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說一千人眼中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可是在三國眾多人物中，唯獨曹操的形象，從北宋開始就被普遍認為一個篡漢亂政的奸賊，臉譜化了。蘇軾在《東坡志林》中說，當時有說書人講三國事，聽眾“
聞劉玄德敗，顰蹙有出涕者；聞曹操敗，即喜唱快”。近現代才先有章太炎先生作《魏武帝頌》為曹操鳴不平，後有魯迅先生說他是英雄。那麼曹操是怎麼從治世能臣，走上了亂世梟雄之路的，這中間又有什麼樣的隱情是值得商榷的。
曹操
曹操，漢相曹參之後，費亭侯曹騰之孫，太尉曹嵩之子。累世受漢室恩重，《述志令》的說法是"孤祖、父以至孤身，皆當親重之任，可謂見信者矣”。曹操年少時在洛陽城內飛鷹走狗、任俠放蕩之餘，卻博覽群書，對兵法情有獨鍾，曾抄錄諸家兵法韜略。太尉橋玄那時就認為曹操是平定天下的天選之子，甚至想將妻兒託付給他。《三國志》有“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而《魏書》曰“吾老矣！願以妻子為託”。
橋玄對曹操的看重，使得曹操是聲名益重。為了能夠在將來一展抱負，曹操更是經由橋玄牽線，結交汝南許邵，在幾番糾纏之後，許邵給了一個“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的評語。曹操一聽這評價，大笑不止，治世能臣的種子就悄然置於心中。
漢靈帝熹平三年（公元174年），曹操通過舉孝廉步入官場，成為郎官，也就是“後備幹部”，不久之後就外放實缺，被任命為洛陽北部尉。這個北部尉不好當，官小權少責任大，地處天子腳下，遍地的權貴豪強，容易得罪人。曹操出仕後，滿腔熱血，滿懷忠君報國之心，希望自己能在有所為，想做許邵口中的“治世能臣”，《述志令》言
“恐為海內人之所見凡愚”。所以一上任北部尉，曹操就暗下決心要整治洛陽城中藐視王法、胡作非為的人，於是造五色大棒懸於衙門左右，“有犯禁者，不避豪強，皆棒殺之”。大宦官蹇碩的叔父違禁夜行，被曹操抓了現行直接用五色棒打死了，殺雞儆猴的效果一下達到了目的，從此“京師斂跡，莫敢犯者”，洛陽城內治安情況大為好轉。這個時候的曹操就是一熱血青年，認為自己只要處事公正公平，就有能力改變一切，可是現實馬上就給了他一耳光，曹操馬上就被明升暗降，被調任頓丘令。《曹瞞傳》是這麼說的“ 近習寵臣鹹疾之，然不能傷，於是共稱薦之，故遷為頓丘令”。不久曹操卻因為受堂妹夫宋奇的牽連而被免官，由於曹操“能明古學”，朝廷就讓他回去做來一個閒散議郎。《魏書》記載是“太祖從妹夫濦強侯宋奇被誅，從坐免官。後以能明古學，復徵拜議郎。” 十常侍
曹操當了閒散議郎，卻不閒散。眼看朝政昏濁，奸邪充塞，宦官弄權，正直之人屢被廢退殺害，曹操是看在眼中、急在心裡，上書申訴，指言“奸邪盈朝，善人壅塞”。幾次上書之後，靈帝下詔令三公舉奏州郡官吏無治績而為民蠹害者。但三公自身德行不端，反而藉機受取賄賂，恪守道義、清貧守法、無錢行賄的大多遭到陷害毀謗。曹操對此甚為忿恨，趁靈帝“以災異博問得失”時，以“憤青”的姿態上書斥責三公的舉奏有專迴避貴戚之嫌疑，有腐敗行徑。靈帝稍有感悟，責讓三府“諸以謠言徵者皆拜議郎”，但此後整個官場風氣是一天比一天敗壞，強橫狡詐之人充斥朝堂。這個時候，曹操把朝廷和官場都看透了，也意識到大漢王朝已江河日下，天下大亂已不可逆轉。腐朽的朝廷和官場也不需要什麼“治世能臣”，深感報國無門的曹操不再建言獻策，做起了將頭埋在沙子中的鴕鳥。《魏書》中記載為“是後政教日亂，豪猾益熾，多所摧毀；太祖知不可匡正，遂不復獻言”。
曹操空有忠君報國之心，卻在政治上一次次的碰壁。無奈之下，曹操只能是棄筆從戎，尋求另外的忠君報國機會，文治不行，就用武力來做後盾。中平元年（184年），黃巾起義爆發後，三十歲的曹操被朝廷臨危受命，拜為騎都尉，領兵去鎮壓潁川黃巾軍，因功被提升為濟南相。
黃巾起義
這是曹操第二次為地方官，有了更大的空間給曹操發揮自己的才能。曹操到任之後，勵精圖治，用霹靂手段整頓當地官場的不良風氣，令行禁止，雷厲風行，
“奸宄逃竄，郡界肅然”，使得“政教大行，一郡清平”。然而這樣做的後果就是，朝廷在各種小報告之下多次發出調令，想將曹操從濟南國調離，讓他的吏治改革半途而廢。為了安慰曹操，打一棒子給個甜棗，順便給他升個官，秩二千石的東郡太守。曹操一看，自己單打獨鬥是整不過朝廷的那幫巨蟲的，想在權貴當道之時進行吏治改革幾乎是不可能的了，為來避免家人遭到迫害，曹操無奈之下只能是告病辭官，歸隱老家來。曹操的《述志令》有說到"在濟南，始除殘去穢，平心選舉，違迕諸常侍，以為強豪所忿，恐致家禍，故以病還。"曹操雖說在譙縣，築室城外，春夏習讀書傳，秋冬弋獵，以自娛樂。但他並沒有死心，仍然時時關注著天下的時局，等待機會能再次復起。曹操兩次為地方官，本想施展抱負，將心中的夢想實現，可惜的是，兩次都以失敗而告終。頓丘令的罷官和濟南相的稱病退隱，還有幾次被徵召為議郎，使得曹操對曹操對東漢王朝的命運產生了深深的不安，覺得自己的理想照不進現實，也見識到來政治鬥爭的殘酷。仕途上的數次挫折，使曹操從熱血青年變得成熟起來，在處事上也謹慎了很多。 所以曹操的心態也從“治世能臣”開始轉變，在不能治世的情況，曹操先是選擇做“亂世的英雄”，依舊希望自己能挽留住東漢王朝最後的榮光。
曹操
中平六年（189年），靈帝駕崩，董卓從西涼入京，行廢立之事，專擅朝政。這時的曹操已經是西園八校尉的典軍校尉，“欲為國家討賊立功，慾望封侯作徵西將軍” 。可是董卓的倒行逆施，殘暴不仁，滿朝文武是敢怒不敢言，曹操選擇不與其同流合汙，縱馬逃出了洛陽，在陳留“散家財，合義兵”，號召天下英雄討伐董卓，曹操依舊對漢室抱有希望，開始了一生的征戰天下。
可惜的是，希望越大，失望越大。曹操和袁紹等關東諸侯組成聯盟，打出了高大上的口號“討伐國賊，興復漢室”。可是各路諸侯卻是“扯虎皮拉大旗”，藉著伐董的名頭，不為漢室，只為了伺機發展自己勢力，根本就不是一條心的。討伐董卓的大計，也就成了一個笑話，還沒有怎麼和董卓交戰，內部反而開始爭權奪勢、自相殘殺了起來。而滿腔熱血、心懷漢室的曹操，卻在滎陽之戰損兵折將，自己差點還丟了命。曹操此時也算是認清了現實，關東諸侯是豎子不足與謀，求人不如求己，才有了曹操“諸君北面，我自西向”之言。曹操從理想主義者開始向務實主義者轉變了，開始謀求用武力來平定天下，做不成治世能臣，那就成為一個亂世英雄。
曹操怒斥討董諸侯
聯盟破裂之後，曹操先是尋機代王肱成為東郡太守，後又在北海相鮑信、兗州陳宮等人的支持入主兗州，降青州黃巾三十餘萬，收其精銳，組成青州兵，坐穩了兗州刺史的位子。短短三年的時間內，曹操算是有了自己的地盤。曹操只用了不到三年的時間，從兵敗滎陽無立足之地到領有一州。有了地盤有了兵，開始謀求亂世中的發展。
先是修耕植，畜軍資，屯田備戰，解決了溫飽的問題，保證了軍隊的戰鬥力。再接著在政治上搶先各諸侯一步，建安元年（公元196年）八月，曹操迎漢獻帝於洛陽，得了“司隸校尉，假節鉞，錄尚書事”，還混了一個“真社稷之臣”的好名聲。為了更好地把握住獻帝這張牌，曹操直接獻帝轉移到了許都，客客氣氣地供奉起來。獻帝一高興，直接封曹操為司空，行車騎將軍事，節制百官。這一下，曹操就名正言順地打著獻帝的旗號，以漢室的號令天下，征討四方。大漢天子的“玉璽”隨便用，看誰不順眼就揍誰，師出有名了。曹操用這張王牌，歷時17年，先後消滅長江中下游以北各割據勢力，對外降服南匈奴、烏桓、鮮卑等異族，統一中國北方大部地區，三分天下有其二。所以曹操在《述志令》中驕傲地說“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
漢獻帝
曹操的野心也隨著實力的增長而變大，在不知不覺間，有意無意中“奉天子”變成“挾天子”，曹操也越來越不把獻帝當回事了，專橫跋扈，最終逼得獻帝在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在漢室老臣間發起了“衣帶詔”事件。這事的後果就是整個忠於漢室的臣子基本被曹操殺得差不多，《三國志》記載是“五年春正月，董承等謀洩，皆伏誅”，可見曹操當時已經猖狂到什麼程度，漢室天下大事都被其一言決定，獻帝已經是一個提線木偶，養在深宮中的籠中鳥。不過曹操終其一生都為漢臣，沒有篡漢自立，但也沒有讓出兵權，還政漢帝。在《述志令》中的理由是“誠恐己離兵為人所禍也。既為子孫計，又己敗則國家傾危”。
挾天子以令諸侯
從初入仕途的熱血青年，一心想著匡護漢室，做一個治世能臣，卻被現實狠狠地打了幾個耳光，理想的陽光始終照不進東漢王朝，曹操的一顆熱血沸騰的心逐漸的變涼了。諸侯伐董，讓曹操明白了實力才是硬道理，只有掌握了強大的實力才能改變現實，才能實現自己恢復漢室榮光的夢想，才能按照自己的方式去改造這個昏暗的世道，在亂世中征戰十幾年，曹操至少還了三分之二天下的安寧。可是一旦走上了這條路，就再也不能停留下來，匡護漢室的理想也越來越模糊了。與其說曹操後面野心慾望大，還不如已經被圍繞其周邊的利益集團推得退無可退了。利益集團為了獲取更多更大的利益，必然將曹操一步一步的推向漢室的對立面，甚至希望曹操能黃袍加身更進一步。
曹操的梟雄之路，是報國無門之後的反抗，是理想主義者對現實的低頭。 在一次次的碰壁和一次次的戰爭下，曹操用武力來實現了自己的理想，揹著罵名做了一個另類的治世能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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