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講述人：黃成達（化名，大冶）
- 記錄者：書生日常
解放前，我們屋裡窮，窮到叮噹響，我兄弟五個，我是老四，還有一個妹，孃老子（大冶方言，父母）沒田地，一家人三天兩頭餓肚子。那時候我們家一天只吃兩餐飯，有錢的人家就吃三餐，吃三餐的少，吃兩餐的多。早上吃幹苕（大冶方言，曬乾的紅薯絲或紅薯片），晚上吃蕎麥粉坨子、蕎麥粉糊子。我到十幾歲都沒穿過鞋，冬天用破布裹幾坨棉花往腳上一纏就算是棉鞋。沒田地，孃老子就租村裡地主的田來種，一斗田交兩擔谷的租。交租的時候，都用地主家的老斛老斗量，他的一斗要抵平常時的一斗五到兩鬥，兩擔谷送出去，屋裡就沒剩多少了。那時候也沒有二季谷，一年只能種一季谷，不像現在，糧食當然就不夠吃。我父（大冶方言，父親）帶著一家人沒日沒夜地苦做死做，企（大冶方言，站）在水田裡，爛泥巴淹到腰上，給地主家薅田，扯毛薺草（大冶方言，荸薺草），扯起來用泥巴糊住，不糊住還會長起來，草見不到太陽就死了。
地主家田多，有十幾擔田（大冶方言，一擔田約等於四畝），那些田多的人都不住在村裡，都住在外面，村裡有親戚替他們料理田產。我父窮了一輩子，發願要買一丘田（大冶方言，一塊田），沒有別的辦法，除了死做就是節約，收了小麥不敢吃，都存到罈子裡，只吃自己種的蕎麥。穀子割了以後，把田一犁，過了白露就可以種蕎麥。為咪（大冶方言，為什麼）種蕎麥？因為長得快，一百天就可以收。到一九四九年，我十五歲，家裡好不容易存到了十四擔小麥，就想著向村裡的一家地主買一丘田。我父辦了飯，請了中人（大冶方言，中間人）到屋裡來，還要叫一個寫字據的人，中人在場，當著兩家的面立個字據，把田地的大小、位置、東南西北以某某家的田塍（田埂）為界，都寫清楚了。寫了，買家還要給中人和寫字據的人一點錢，然後我們兄弟幾個把麥子挑到地主家去，二斗八升田就算是到手了。
土改時，農民分土地（網圖）
田買到了，我孃老子歡喜得不得了，心裡想：這回不怕沒飯吃了！俗語說得有——人算不如天算。還沒等到把谷種撒到田裡，上面來了工作組，要“土改”，劃分階級，地主、富農、中農、貧農、僱農，按照你家的田地多少來劃分；多餘的田地要拿出來，然後按照家裡的人口平均分配田地。我們家原來是僱農，一買田就變成中農了。趕到這個節骨眼，我父急得幾天幾夜困不著覺（大冶方言，睡不著覺）。他想不通，自己當了一輩子窮百姓、老實人，一家人一年六個月沒有過夜（大冶方言，吃晚飯），用嘴裡摳下來的小麥買的田，怎麼一下子就沒了，要交公。他進門也嘆氣，出門也嘆氣，解不開這個理。那時候上面來的工作組由貧下中農派飯（大冶方言，輪流供應飯食），吃一餐飯，工作組每人給農戶一角二分錢，半斤糧票。地主和富農沒資格派飯，就算你做了好飯好菜去請工作組，他們也不來，怕犯錯誤。那天輪到我們家派飯，我孃老子做了一桌飯菜，去請工作組的人來。吃完飯，我父就把我們家的情況跟工作組的人說了，為首的那個同志就說：現在是新社會，田地要平均分配。你們家的十四擔小麥就當送人了，買的田也不要了，還是當回你的僱農。你們要是犟著不放手，將來可能要受政治影響。後面這句話把我父嚇著了，他就照著工作組說的做，這件事就這樣過去了。後來再回頭想這個事，我們都認為是被那家賣田的地主貨（大冶方言，騙）了，他們有門有路，早就知道上面要來工作組，要“變天”，就提前把田地賣給我們這些大字不識一個的土巴佬，真是“有錢冇良心”。就個樣（大冶方言，這樣），一家人上了一個老當，把好不容易積下來的一些糧食哈（大冶方言，都）送人白白吃了。
到一九六六年，金山店鐵礦在附近農村招工，預定三百人，打算在金山店公社招兩百人，大洪公社和梅山公社各招五十人。金山店公社領導不同意，怕放那麼多人去做工，影響農業生產，有些人也不想去，不曉得做工跟做農哪個划得來。後來金山店只招了一百人，大洪和梅山也各招了一百人，總數沒變，都是合同工。我屋裡的人（大冶方言，妻子）開始攔著不讓我去，怕耽擱生產隊的工分。我就對她說：我在農村欠飯吃，你就放我出去吃頓飽飯吧，要是還有比農村更苦的位子（大冶方言，地方），我也認了。就這樣，我就到鐵礦當了工人，那年我已經三十二歲了，我擔心年齡大了過不了關，就在表格上改為一九三八年出生，其實我是一九三四年生人。那一批，我們村攏共去了四個。礦裡每個月給每個合同工發四十二塊錢的工資，但其中三十塊要拿出來交給生產隊折算工分。一塊錢算十個工分，一個月就是三百個工分。另外剩下的十二塊錢當伙食費。在農村種田的時候，我們一個勞動日只有三角錢，一個月就是九塊錢，所以算下來還是做工比在家種田好一點。因為這個，後來附近農村想出來做工的人就越來越多。過了兩三年，生產隊不給出去做工的人記工分了，礦裡就按人頭每個月給生產隊交六塊錢的管理費，那四十二塊就都歸個人，那想來做工的人就更多了，有些村還為搶幾個進礦的名額鬧矛盾。一九七〇年那一批進礦的大冶人最多。
我們到礦裡上班沒兩年，“文化大革命”開始了。我們那個工段有一百個人，分成十個小組，每個小組十個人。我是小組長，戴著紅袖章，除了帶頭做事，還要監督那些以前是幹部的人勞動。那些幹部是來接受勞動改造的，分到我們組，個個很膽小的樣子——也可能是裝出來的，總是低著頭做事，不敢看人。他們以前都是坐辦公室的，當中有些人哪裡會做粗重的事？沒幾天手上就磨得血泡摞血泡，血泡破了，血和皮肉都沾在錘子柄上，沾在礦桶上，也沒人敢吱聲。我看在眼裡，心裡也同情他們。我總是個樣想：當幹部的總還是當幹部的，就算今天不當，明天還會當，把他們踩得太狠，太不當人了，以後他們還有翻身的時候，現在整他們，將來還有落到他們手裡的時候。我就對他們比較寬鬆，不故意整他們，在其他小組勞動改造的幹部看到我是這樣的態度，也都願意調到我們組來。不為別的，就為這一點，今天還有人念著我的好。
我這輩子沒有出過國，最遠的就是到哈爾濱，現在想起來還是覺得像做夢一樣。
大概是一九八〇年，礦裡的運礦列車需要大修，派我和一個年輕的同事一起去。那列車是什麼情況呢？就是底下的輪子因為長期運礦，磨損很嚴重，不是一個兩個輪子，是整節整節車皮的輪子都是果個樣子（大冶方言，這個樣子），需要將整列車皮送到哈爾濱去維修。比較麻煩的情況是，礦裡不能自己安排火車頭送去，只能沿途靠順路的火車頭拖帶，十二節車皮，一直從鐵山拖帶到哈爾濱去，兩三千公里，沿途一段一段地換車頭。
金山店鐵礦運礦列車與礦倉
我們的任務是跟車，那是四十年前，穿過大半個中國到北方去，我們心裡也沒底。正是個三月份，剛開春的時候，礦裡通知我們兩個，不要穿工作服，因為上面寫著“武漢鋼鐵公司”，怕人知道我們是武鋼的工人，在路上敲詐勒索，那時候大家都知道工人大哥的日子比農民好過些，口袋裡有現錢，不比現在，好多工人都下崗了，連吃飯都成了問題。出發前，領導安排一些年輕人把大米、青菜、水和煤油爐子都搬到車皮上，我們身上也都帶著現金和全國糧票。一個焊工在一節車皮的前頭焊了一個鐵架子，外面蒙上綠色的厚帆布，底部用嶄新的三角麻繩紮緊帆布的圓銅釦，朝著車皮中間的方向留一道口子，算是帳篷的門。帳篷裡面先鋪上一層稻草，然後放上兩個人的行李和兩床被子，我們就在棚子裡面做飯、睡覺，從早到晚聽火車噠噠-噠噠地跑，有時在某個車站一停就是半天。我們除了到站用鐵桶去打兩桶水，一刻也不敢離開車皮，因為車頭什麼時候來拖帶我們的車皮，沒有人通知我們，多數時候我們也不知道火車開到了哪裡。有一天中午，我們正在做飯，煤油爐子炒青菜，車皮突然一陣強力的震動，把飯菜全都打翻在地上，我們兩個也像被人扔蛤蟆一樣飛出去老遠，摔得個半死。晚上睡覺只能睡個迷迷遲遲（大冶方言，半睡半醒），因為旁邊經常有火車跑上跑下，響動又大，車子又抖，哪裡睡得好覺？有時睡到半夜，突然感覺像是滑進一個深窟窿裡，心裡一陣陣縮緊，然後就慢慢清醒過來，知道是有車頭來接駁我們的車皮了。解大小手也是在車上，車皮另一頭堆了一小堆沙子，解完手用一把鐵鍬鏟點土蓋一下就完事。
慢慢地，車過了武漢，到了鄭州，有列警過來檢查，說我們的車皮不能再往前走了，因為輪緣都磨到了線口，都快吃不住鐵軌了，必須停下來維修。我說這車是要送到哈爾濱去檢修的，在這裡不能停留，不然我們就沒辦法完成任務。後來列警跑去叫來了站長，我用帶一點普通話尾子的大冶話跟他磨，磨了好半天，最後他也不耐煩了，讓我們簽字保證列車在京廣線上行駛安全。跟車的兩個人，我資格老一點，為了早點離開鄭州，就作代表稀裡糊塗地簽了字。今天回想起來還是心直個慌、臉直個紅（大冶方言，心慌臉紅，形容內心緊張），要是火車真在京廣線上出了事，掉了道（大冶方言，脫軌）撞到別的列車什麼的，我可夠得上判死刑了。
列車在路上走走停停跑了七八天，最危險的時候是進出火車站，因為有岔道的路段車子也抖得厲害，我的心也跟著車皮上下左右直個撞（大冶方言，心跳劇烈）。好不容易熬到了哈爾濱，雖然是春三月，天氣冷得受不了。早上起來，發現大雪把帳篷的門都擠開了一條縫，一尺多厚，棍子頭個樣的冷風（大冶方言，冷風給人的皮膚造成的痛感好像棍子頭打在身上）直往鼻子裡灌，吸氣都不敢用力，臉凍得像冰塊。我們兩個把壓著帳篷門的石頭搬開，把雪推到外面去，鑽出來，車廂裡一片白，好像鋪著一層厚棉花，變成一張大床了，對面的那堆沙子竟然看不見一點痕跡，只有那把鏟沙子的鐵鍬立在車皮角上露出半截柄。那是我看過的最大、最好看的雪。
我們爬下車，去哈爾濱車站找接車的人。遠遠地看見車站裡面圍著一圈人，中間立著個汽油桶，燒柴烘火。我那個同事腿腳快，走在前面，先進去了，我後腳跟著進去，我的眼睛被大雪晃得花了，看不清人的臉面，一進去就拉著一個人問：“這位同志，這是不是哈爾濱車站？”那個人撲哧一聲笑起來，我再作真（大冶方言，認真）一看，原來是我那個前腳剛進來的同事，你說笑不笑人（大冶方言，很好笑）。
我們在車站招待所住下來，吃飯在食堂。三天才吃一頓米飯，其他時間只能吃饃，有時去晚了，饃凍得邦邦硬，嚼不動。我們去的第二天，車站來了一個人，身材高大，一看就是北方的男子漢，他四處打聽金山店來的人住在哪裡，看到我們，一把把我們箍住（大冶方言，抱住），說“老朋友到了！”其實我們並不認識。原來他在大冶一帶當過工人，後來回了哈爾濱老家，他娶的媳婦是我們大冶當地的，也跟著他到了東北。南方長大的姑娘伢不習慣北方一天三餐麵食，總是念著南方的米飯，但他們每人每個月只供應三斤大米。她就寫信回去，叫她哥哥想辦法帶些大米到北方來。這次我們送車到哈爾濱，她哥哥打聽到了消息，特意託我們帶了兩麻袋大米在車皮上，一路拖到哈爾濱，米就放在招待所裡。這漢子天天到車站去等我們，前一天晚上在車站等到天黑盡了不見人來才回去。他總個（大冶方言，非常）熱情，每天晚上拉著我們兩個出去喝酒，又帶我們去哈爾濱太陽島、松花江岸邊看北方的風景。剛下的大雪還沒融，太陽是模糊糊的一個不紅不白的盤子，風跟刀子一樣在臉上刮，我們穿得像熊貓一樣，只留兩隻眼睛在外面，在太陽島還請人給我們照了相。相片？相片早就不知道丟到哪裡去了。
上世紀80年代，哈爾濱太陽島景區（網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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