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全國上下正同心協力開展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因為疫情，一百多年前，“鼠疫鬥士”伍連德以一己之力抗擊東北鼠疫的傳奇經歷再次受到關注。
▍伍連德
前段時間，“品讀”欄目曾刊登《伍連德——首位獲諾獎提名的華人》一文，對他的傳奇人生做了詳細介紹。熟悉此文的讀者應該知道，伍連德當年創辦的北京中央醫院，一百多年來，一直髮揮著作用，為這座城市的人民帶去健康。它就是現在的北京大學人民醫院白塔寺院區（歷代帝王廟西側）。
1915年，北京中央醫院開始籌備，1918年，醫院正式開院接診，這是中國人自己創辦的第一家西醫綜合醫院。伍連德對這座醫院的期望和評價甚高，“這是我為其付出了最大精力，苦心持續奮鬥4年的醫院，因為我意欲在中國將其建成一座模範的平民醫院。”
近日，筆者翻閱《鼠疫鬥士——伍連德博士自述》一書，其中有章節記載了伍連德修建北京中央醫院的詳細經過，現整理成文，以饗讀者。
1907年，28歲的南洋華僑伍連德，應清廷直隸總督袁世凱的邀請，來到中國，出任天津陸軍軍醫堂副監督（副校長），由此開啟了他傳奇的一生。
1910年冬，東北暴發了罕見的鼠疫，數萬人在瘟疫中死亡。31歲的伍連德受命奔赴疫區，在4個月內撲滅疫情。疫情結束後不久，在奉天（瀋陽）舉行的世界鼠疫研究大會上，伍連德獲得了“鼠疫鬥士”的稱號。
獲得極高榮譽的伍連德，並沒有居功自傲。相反，他利用由此獲得的影響力，為中國的醫療衛生事業貢獻著自己的力量。比如，1914年，伍連德到上海，為籌建本土醫學社團而努力。1915年2月，伍連德、顏福慶、俞鳳賓等21人在上海宣告中華醫學會正式成立，顏福慶為首任會長，伍連德連任1916年和1917年的會長。值得一提的是，在2020年狙擊新冠肺炎最前線的鐘南山院士，是中華醫學會第二十三屆會長（2005年-2010年）。
在伍連德的這些努力中，他最在意的是在中國建成一座“模範的平民醫院”。1915年初，這個願望有了進展。
這一年，伍連德拜訪了當時的財政總長周學熙。周學熙本想在西山修建一所造價10萬元的療養院。伍連德當時即指出，對當時的社會而言，更迫切的需要是在京城修建一座現代化的綜合醫院。 他的這一建議，得到了眾多官員的認同。1915年春，在北京中央公園（今中山公園）會議室舉行了一次有影響人士參加的會議。出席者有北洋政府的財政總長周學熙、內務總長朱啟鈐、外交總長曹汝霖、司法總長章宗祥、國務院秘書長林長民（林徽因的父親，他起草了呼籲公眾為建設醫院捐贈的公告）、交通部顧問王景春、隴海鐵路局督辦施肇曾以及伍連德等人。
在這次會議上，籌辦醫院一事有了實質性進展：官員捐款總計11萬元，再加上週學熙允諾的修建療養院的10萬元，醫院有了啟動的資金。同時，地段問題也得以解決：“得到贈送的歷代帝王廟旁邊一塊位置適當的高地，其後邊另一塊約1英畝的地皮則以2.1萬元購置，於是劃出了一塊長方形的場地。”
伍連德被任命為榮譽醫務總辦，“除財政之外一切事物有我主管。”醫院由美國建築公司負責規劃設計，還與一家德國公司簽訂了建築合同。
不巧的是，此時局勢出現了動盪。由於日本的“二十一條”和袁世凱圖謀稱帝，嚴重影響了伍連德的募集捐款。這意味著他們在各方面要更加節約。儘管如此，此時的伍連德，內心是快樂的。他記錄了當時的生活軌跡：“我每天乘坐私人黃包車，從東城東堂子衚衕家中穿過紫禁城，通過兩座皇家湖泊上的石橋，拐過乾隆登基前接受早期教育的黃瓦宮殿，途經1644年起義軍逼近北京城下使明朝末代皇帝崇禎自縊的煤山（今景山）。25分鐘後，飛快的黃包車便到達了未來的中央醫院所在地。我在一棵老樹下休息，或走進某間依舊留存在附近的某棟老宅中，享受一頓簡單的麵條午餐，同時在那裡監督建築工程的進展。”
1916年6月，醫院正式開工建設。等打好地基，磚牆日漸增高時，伍連德馬不停蹄到香港和他的出生地馬來西亞拜訪富商，請求他們贊助。這次出行，他為中央醫院籌集到3萬元。
回到北京後，伍連德請求海關當局、鐵路部門、北京稅務處、七星水泥公司，甚至還有英國公司如特福德（衛生設備進口商）等給予相關折扣。這些公司也給了伍連德很大幫助：鐵路運送貨物只收半價；海關和北京稅務處准許購入的貨物免稅；漢陽鐵廠供應的鋼筋減價20%；施肇曾還安排隴海鐵路的會計師來協助。
在醫院建設期間，名譽司庫施肇曾和伍連德都沒有接受任何薪水或報酬，施肇曾還為醫院捐贈5000元，伍連德自己也捐了2500元。1917年7月，梁啟超接替周學熙出任財務總長後，在伍連德的遊說之下，梁啟超還從中央國庫中追加撥款3萬元。另外，海軍總長薩鎮冰還贈送醫院一些外科器械。
1917年12月，在社會各界的誠摯合作下，一座鋼筋混凝土結構的大醫院建成。伍連德感慨萬千：“吾國各界熱心公益者頗不乏人，由京提倡於先則，各人士必克接踵於後。庶幾醫學昌明，可與列強並駕矣。”
當時，總投資不到50萬元的北京中央醫院，設有內、外、婦科以及放射科、檢驗科等13個科室，內設一等病床10張，二等病床20張，三等病床120張。還有電梯、暖氣及熱水設備，其設計理念、建築規劃以及設備設施都是當時國內最先進的。這在北京引起了廣泛關注，這所新醫院於1918年1月27日正式開診。開診的前幾天，來此看熱鬧的人比看病的多，伍連德這樣寫道：“三天裡，全北京前往參觀者絡繹不絕。”
遺憾的是，中央醫院開辦後不久，因為內部權力之爭，伍連德辭去醫務總辦的職務。這對於伍連德來說，是一件痛心的事，為此他到西山八大處修養了四個月。伍連德的離開，也改變了一位年輕人的命運。當時，伍連德有一位助手叫林宗揚，他和伍連德一樣，出生在馬來西亞檳榔嶼。伍連德離任後，林宗揚申請並獲得了洛克菲勒基金會的獎學金前往美國，學成回國後他進入新建不久的北京協和醫學院。1934年，林宗揚成為中華醫學會第十屆會長。
隨著時代的發展，這座醫院也歷經了多次變化，但它一直都是作為醫療機構，起到了救死扶傷的作用。
補 白
伍連德參與籌備協和醫學院
眾所周知，北京協和醫學院最初是由洛克菲勒基金會出資創辦的。在創辦過程中，洛克菲勒基金會派出了多個考察團，考察中國的情況。在這種情況下，陪同考察團的人選就非常重要，伍連德正是其中的關鍵人物之一。
二十世紀初，洛克菲勒基金會的顧問弗雷德裡克·蓋茨（Fredrick Gates）提出在中國建一所綜合大學的想法。1909年，基金會派出的“東方教育考察團”在進行考察後，提出在中國開展醫學教育的必要性，建議在北京成立一個自然科學的機構。
1913年，洛克菲勒基金會專門就中國問題進行了討論，決定在中國的項目首選醫學，“漸進有序地在中國發展一個完善、有效的醫學系統。”這個決定在美國引起了關注。這一年，哈佛大學名譽退休校長查爾斯·艾略特（Charles·Eliot）在他的女兒和秘書陪同下，代表卡內基和平基金會訪華。伍連德受外務部委派擔任陪同，並且回答此一行人可能詢問的任何問題。
1914年1月，洛克菲勒基金會派遣了一個委員會，考察中國的醫學和公共衛生狀況。該委員會的成員有賈德森（芝加哥大學校長）、顧臨（美國駐漢口總領事）、皮博迪博士（哈佛大學和波士頓布里格姆醫院醫生）等人，伍連德參與了全程引導與陪同。代表團考察了北京和天津的醫學院及醫院，隨後又奔赴中國各地。
他們總共考察了17所醫學院和97所醫院，並撰寫了一份名為“中國的醫學”的考察報告。這份報告包羅萬象，從中國的總體衛生條件到女醫生的教育、外國教會組織和非教會組織控制下的醫學院情況、法醫學以及北洋政府和中國人民對西方醫學的態度等。
隨後，洛克菲勒基金會設立了中華醫學基金會，其中的首要步驟，就是接收北京協和醫學堂（成立於1906年，是當時唯一得到清政府承認的教會教育機構），並將它移交到協和醫學院董事會。
董事會還決定購買位於北京東城的豫王府作為新的校址，並僱傭一位美國建築師為新醫學院和醫院做必要的設計。
1917年9月24日新的協和醫學院開工建設，教育總長範源廉為其奠基，中國現代醫學史翻開了新的一頁。當時，富蘭克林·麥克林博士被任命為首任校長和內科學主任。
1921年9月19日，北京協和醫學院舉辦了隆重的開幕典禮，中國政府和美國政府要員都前來致辭慶賀，除此之外，還有來自美國、英國、菲律賓、日本以及中國的著名醫生。
開幕典禮後，還舉辦為期一週的慶典活動，在活動期間，醫生們發表系列公開講演，伍連德則受邀宣講了那篇為他帶來國際聲譽的學術論文：《論肺鼠疫》。
來源：北京晚報·五色土 | 作者 姜寶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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