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音樂有某種魔力，而音樂家必須要小心謹慎地對待它。不同的使用方式會讓音樂產生不同的力量，可能朝著好的方向，也可能朝著更黑暗的方向。”
“人這種生物，總是被自己想要呈現的一面所左右，繼而看不清現實；而真正的自我，也是自己最不容易看透的東西。”
2020年2月22日，坂本龍一為疫情中的中國孩子與家庭演奏自己的作品《Aqua》。 （資料圖/圖）
2020年2月22日，北京當代藝術基金會發布了日本藝術家坂本龍一演奏作品《Aqua》的視頻。視頻中，坂本龍一鼓勵大家堅持互助，併為中國家長和小朋友加油。《Aqua》出自坂本龍一二十年前的音樂療愈專輯《BTTB》，是其代表作之一。
坂本龍一還寫下一段鼓勵中國小朋友的話：“不能出門玩耍很難過吧，但既然現在不用去學校了，就在家盡情做好玩的事吧。不要只是玩遊戲哦，用這些時間，去讀很多書，聽很多音樂。畫畫，寫詩，彈奏樂器，看電影也是不錯的選擇。還有別忘了在家裡做一點體操運動。努力渡過難關吧！”
2月29日晚，坂本龍一聯合全球九位藝術家為觀眾獻上了一場線上音樂會。他演奏的樂器就有“中國武漢製造”的吊鈸。
今年68歲的坂本龍一最為中國大眾熟知的是他為貝託魯奇電影《末代皇帝》所作的配樂，這為他贏得了第60屆奧斯卡最佳原創配樂獎。1992年，他為巴塞羅那奧運會開幕式作曲，超過十億觀眾在電視前收看了這場盛事。
除了音樂、電影之外，坂本龍一對種族、戰爭、環境和氣候等議題始終保持關注。比如，他一直持堅定的反核立場。2011年日本大地震引發核洩漏事件後，他與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大江健三郎等諸多知名人士參與了日本千萬人反對核電簽名的活動，因此被山口市政府要求自律。他還招募日本受災地區的孩子，組建了一支東北青年管弦樂團，親自教授、帶領他們進入音樂世界。
坂本龍一作為社會運動家的經歷可以追溯到他的青年時代。1960、1970年代的日本學生運動風起雲湧，與當時很多充滿激情的學生一樣，坂本龍一熱衷左翼理論、積極投身社會活動。四十多年後，置身於反核示威人群中的坂本龍一不禁感嘆，日本已經幾十年沒有過這樣的反抗行動了。
對於出生富裕家庭、事業順風順水的坂本龍一來說，2014年確診咽喉癌是他的一次劫難。作為癌症倖存者，他對疾病有著切身的痛感。他曾在採訪裡提到，他曾在化療時放聲痛哭，並坦承自己是一個軟弱的人。確診後的一個禮拜裡，他的世界裡突然沒有了音樂——上一次不聽音樂是2001年“9·11事件”發生後，當時住在距離世貿中心不遠處的坂本龍一拍下了災難後的廢墟。那時，他認為：只有和平的土壤，才會孕育出音樂這樣的文化。
近日，身在紐約的坂本龍一接受了南方週末記者的文字專訪，談及他對疫情與音樂的思考。
“人類擁有了太多改變地球環境的力量”
南方週末：新冠疫情期間，中國有很多藝術家創作了詩歌、音樂等作品向醫務人員致敬，但你這次演奏是專門獻給中國的家長和孩子們的，為什麼？
坂本龍一：我也非常希望能向奮戰在一線的醫務工作者們表達感謝和支持。與此同時，我感到在疫情之中，孩子們和愛子心切的家長們，可能承受著很大程度的焦慮、不安，相對而言有更多的富餘時間，所以希望能夠藉此機會表達對他們的鼓勵。
南方週末：在這麼多的代表作中，為何選擇演奏《Aqua》？
坂本龍一：其實這次錄製了《Energy Flow》和《Aqua》兩首曲子，《Aqua》的演奏和影像的質量相對更好一些。《Aqua》是一首安靜的曲子，在世界因為病毒而充滿戾氣的時候，這首曲子也許可以給聽到的人帶來片刻的安寧。
南方週末：這次疫情讓你產生了哪些思考？
坂本龍一：病毒和細菌時常伴隨著危險，且有很多尚且在人類的認知範圍以外。我想對包括人類在內的多種生物來說，抵禦病毒和細菌，與獲取食物的努力一樣，都在生存中佔有重要的分量。
此時此刻人類在面臨病毒和細菌帶來的危機。然而有別於其他生物，人類還有著更棘手的課題。一是人類擁有了太多改變地球環境的力量，另外一個是人類的行動總是被自己的內心和各種信息所左右。例如錯誤的信息可能導致人們做出不正確的行為，尤其是在通訊手段更為發達的現代社會，我們需要更加註意這樣的風險。
南方週末：你公開地表達過對“音樂的治癒”“音樂傳遞力量”這類看法的反對，那麼你對用藝術介入或抗擊災難的做法持什麼態度？
坂本龍一：從十幾歲的時候開始，德國納粹利用瓦格納的音樂引導國民趨向納粹極權主義的歷史，就一直是我的心理陰影。現在我也有同樣的感受。我相信音樂有某種魔力，而音樂家必須小心謹慎地對待它。不同的使用方式會讓音樂產生不同的力量，可能朝著好的方向，也可能朝著更黑暗的方向。
南方週末：你曾經歷過上世紀六七十年風起雲湧的社會浪潮，當時你強烈反對傳統音樂，但後來又變成了傳統音樂的擁護者，這種轉變是如何發生的？
坂本龍一：那時的我認為舊的政治形態和舊的音樂形態是一體化的，但隨著年紀的增長，我對音樂的看法也發生了變化。所有的舊的音樂並非都是壞的，正如所有的新的音樂也並非都是最好的。在這個意義上來說，傳統音樂雖然正是“舊的音樂”，我們卻從傳統音樂中汲取到了很多有益的東西，也能夠通過欣賞傳統音樂的美而去享受音樂的豐盛。
“人這種生物，總是被自己想要呈現的一面所左右”
南方週末：在不同場合，你都表達過不喜歡年輕時的自己，因為自我意識過剩。回看過去，當年對於左翼政治的狂熱是否也是自我過剩的一種表現？你怎樣與一個自我意識氾濫的行業達成某種和解？
坂本龍一： 我認為自我和政治態度不是同一個問題。並不能一概而論地說，對政治和社會問題發表意見的人，都是因為自我意識太過強烈。這更接近於個人的正義感和思想的問題。
我不知道我的自我是否比他人更強烈，但至少在當時的日本社會，我對自我意識的表達是比當時的社會常識範圍更強烈的。而如今的我，之所以會對當時的我的自我意識抱有疑問，並不是因為當時強烈的自我意識本身，而是因為強烈的自我意識導致的視野狹窄，無法對別人的心情感同身受，無法在維繫自我和他者之間求得平衡。
雖然直到此刻，我也不知道和當年相比，自己的毛病到底有沒有變好一些。
南方週末：你公開表達過，自己是一個脆弱的人，你也不介意向公眾袒露，在癌症治療過程中一度痛哭。我們一般會把脆弱、軟弱這樣的觀念視為負面的，但你似乎認為脆弱本身是有某種力量的？
坂本龍一：這樣的“脆弱和消極性”，在一般語境下可能會被認為是負面的吧。實際上有一點，我現在已經有點不太在意別人是怎麼評價自己了。另一方面，對於自己的脆弱，容易感傷和各種感情，我希望能夠時常保持坦率。我想這也是與在創作中“不對自己說謊”相通的。人這種生物，總是被自己想要呈現的一面所左右，繼而看不清現實；而真正的自我，也是自己最不容易看透的東西。但如果無法知曉自己究竟想做什麼的話，是無法進行真正的創作的。
南方週末：你年輕的時候出版過變裝的雜誌，為什麼會有這個想法？你是否認為偉大的藝術家都是雌雄同體的，比如你的好友大衛·鮑伊？
坂本龍一：雖然我不記得我出版過異裝的雜誌，但確實有穿過好幾次裙子，在1980年代的時候也經常在臉上化妝。沒有什麼特別的理由，就是好玩，也有一些快感，但我不認為所有的藝術家都應該是中性的（androgynous）。並且，我認為中性的裝扮並不是藝術家的特權，如果喜歡，去做就好。
南方週末：能否談談你在《你的臉》這部電影裡和蔡明亮的合作？他這種畫面靜止、對白稀少的電影風格是否反而會給你的配樂提供豐沛的空間？
坂本龍一：蔡明亮是一位有著強烈個性的導演，為他的電影製作配樂，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對我來說也是一個很大的挑戰。然而音樂家在被賦予挑戰的時候，同樣也獲得了成長的機會。在配樂的過程中，我一直在思考，在這樣一部有著漫長寂靜時刻的電影裡，聲音應該被安放在何處。為此做了許多嘗試，對我來說也是一次很好的傾聽自己內在聲音的訓練。
（感謝崔嶠、白荷為採訪提供幫助）
南方週末記者 瀋河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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