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黨偉業
《建黨偉業》講述了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到1921年7月CPC成立的歷史故事。這是中國近代史上最屈辱最黑暗的一段歷史，中華兒女們被困在幽深黑暗的甬道，用血肉之軀在碰撞中掙出一道光明的罅隙。
在這沒頂的黑暗中，不管身處何種立場陣營，都在發問：我們到底該走什麼路？
封建階級代表袁世凱和幕僚們在討論日本的君憲制、法國的內閣制、美國的總統制、中國古代的帝王制究竟應該採用哪種道路。資產階級代表孫文先生從組建同盟會到改組國民黨，與腐朽的封建帝制和腐敗的北洋軍閥進行著愈挫愈勇的鬥爭。知識分子代表陳獨秀、李大釗和北大師生激烈地辯論著英美日法俄我們到底該向誰學習，新文化和舊文化究竟哪一個才是我們的出路。無產階級代表毛潤之從健體救國，轉向教育救國，轉向無政府主義，最後才從俄國十月革命裡看到了馬克思主義道路。
袁世凱及幕僚在討論政體選擇
片中楊昌濟說：“坐而論道容易，找到出路很難，也許要一生一生，也許數代百年。”選擇什麼樣的道路，每個人都應該找到自己的答案。找到答案之前，你是黑暗中的蛹；找到答案之後，你是光明裡的蝶。
對於青年如何選擇人生道路，我從毛潤之的尋路之旅得到了三點啟發。
1、順應趨勢
青年的道路應該順應趨勢，既順應時代的趨勢，也順應群眾的趨勢。袁世凱稱帝和張勳復辟，是歷史的倒退，舉國上下群起而攻之；北洋軍閥壓迫剝削工農群眾，是人民的逆流，嚥下水能覆舟的苦果；帝國主義入侵中國，是時代的反音，遭受中國四萬萬同胞和全世界無產階級的聯合反擊。
趨勢是歷史必然，也是人心所向，青年人只有將個人的小我融入到祖國的大我，將個人的小志匯入到人民的大願，才能更好地實現個人的價值與意義，否則就是螳臂當車、自不量力。
順應趨勢是道路的檢驗標準。毛在1939年五四運動二十週年紀念時寫下這樣一段話：“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最後分界，看其是否願意並且實行和工農群眾相結合。”將個人道路同時代趨勢和群眾趨勢相結合，可以擺脫思想的空虛和行動的動搖，擺脫主觀主義和個人主義。這一點是中國近代歷來的青年們已經用人生道路驗證了的真理。
2、行動試錯
坐而論道容易，找到出路很難。坐而論道是空想，找到出路是實幹。魯迅先生說：“世界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沒有路既代表了無窮選擇，也代表了沒有選擇。如果只是坐而論道，那麼所有道路都只是主觀上的可能性，事實上是不存在；只有腳踏實地去行動，才能將主觀的可能性改造為現實中的道路。
李大釗、陳獨秀和毛澤東在討論
即使是找到正確道路的毛潤之也需經過數次的行動試錯。最開始他堅持每日冷水沐浴，企圖通過健體來救國；後來加入光復軍，企圖通過武力救國；南北議和之後他認為革命已經結束，於是重返學校，企圖通過教育救國，他如飢似渴地咀嚼著接觸到的書本、報紙、理論、知識，然而始終如同隔靴搔癢，找不到積貧積弱之中國的良藥。直到俄國十月革命送來了馬克思主義，他看到了工人的力量，看到了出路的曙光。後來又在革命道路中，看到了更廣大的農民力量，將俄國理論進行中國化的實踐。
道路千萬條，行動第一條。空談誤國，實幹興邦。對於個人也是同理，空談陷入虛無，行動才有出路。
3、曲折前進
任何道路都不可能是徑情直遂的，都是在曲折反覆中前進。某個時期某個階段正確的做法，放到另一個事情另一個階段可能就是錯誤的。因為事物是動態發展的，所以真理也要隨之而變。
片中北大師生辯論的片段，辜鴻銘先生擲地有聲地說道：“孔子教人之方法，如數學家之加減乘除，兩千年前是三三得九，如今仍是，不會三三得八。自家不精將其算錯，卻怪罪發明之人，毫無道理。”又言“哪個國家統治的精神，不是自己國家自己民族的文化中孕育出來的。”
北大老師辯論如何救國
辜先生在20世紀之初，就極力推崇中國文化，對“廢除舊文化，推崇新文化”嗤之以鼻。事實上，他確實把一生都奉獻給了中華文化這個信仰。他是滿清精通西洋科學、語言兼及中華文化的中國第一人，一生熱衷於向西方宣傳中華文化精神，翻譯了《論語》、《中庸》和《大學》，創作了《中國的牛津運動》和《中國人的精神》，將中國文化向西方傳播，同時將西方的詩歌作品翻譯為中文引進國內，成為了中西方文化溝通的橋樑。
在1919年五四新文化運動之時，中國要救亡圖存，就必須打破封建禮教和舊文化中奴化思想的束縛，“什麼文化能救中國，就該學習什麼文化”是彼時的真理。
然而實現了民族獨立、人民解放的今日之中國，孜孜以求的夢想成為了民族復興和人民幸福，需要我們追本溯源從五千年的中華文化中重新建立文化自信，推動文化輸出，促進中華文化走向世界。辜先生所選擇的中西文化溝通之橋樑的人生道路就變為了現時的真理。
一條道走到黑並不是真正的堅定，真正的堅定是與時俱進、順勢而為。人生道路是客觀世界的一個解，道路依託於現實的發展而變化，其本質是曲折往復的。一時之迷失、回退、繞彎只是局部表象，在整體全局上它終歸是要順著趨勢前進的。
中共一大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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