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學從古希臘發展而來，源遠流長。而在發展過程中出現了三次重大的轉向。
西方哲學史乃是不同歷史時期的西方哲學家連續性地思考共同關注的哲學問題的結果。不管哲學家們對哲學問題的理解如何引申出迥然各異的結論，他們思考的對象卻是共同的。
這一對象包含著三個不同的側面：
第一：個人面對的外部世界以及外部世界中事物與事物之間的關係；
第二：作為個人反思對象的自我以及自我與他者之間的關係；
第三：溝通個體與外部世界之間、個體與個體之間關係的媒介物，其中特別重要的是語言以及蘊涵在語言中的語法、語義、語用和邏輯問題。
1，第一次轉向
學術界普遍認為，蘇格拉底將哲學從研究自然轉向研究人和社會。色諾芬在那時就指出了蘇格拉底與其他希臘哲學家在研究論題上的不同。他說，蘇格拉底“不像其他大多數哲學家那樣，論辯事物的本性，推想智者們所稱的宇宙是怎樣產生的，天上所有的物體是通過什麼必然規律而形成的。”蘇格拉底“時常就一些關於人類的問題作一些辯論，考究什麼事是虔誠的，什麼事是不虔誠的；什麼是適當的，什麼是不適當的；什麼是正義的，什麼是非正義的；”後來，羅馬時代的著名政治家、思想家西塞羅更明確地把蘇格拉底與早期希臘哲學家在研究旨趣上的區別概括為“天上”與“人間”之別。蘇格拉底自己也承認，他早年曾學習研究過自然哲學，後來對自然知識不感興趣了，轉而研究人，儘管他還是尊重自然知識的。因此，學術界常把蘇格拉底看作西方哲學的轉折性人物。
2，第二次轉向
通常認為笛卡兒是西方近代哲學的開創者，也是哲學史上的轉折性人物。從笛卡爾起，哲學一下轉入了一個完全不同的範圍，一個完全不同的觀點， 也就是轉入主觀性的領域，轉入確定的東西。換言之，從笛卡爾開始自我覺醒，從此， 哲學家對自我及自我與他者關係的反思就上升為哲學思考的基礎和主題。這裡道理是十分簡單的，既然哲學乃是思維， 而思維發自自我，那麼在自我本身被澄清之前， 哲學對具體問題的研究難道能獲得其確定性嗎？
如果說古代哲學家致力於求存在論的原理，即求存在的終極原因、終極實體的話，那麼笛卡兒的哲學所探討的首先是關於人類知識的根本原理，即為科學為知識的確定性尋求可靠的根據、基礎，成為人類知識這棵大樹的根。為此，他將數學方法普遍化，制定新的方法論規則。又以普遍懷疑清理知識的基礎，並由此確立
“我思”哲學，以我思為第一原則，以上帝為最高實體、終極原因。那麼，笛卡兒在哲學上的轉折、轉向究竟何在？他的唯理論、實體論有新意。
唯理論的新意表現為：
一，是一種數學幾何學的理性主義；二，將理性從肉體之中分離出來，成為獨立的精神實體。
笛卡兒的實體論的新意表現在把思與在、意識與物質明確地區分為兩個各自獨立的實體，確立心物二元論。但唯理論和實體論只有與我思論連結起來，才能談得上哲學轉向。笛卡兒的“我思”理論把“思”和“在”與“我”結合在一起，“我思”和“我在”概念的出現，表明了自我意識的覺醒，主體性的凸顯，標誌著主體主義的興起，在哲學上這是重大的創新。在此之前，哲學家們總是想從“我”之外去追尋最根本的存在，未曾想到從自我之中或從自我出發去解決存在和知識問題。
3，第三次轉向
黑格爾把西方形而上學發展到了頂峰。許多現當代西方哲學家將黑格爾看作西方傳統哲學的集大成者，他們反形而上學，矛頭首先指向黑格爾主義。從這個角度看，黑格爾哲學成了康德哲學轉向的“逆轉”，即把西方哲學重新引向老路，是傳統形而上學的“復辟”。
就黑格爾哲學的整個體系而言，他是在恢復和發展柏拉圖主義傳統，談不上轉向；而就黑格爾哲學的組成部分而言，已有許多地方突破了傳統，尤其是黑格爾的辯證法，雖然在許多方面被用來批判康德哲學，實際上是在推動哲學轉向。如上所述，康德通過對理性的批判考察劃定了許多界限，黑格爾卻反其道而行之，他處處都把分離的兩面、對立的兩端統一或同一起來，關鍵在於黑格爾把辯證法看作內在於思維規定之中的，而不是外加給思維的。
黑格爾運用辯證思維，不僅看到了理性、思維的矛盾，而且看到了事物的矛盾，把矛盾看作宇宙萬物的真正內容和本質，看作事物及對事物認識的根本原則；還看到了矛盾的統一，肯定了矛盾規律、對立統一規律的普遍性。因此，黑格爾把康德所留下的道道鴻溝都填平了，知性與理性、有限與無限、現象與本體、理論與實踐都是辯證的統一。尤其是，黑格爾主張，思維與存在、主體與客體不是彼此割裂的兩個實體，它們不過是同一實體（即主體，絕對理念，絕對精神）展開自身、經歷了一番辯證運動又返回自身的過程，因此，它們是同一的（實體即主體）。
黑格爾自認為他已克服了近代哲學家們在思維和存在、主體和客體問題上的二元論的困境。對邏輯和語言的重視是西方哲學自古以來的傳統。通過用邏輯的方式分析語言後，他們認識到傳統本體論的命題、陳述、概念、範疇，甚至於本體論問題本身只是一種虛假的預設，是應該予以清除和否定的，哲學中正是有這樣的假問題，才會含混不清。
雖然，他們對傳統本體論採取這樣激烈的否定態度，但在他們實施這種語言轉向的過程中，又總是涉及到語言與實在、世界的關係等本體論問題，這個問題又與思想是否與對象具有一致性的認識論相關，實際上，他們仍然保持了知識論的傳統，這是“語言轉向”的表層含義。更為深層次的意義在於語言之為語言表著世界是為我的存在。從哲學轉向的視角看，從人的生存的角度從事哲學研究，其意義絲毫不亞於語言轉向。他們從根本上反對傳統哲學兩個世界的劃分，認為世界只有一個，就是人生存在其中的、由人的活動建構和生成的人化世界。
結語：
哲學所追求的最高實體和終極價值正是人在的意義，他們認為個體人是否能創造有意義的生活，是現代人面臨的根本性問題，因而，在摒棄對於所謂自然世界的追問之後，人們發現，生活意義問題的澄明是一項具有空前難度的難題，所以，現代西方哲學一直經歷著這樣場歷史性的變革，這場演變是哲學的真實性判斷根據和原則的根本性轉變，是包含著哲學觀以及思維方式在內的哲學範式的整體性轉變。
生存哲學對於超越傳統哲學實現哲學轉向具有積極的意義，是西方哲學從“能否思想”到“有無意義”的基本邏輯的典型呈現。然而，這些觀點也因缺乏堅實的基礎和實踐性的證明，而留於空談。同時它的許多觀點也被一些 “後現代主義”者批評為一種“人類中心主義”。 無論如何，生存哲學給我們開創了一個新的理解哲學的維度， 如何吸收其中的合理成分，在它的基礎上對其進行新的研究，這是一個值得我們每個生命個體深思和探討的人生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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