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中学是一种职业学校。是适应我国农业发展的水平和群众对文化教育的迫切要求,而出现的一种新形式的学校。农业中学的目的是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一定文化和农业生产技能的劳动者。
学制两年或三年。课程开设有语文、数学、农业基础知识、和政治。其他课程可多可少，有什么教师开什么课。
1960年春，全县有农业中学11所。学生342人，教师13人。兼职教师27人。1960年底，农业中学全部停办。
1962年按照中央“调查、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兴平对农业中学进行了调整。全县设有农业中学三所，大阜农中、阜寨农中、桑镇农中。阜寨农中62级一个班，63级一个班，64级一个班。65级两个班。学生共306人，教师8人。直到1967年学校停办。
1963年9月，我拿着文教局的一封介绍信，就到阜寨农中当了民办教师。
当时兴平有三所农业中学，桑镇农中、大阜农中、阜寨农中。阜寨农中地址在阜寨公社马阜村。离县城十五里，成立于1962年。占地面积约十亩。原先是一座古庙，后来加盖了几排教室。最早古庙是商店，一排教室是卫生院。后面有一个操场，可打篮球和乒乓球。东边有灶房，一片菜地，一个水车。学校北边是马阜小学，东西两边是庄稼地。环境绿化，空气清新。
学校设备简陋，上课休息以敲击悬挂的一块铁板为信号。所以有“农中农中，铁板当钟”的说法。教师有县公办教师，也有民办教师。我上班时，在学校的樊志义老师是负责人。他是大学生，教数学。还有语文老师王登峰，娃娃性格，喜欢玩杂技，顶板凳，后来还学会了针灸。后来校长是杨笃勇老师，曾在南郊中学教数学。不但课讲得好，还多才多艺。此外还有物理老师吴崇清和青年教师吴春阳、张联会、王致中、何平、魏玉芳。虽然是农村学校但是教师个个敬业爱岗。不幸的是魏玉芳老师英年早逝。学校当时开设的课程有语文、数学、物理、农基、体育、美术等。学生大多是阜寨公社的，也有西吴、庄头、县城的学生。有走读的、也有住宿的。老师是新来的和尚爱念经，学生是纯朴诚实的农村娃，师生关系很融洽。62级是一个班，有学生23个人，班主任是刘兴汉。班长是金左光。那时候条件差，没有留下学校和学生的照片资料。学生连毕业证都没有发,实在让人遗憾.
在杨笃勇老师指导下，我不断向老教师学习，认真备课、试讲、批改作业，慢慢地掌握了一些教学方法。那时候，语文教学好像有个套路，先范读课文，然后板书生字、生词，领着学生读写，然后讲解时代背景，分段讲述，总结段落大意、中心思想，布置作业。作文以记叙文为主。记得苗树英同学有一篇作文写得很生动，写的是抗日战争时的事。当时我想，这娃可能是个外地娃，到兴平落了户。因为日本就没有打关中来。陈青言同学写的《向日葵》，我作为范文还在班上读过。
那时候条件很差，我当时是试用期工资是34元。从家到学校都是走路。后来才买了一辆自行车。没有电，我们在罩子煤油灯下办公、备课、改作业，兢兢业业，认真负责，手边仅有几本参考书，和报纸。大家都清楚，要教给学生一杯水，自己就要有一桶水，必须学习学习再学习。课本中有不明白的地方，星期天回县城查资料，向人请教。
那时候，老师也没有多大的压力，同学们学习也不紧张。课余时间，有时打蓝球，打乒乓球，也可以到田间散步，老师和同学年龄也差不了多少，有时也打打闹闹。那时粮食紧张，我也很喜欢吃学生让吃的锅盔馍。可是有一次，一位老师上课批评学生，没想到这个学生突然冒出一句话：“赔我的馍！”老师当时下不了台。这件事给我们提了个醒，老师还是要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
当时，学校的生活很简朴，请了一位村民当炊事员，每天三顿家常便饭。有时面由自己磨，菜是自己种的。老师灶上有时还有肉。农村的同事和学生，笑话我磨面时不会吆牲口，说牲口停下来，我就推着牲口说：“走走。”其实那是编的，我很快就学会了磨面。
由于杨校长喜爱文体活动，篮球打得好，又爱唱秦腔，所以学校的课余活动搞得丰富多彩。学校的师生篮球队和外单位比赛几乎没有失败过。乒乓球也屡战屡胜。文艺队也很活跃，记得还排过《红灯记》折子戏。杨笃勇扮演李玉和，学生侯青春扮演李奶奶，当杨校长对侯青春说：“谢谢妈”时，大家笑成一团。性格软绵绵的李振辉扮演日本兵，，大家说这是个善良的日本兵。连二胡都拉不好的我，竟然敢拉板胡，现在想起来都有些羞愧。学校的宣传队有时也到农村演出。
1966年7月23日起，县上集中1900名中小学教师，在西郊中学举办教师集训会。当时我们学校在晚会上，排演了眉户剧《追料》幽默风趣，受到了欢迎。
同年11月，我当时被选为师生代表，到北京接受了毛主席第十一次接见。回来后，又和张联会老师组织了杨志超、杨参军、王彩霞、叶桂云等学生步行到延安串联，走了十一天。一路上到处都有加油的口号，“步行是英雄，坐车是熊。”“不到长城非好汉”。可是，过了泾阳我和张联会就走不动了，一个拄上了棍，一个走一会就要休息。学生给我们起了外号，一个叫“三条腿”一个叫“二里半”。到延安后，我们发现有汽车返回，第二天就乘车匆忙回兴平了。后来，又有栾双凤组织的女子长征队、西吴十丈铺学生也组织了长征队，都步行走到了延安。
杨笃勇老师一直对我很好，在工作和生活上对我处处关照，我对他很感激。可是在那一段特殊时期，我给他也提了些意见，并无恶意，无非走走过程，但他却误会了我，耿耿于怀，一直到他回户县再没见面。这让我心里很不好受，成了终生遗憾。
虽然说农中的学生，大都是没考上中学的小学生，上农中后，正像学生们说的，“农中农中，光念不升。”但珍珠不会土里埋。后来脱颖而出的也还不少。李全喜、张文超就考上了高中。于新团考上了纺织技校。李全喜、贾防娃后来考进高等学府。参军转干的，有的转业分到企业，也出了不少人才。南佐的一个姓张的同学 就在解放军总参就职。金光玉军校毕业后从医，成了副主任医师.从医的还有陈香果、苗爱莲等。还有一部分同学从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有的还当了校长，如金佐光、杨重义。史秉彪还成了著名画家。当然这仅仅是我知道的。
在农中我还有一个收获就是开始给报社和广播站投稿。第一篇稿件，是听到的故事《乔巴捉鬼》，第二篇是一个谜语。“公社门口，一个娃娃，张圆大口，有舌没牙，不吃饭，不喝茶，会唱戏，会说话。”打一物。虽然都是“豆腐块”但激起了我的创作欲，开始了写作生涯。
1966年后，农中停办，教师都回本地任教。
（WG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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