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度
我叫楊度，祖上世代務農。我的父親楊懿生，是我祖父的第四個兒子，我是家裡的長子，我有弟弟楊鈞（字重子），妹妹楊莊（字叔姬）。我十歲時父親去世，於是被過繼給伯父。十六歲時我改名為度，字皙子。（祖父楊禮堂參加李續賓部湘軍，任哨長，正四品都司銜。大伯楊瑞生隨祖父參軍，父子同在一營。在三河之戰中祖父陣亡，大伯死裡逃生。後來因軍功升為總兵，駐歸德鎮、朝陽鎮等地。）
光緒十八年（1892年），我考取秀才。光緒十九年（1893年），順天府鄉試舉人。之後參加會試，會試期間恰逢公車上書，我也參加了，並認識了梁啟超、袁世凱、徐世昌等人。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我二十一歲時，衡陽東洲船山書院一代名儒王闓運招我為學生。我追隨我師學習三年，痴醉於王室帝王之術。同門師兄弟還有夏壽田、楊銳、劉光第、齊白石等。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湖南新政，譚嗣同、熊希齡、唐才常、梁啟超在長沙辦時務學堂，我同蔡鍔（艮寅）、劉揆一在一起聽課、討論國事。
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我不顧我師勸阻，瞞著他自費留學日本，在東京弘文書院，我與黃興，即黃克強成為同學。在思想的轉變之上，我與湖南留日同鄉楊篤生等創辦《遊學譯編》。為了籌辦《遊學譯編》和獲得經費支持，被迫回國。隨後奉師命謁見了張之洞，受到張之洞的看好。
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我被保薦參加新開的經濟特科進士考試，初取一等第二名。一等一名是未來的北洋政府的財長、也是我的共事，梁士詒。由於梁士詒這個名字被說成是"梁頭康尾"，而"康梁"因為戊戌變法，正為慈禧太后所恨，所以，梁士詒被除名。我也受到了牽連，也被除名，並受到通緝。我避居家鄉，娶妻黃氏仲瀛。不久之後，我再赴東京，入弘文學院學習。秋季，我與梁啟超在橫濱相遇。10月，感於"國事傷心不可知"，就梁啟超《少年中國說》，有感作《湖南少年歌》，發表於《新民叢報》。
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我被選為留日學生總會幹事長，後又被推舉為留美、留日學生維護粵漢鐵路代表團總代表。我帶頭請願，要求廢除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中美粵漢鐵路借款續約，主張收回路權自辦以維護國家主權，發表《粵漢鐵路議》。我以總代表的身份回國，根據我老師的對策，提出官紳籌款自辦。拜見張之洞，得到張之洞的支持。不久粵漢鐵路收回自辦，我也圓滿完成任務。
我曾在東京與孫中山就中國革命問題討論數次，"聚議三日夜不歇，滿漢中外，靡不備論；革保利弊，暢言無隱。"。我雖然不贊成孫的革命思想，但我還是將黃興介紹給孫中山，促成孫黃合作。之後中國同盟會成立，孫中山數次邀我參加，我拒絕了，但我同時表示："吾主君主立憲，吾事成，願先生助我；先生號召民族革命，先生成，度當盡棄其主張，以助先生。努力國事，斯在今日，勿相妨也。"我決心堅持走君主立憲救國道路救國。
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我清政府派出鎮國公載澤、徐世昌等五大臣出洋（歐、美、日）考察憲政。熊希齡赴日請我和梁啟超草擬報告，我於是寫了《中國憲政大綱應吸收東西各國之所長》和《實行憲政程序》（梁啟超寫《東西各國憲政之比較》），由此我也博得盛名。次年，清政府根據這個報告下詔預備立憲。
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我在東京創立《中國新報》月刊，任總編撰，"不談革命，只言憲政"，我與梁啟超分道而行。我宣傳君主立憲，主張成立政黨，召開國會，實行憲政。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春，袁世凱、張之洞聯合保薦我，說我"精通憲法，才堪大用"，進京出任憲政編查館提調，候補四品（此前僅有舉人功名）。
宣統三年（1911年），朝廷成立的"皇族內閣"中，我擔任統計局局長。之後我與袁世凱交情頗深。漸漸地我發現袁世凱的非常之處，當攝政王載灃要殺袁世凱時，我奮起拒絕，不草詔書，冒死論救。武昌起義爆發後，我來到袁世凱的故鄉，成為了袁世凱的幕僚。民國元年（1912年）秋，黃興在北京極力邀請我加入國民黨，我沒有答應。後來胡瑛等又請我入黨，我提出除非國民黨放棄政黨內閣的主張，我才可以考慮。
民國三年（1914年），袁世凱解散國會後，我出任參政院參政，民國四年（1915年）4月，我呈送《君憲救國論》，"中國如不廢共和，立君主，則強國無望，富國無望，立憲無望，終歸於亡國而已，故以專制之權，行立憲之業，乃聖君英闢建立大功大業之極好機會。"深得袁的讚許，稱之為"至理名言"。是年，在袁世凱政府學副大臣任內與孫毓筠、劉師培、李燮和、胡瑛、嚴復等人共同發組織籌安會，任理事長。主張君主立憲，為袁世凱稱帝鼓吹。袁世凱對我恩寵有加，並親自賜匾題字，稱我為"曠代逸才"。
楊度
民國五年（1916年）6月，袁世凱逝世，臨死前大呼"楊度誤我！"。我寫下挽袁世凱聯："共和誤中國，中國不誤共和；千載而還，再評此獄。明公負洪憲，洪憲不負明公；九原可作，三復斯言。"章太炎論洪憲帝制失敗之關鍵，有所謂三個人反對三個人，其中首先就是梁啟超反對我。黎元洪繼任總統，發佈懲辦通緝帝制禍首令，我被列為"主犯"。袁世凱死後，我心灰意冷，踲入空門，在天津、青島外國租界閉門學佛，在出世、超脫的佛學中重新思考人生、反省過去。
民國六年（1917年），張勳發動兵變，發生了張勳復辟，清廷邀請我入京參加，不過被我拒絕，我通電張、康"所可痛者，神聖之君憲主義，經此犧牲，永無再見之日。度傷心絕望，更無救國之方。從此披髮入山，不願再聞世事。"我宣佈披髮入山，學佛參禪。我認為禪的基本精神就是無我，提出"無我主義"的"新佛教論"。
君主立憲失敗後，我的政治主張逐漸轉向民主共和。民國十一年（1922年），陳炯明叛亂，我受孫中山委託，作為中山特使，通過夏壽田遊說曹錕，制止吳佩孚援陳，幫助孫中山度過政治危機。民國十一年（1922年）我在上海加入中國國民黨。孫中山特電告全黨，稱我"此次來歸，志堅金石，幸勿以往見疑"。此後我在山東張宗昌那裡策應過北伐，張宗昌對我是也言聽計從。我在上海時通過孫中山認識了李大釗，開始和一些共產黨員交往，接觸到馬克思主義。
民國十六年（1927年），我在北京設法營救李大釗、成舍我。民國十七年（1928年），我暫住上海，做過杜月笙門下"清客"。後加入中國互濟會。我認為杜月笙是俠義而不失儒雅的人物，"予初聞杜君名，意為其人必武健壯烈，意氣甚盛；及與之交，則謙抑山下，恂恂如儒者，不矜其善，不伐其能。人嚮往之，其德量使然也"。
民國十八年（1929年）秋，我申請加入中國共產黨，由潘漢年同志介紹，伍豪（周恩來）同志批准，秘密入黨，與周恩來同志單線聯繫。在周恩來同志離開上海後，由夏衍同志同我單線聯繫。曾有人譏諷我投機，我不認可："方今白色恐怖，云何投機？"我的黨員身份鮮有人知，直到四十多年後周恩來同志病危時才公之於世。（1975年冬，周恩來在重病和王冶秋談話時說，在重新修訂《辭海》時，對中國近代歷史人物的評價要客觀公正。他特別提到了我晚年參加共產黨一事："他晚年參加了黨，是我領導的，直到他死。"）
我晚年根據孫中山的建議，準備撰寫的《中國通史》，做了許多準備，並寫好了大綱，然歲不與人未完成。民國二十年（1931年）6月，杜月笙在浦東的家祠落成，我寫了一篇《杜氏家祠記》，請鄭孝胥書寫，作為我們兩人的賀禮；此外，我還寫了一篇《杜氏家祠落成頌》，勒石立碑。臨近六十歲的年齡，又有肺病、胃病在身，我忙累之後，舊病復發，回家兩個多月後，便在上海租界因病辭世。逝世後被安葬在萬國公墓。（周恩來、潘漢年前往弔唁。）
對了，我病重之際給自己寫了副輓聯"帝道真如，如今都成過去事。醫民救國，繼起自有後來人"。
"吾主君主立憲，吾事成，願先生助我；先生號召民族革命，先生成，度當盡棄其主張，以助先生。努力國事，斯在今日，勿相妨也"。彌留之際，我彷彿看到了中華國的崛起與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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