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連德:破解清末東北鼠疫傳染源,並使中國贏得國際尊重的逆行者

乙亥年末,庚子年初,一場被稱為“新冠型肺炎”的病毒肆掠華夏大地,但猖狂的病魔並沒有嚇倒英勇的國人。

在黨和國家的領導下,全國各地實行了封城、封路、封村等措施,切斷春節期間的人員流動,減少病毒的傳播途徑;同時數萬名白衣天使從全國各地奔赴疫情最為嚴重的荊楚之地,全國各地的醫療物資和生活物資也都源源不斷地送往荊楚,以助荊楚同胞戰勝病魔。

放眼全球,哪個國家有如此魄力?哪個國家的人民有如此的眾志成城?唯有華夏!

這一幕,將會永久載入史冊。

而今天,汪郎要講的是另一則被記錄史冊,被世人所銘記,在天地間永垂不朽的抗疫史話,這就是清末宣統年間的東北鼠疫防控攻堅戰!

伍連德:破解清末東北鼠疫傳染源,並使中國贏得國際尊重的逆行者

清末東三省地圖

宣統二年九月(公元1910年10月),大清國的皇權專制統治已經風雨飄搖,清政府不得不重啟“預備立憲”的欺騙手段,以應對立憲派要求政治改良的呼聲。

然而,無論是大清國的統治者,還是各界社會賢達,都不曾料到,在東北的滿洲里突然爆發了瘟疫,並很快蔓延至整個東三省地區,甚至還波及至京師、直隸、山東等地,短短數月間,死亡人數高達6萬餘人。

因為疫情爆發的突然,一開始人們並沒有認識到這是傳染性極強的鼠疫。

當時,沾染上的人不分貴賤,不分男女,不分老幼,不分中外,必死無疑。故而,一時之間人心惶惶,更讓處於庚戌年的大清國雪上加霜。

朝發夕斃,前仆後繼,官商紳民,無中外貴賤,日惴惴焉如臨大敵。---錫良《疫氣蔓延人心危懼,請俠事竣褒獎出力人員折》

當然,平心而論,疫情爆發後,清王朝也並非毫無作為,時任東三省總督的錫良親自部署防疫工作。

只是此時的大清國還沒有建立起完善的國家醫療衛生體系,同時防疫所使用的醫療設備陳舊,而且防治手段落後,民間對防疫的認識不足等因素的存在,故此,儘管錫良親自主持防疫工作,但並沒有阻止疫情傳播,病魔依然在東北肆掠。

伍連德:破解清末東北鼠疫傳染源,並使中國贏得國際尊重的逆行者

​錫良的防治無法阻止鼠疫的傳播

屋漏偏逢連夜雨。對東北一直處於窺視的沙皇俄國和日本,在錫良的防治工作沒有取得成效的情況下,向大清外務部發出了外交照會,兩國均以清政府無法控制疫情為由,要求進入東北獨立進行防疫工作,以保護各自的僑民。

面對帝國主義的狼子野心,時任外務部右丞的施肇基非常清楚,只有控制住疫情才能堵住列強之口,才能保住東北的主權,所以東北的防疫工作必須由大清來主持。

只是,這場事關國家主權、民族希望的戰役該讓誰來掛帥呢?

施肇基認為,在還不知道疫情病原體的情況下,掛帥之人必須不怕死,有擔當,那麼誰能勝任?在眾多的醫者備選人中,他選中了時任天津陸軍軍醫學堂副監督(副校長),獲取劍橋大學醫學博士的伍連德。

施肇基確實是慧眼識英才!

伍連德,字星聯,祖籍廣東省廣州府新寧縣,出身於馬來西亞檳榔嶼,他在醫學院畢業後,一直從事醫學工作和研究,尤其是對傳染病研究很有一番心得。

華僑的醫學博士身份,又受聘於天津陸軍軍醫學堂,貫通中西,由他來主持東北的防疫工作是最佳的人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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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任天津陸軍軍醫學堂副監督的武連德博士

宣統二年十一月初一(公元1910年12月2日),31歲的武連德臨危受命,以東三省防疫全權總醫官的身份踏上了開往東北的火車,直奔疫情最為嚴重的哈爾濱,很快,他迎來了第一次挑戰。

因為,他需要弄清楚這場瘟疫到底是什麼傳染病,而要搞清楚病原體,就必須解剖屍體,瞭解病毒的傳播途徑,才能做出正確的防治手段。

只是解剖屍體進行研究雖然是近現代醫學的主要手段,但這和中國傳統習俗中“逝者為大”的理念相悖,也不符合大清律法,自然也引起了社會上的反對。

但醫者父母心,肩負著重擔的武連德,並沒有因為旁人的反對而退縮,冒著被感染和被民眾誤解的風險,秘密進行了屍體解剖研究,這在中國醫學史上是歷史的第一次。

通過對屍體的解剖研究後,武連德在逝者的體內發現了鼠疫桿菌,他意識到,東北的這場瘟疫正是連歐美列強都會色變的鼠疫。

但這種鼠疫的傳播方式和世界各國醫學界所認識的“腺鼠疫”不同,它不是通過鼠蚤叮咬的方式進行間接傳播,而是通過人與人之間的飛沫進行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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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工作的武連德博士

為此,他提出了“肺鼠疫”的概念,並認為這種新型鼠疫靠滅鼠是解決不了的,只有採取隔離患者的手段才能有效的阻止病毒傳播。

只是武連德的開創性理論,在他的同行看來無疑天方異談,更是對西方醫學體系病理的挑戰,自然不被清政府高薪請來相助防疫的英、法、俄、日等外國醫學專家們所接受。

他們固執地認為,鼠疫就是通過鼠蚤叮咬的方式進行傳播的,所謂“飛沫傳播”聞所未聞。故而,他們對東北爆發的瘟疫是鼠疫持懷疑態度,並拒絕了武連德關於醫者在治理患者時需要佩戴口罩的建議。

偏見,是要付出代價的。

宣統二年十二月十三日(公元1911年1月13日),東三省防疫總顧問,天津北洋醫學堂的外聘教授,法國醫學家梅聶在治理患者時感染了鼠疫,不幸逝去。

梅聶醫生的病逝讓當時的西方醫者們大為震驚,尤其是當他們從梅聶的身體中檢測出鼠疫桿菌後,聯想起他生前在治理患者時沒有佩戴口罩,這一刻,武連德的研究才被各國援助抗疫的醫學家們重視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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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中國東北防疫的外國醫生

找到了這場瘟疫的病原體和傳播途徑,武連德又遇到了第二次挑戰,即在春節臨近之際,如何預防疫情向關內大範圍擴散。故而,他向東三省總督錫良提出了阻斷交通,把那些還沒來得及返鄉的勞工留在東北的建議。

為什麼會有這樣一條建議呢?自崇禎十七年,八旗貴族入關後,對東北實行了封鎖策略,不允許關內百姓隨意到東北去開荒種地。

但隨著國門被西方列強打開,日俄對東北主權的窺探,清王朝對東北的政治封鎖逐漸減弱,並逐步放開了關內百姓進入東北的限制,這使得大量的關內百姓湧入東北淘金,以致東北人口激增,這種現象被稱為“闖關東”。

宣統二年的這場瘟疫,正值庚戌年末,臨近春節,這對於闖關東的人們來說,歸鄉過年是必不可少的。

鑑於這一點,對中國傳統文化深入瞭解的武連德,非常清楚一點,如果不採取官方手段,是無法阻止人們歸鄉的腳步的。所以必須阻斷交通,否則這種通過飛沫傳播的“肺鼠疫”勢必會演變為一場全國性的瘟疫災難。

百斯篤一疫在南滿鐵路線一帶蔓延,就中以長春、奉天等處為最慘,迭志本報茲悉,該疫不但在沿線各地猖獗可畏,刻已傳播各村莊。---《盛京時報.百斯篤疫已蔓延於各村莊.宣統二年十一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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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斷交通後,被臨時隔離的民眾

不僅如此,他還認為,東北作為疫情的爆發源地,也必須禁止人口流動,全部採取隔離的方式進行治療,否則疫情根本無法得到控制。

百斯篤疫異乎他項疫症之由,可設法以治療。故發現有催斯疫者,非迅為隔離不可。不隔離則病毒飛散,勢將遍及,不獨同處一室以內者將無憔類,即其鄰右,亦豈有幸也軟。---《盛京時報.論防疫必宜隔離》

他的提議得到了總督錫良及各國援助的醫學專家的認同。

在梅聶醫生逝去的當天,即1月13日起,無論是南滿鐵路,還是京奉鐵路都停運了所有南北往來的客運和貨運。

京奉間之交通已斷絕矣。---《盛京時報.關於防疫事宜之種種報告》

阻斷了東北通往關內的交通,並對各村各戶居民實行了隔離,這對疫情的傳播起到了有效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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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疫的防治方法

當然,對於武連德而言,要打贏這場疫情防控的戰役,還要面臨第三個挑戰,即必須在土葬和火葬中做出選擇,處理因感染鼠疫而逝去的患者屍體。

“入土為安”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習俗,而“逝者為大”是中國傳統文化中對生命的敬畏。

但庚戌年末,辛亥年初的交替之際,正是冬天,土凍三尺之厚,在沒有挖掘機的時代,想要通過深挖土坑,用傳統的土葬方式來處理患者屍體是不現實的。

而且傳統的喪葬習俗中,程序繁瑣,一般都要停屍三日才能下葬,但鼠疫桿菌的生命力相對極強,一般能在屍體中存活一段時間,如果不緊急處理,一旦鼠疫再次傳播,那之前的防疫措施將付之東流。

為此,本著一名醫者的素養,武連德提出了一個頗為大膽的建議,建立一處專用墳地,用來焚燒攜帶病毒的逝者屍體及其遺物。

但這項建議剛提出來就遭到東北的士紳們極力反對,而奏摺傳到京師後也引起了軒然大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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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葬,是中國傳統的喪葬方式

要知道在當時的大清國,無論是大清的律法,還是構建大清統治基礎的社會倫理道德,都是不允許實行火葬的。

武連德的建議,是在向整個大清的世俗觀念發起挑戰。

但防治疫情刻不容緩,武連德知道自己無路可退,為此,他一再堅持必須對患病的逝者遺體進行火葬。

宣統三年正月初二(公元1911年1月31日),在東北總督錫良的支持下,在外務部右丞施肇基的努力下,清廷終於同意了這項在世人看來屬於驚世駭俗的防疫措施。

道憲自奉準火葬疫死以來,修築極大火葬場一處,招工興築。茲聞該場工程已竣,所有疫死者,定二十一日起一律運至該場實行焚燒矣。---《盛京時報.火葬場工程告竣》

雖然火葬的方式在當時不被世人所接受,但在防疫的過程中起到了非常關鍵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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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葬,防疫的關鍵性手段

汪郎說:

可以說,作為東三省防疫全權總醫官,武連德是非常合格的。

他並沒有盲目採用西方防治鼠疫的醫療措施,而是在對患者屍體的充分研究後,提出了鼠疫傳染的新途徑,並快速找到了防治手段,不僅拯救了國人,保住了清政府對東北的防疫主權,更為世界傳染病醫學提供了新的研究方向。

正是因為他的研究及時,防治措施有效,宣統三年二月(公元1911年3月),這場肆掠近半年之久的瘟疫,只用了三個多月的時間就得到了遏制。

這一刻,讓世界各國為之震驚!

也正是這場抗疫的勝利,宣統三年三月初五(公元1911年4月3日),由清政府在瀋陽主辦的為期26天的國際學術會議“萬國鼠疫研究會”,得到了英、法、美、德、俄、意、荷、日等11國響應,而前來參加會議的均是各國最著名的微生物學和流行病學專家。

武連德以親歷一線的抗疫經驗,擔任了大會主席,並促成了45項國際合作的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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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國鼠疫研究會參會者合影

此後,他一直奔波在中國醫療事業建設的第一線,推動了中國近代公共衛生醫療體系的建設。

抗戰爆發後,武連德被迫返回了馬來西亞。

1959年,他出版了自傳《鼠疫鬥士》,依然強烈表達著對母國的眷戀和懷念。

1960年,他帶著這份對母國執著的愛離世,享年81歲。

武連德,國士無雙,註定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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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落在哈爾濱的武連德博士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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