀城中民金银颁赐将士”）。

生活在这个军阀混战的时代，能保住性命都是件奢侈的事情。东汉末年的军阀割据所造成的人口损失，百年内都难以得到恢复。“蜀亡时，户，280000，口，940000。内带甲将士102000，占全数九之一。吴亡时，户，530000，口，2300000。内兵230000，占全数十之一，吏32000，后宫5000。魏，平蜀时，户，663423，口，4432881。三国合计约得，户，1473423，口，7672881。（钱穆《国史大纲》）。而东汉后期(157年),人口达到鼎盛,民户人口5648万人，也就是说，在军阀混战和三国对峙期间的将近百年时间里的时间里，当时的中国人口损失了近86%、多达4900万的人口。其实像西晋统计的数据有很多失真之处，因为土地兼并的原因，当时人们都把户口和土地纳入到豪强中，而豪强为了抵制纳税和服兵役，往往会大量隐匿人口。但是就算把人口数翻三倍，仍然达不到鼎盛期的一半，东汉末年人口损失可见一斑。

疾病

由于长年累月的战争、饥荒，导致死去的人不计其数，而死的人沟壑遍野，来不及掩埋。而大量尸体往往会滋生强烈致病性微生物，如细菌、病毒，从而爆发大量的传染病，而这样的传染病也被古人称之为瘟疫。

一千多年后的明朝瘟疫威力依然巨大，更不用说医疗条件更加落后的东汉

以瘟疫为首的特大类传染疾病几乎是东汉末年的标配，在东汉末年献帝时期短短30余年时间里，见诸于史册的全国性大瘟疫就有15次之多，平均两年一次。而在瘟疫来袭之时，连贵为门阀士族的“建安七子”，竟然也有徐干、陈琳、应玚、刘桢4人死于瘟疫之下。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更是《七哀诗》中用极为沉痛的笔触写道：

瘟疫来袭时，直接把昔日人口稠密、经济发达的中原地区变为“人间地狱”。作为时代的见证人，家在中原南阳的医圣张仲景在其著作《伤寒杂病论》的序言中说“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公元196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可见即使时医圣张仲景也阻止不了自己家族的人一个个死于非命，更何况不知医生药品为何物的中下层人民，在面对瘟疫时，死者相枕，阖家灭绝的老百姓比比皆是。

东汉末年可怕的瘟疫直到百年后东晋史学家裴松都尤有切身体会，他在给《三国志》做注时，称“自中原酷乱，至于建安，数十年间生民殆尽。比至小康，皆百死之余耳”，由此可见瘟疫的极端可怕性，让后人胆战心惊。

最后

综上，在没有重要的生产生活条件，无休止的战争、大规模的屠城、大饥荒、大瘟疫的连番打击下，东汉人民活下去都是一个奢望，这是乱世人民的悲哀，也是封建王朝的悲哀。“宁为太平犬，莫为乱离人”不仅在一千多年前的东汉末年适用，在21世纪的今天同样适用，看看阿富汗，伊拉克人民的生活状况就清楚了。生活在一个毫无尊严的国家里，受难的依旧是人民百姓。生活在一个行将就木的东汉王朝，即使《三国演义》写的再精彩，但没有人真的想穿越到那个时代去生活，不是吗？

閱讀更多 史學微末 的文章

關鍵字: 中下层 汉安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