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雜劇《灰闌記》描繪了這樣一幅場景：馬均卿有妻胡氏、妾海棠，胡氏與鄭州府令史趙某通姦，將馬均卿毒死，反誣海棠，並謀奪其親子壽郎。鄭州府府尹蘇順受趙令史矇蔽而錯斷，移開封府尹包拯複審。包拯以石灰撒一圓圈，置壽郎於圈中，令胡氏和海棠盡力拉拽，謂將壽郎拉出圈外者為親母。海棠因痛惜親子，不忍重拉，而胡氏不顧壽郎死活，將其拉出圈外。包公斷海棠為親母，置胡氏和趙令史於法。即“包公智斷親子案”。筆者嘗試從法經濟學的新型視角剖析這一廣為流傳的司法故事，並試圖回應“法”的二元屬性。
此案中的司法裁判與當事人博弈，充滿著“最優策略”的邏輯。最優策略的實質是：無論其他參與者如何行動、表現為何種行動邏輯，每個參與者都擁有對其而言的最好策略。
對裁判者包公來說，治理成本和社會收益的衡量是其裁判行為的根本指南。此案中涉及的成本有偵查的時間和經濟成本、冤假錯案的機會成本等，涉及的收益主要為破案的司法收益和社會收益。在傳統社會，司法技術較為落後，偵查成本極為高昂，包公無法通過既有的司法技術（或者需要通過極為高昂的偵查成本）獲取“誰是孩子生母”這一證據事實。是以其選擇的策略有兩種：其一，選擇“情理斷案法”，設定“誰將孩子拉扯出灰欄誰即是生母”的裁判規則；其二，選擇“司法技術斷案法”，通過偵查、取證等司法技術查明案件事實，以供裁判。策略一的成本較為高昂，且面臨無法查明的難題；但包公結合情理規則，成本大為縮減，表現為可能出現冤假錯案的機會成本，從形式上來看，這一冤假錯案出現的概率小於或等於50%（之所以出現“小於”50%的情形，是“母愛如水”這一傳統倫理的彰顯，一般生母不會讓孩子受傷）。在策略二中，包公不僅需要面對高昂的偵查成本，而且“案件事實無法查明”的冤假錯案機會成本同樣為50%。在此意義上，包公“兩害相權取其輕”，最大程度地縮減成本，儘可能提升社會收益，選擇策略一涉及的裁判行為。
對雙方當事人而言，生母和“假”母的可選擇策略，按照既定規則（誰將孩子扯出灰欄，孩子歸誰），會存在四種可供選擇的策略，這四種不同的策略可能導致四種不同的後果：①“假”母拉扯孩子，生母同樣拉扯，“假母”、生母都有可能得到孩子，孩子可能受傷；②“假”母拉扯孩子，生母不拉扯，“假母”得到孩子，生母失去孩子，孩子健康；③“假”母不拉扯孩子，生母拉扯孩子，“假母”失去孩子，生母得到孩子，孩子健康；④“假”母不拉扯孩子，生母同樣不拉扯，“假母”、生母都可能失去孩子，孩子健康；
在《灰闌記》中，“假母”的選擇策略表現為理性邏輯，即“利益最大化”（結合雜劇內容，獲取孩子是其利益最大化的體現）邏輯。在①②種情形中，“假”母都有可能得到孩子，③④種策略將會使得“假母”失去孩子，故“假”母為了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往往會選擇“拉扯孩子”的策略,因為這一策略是“假”母優勢策略均衡的狀態。
生母的策略選擇表現為情感邏輯（生母的最大利益即是孩子健康）。在①③種情形，即生母拉扯孩子時，其可能得到孩子，但是在①中，“假”母同樣會拉扯孩子，可能導致孩子受傷；雖然第③種情形對生母而言是“利益最大化”的最優策略，然而，我們無法避免“囚徒困境”的存在，即“假”母和生母都無法獲知對方是否拉扯這一信息，雙方處於信息不對稱的處境，生母無法得知“假”母的選擇策略，如果“假”母拉扯，那麼孩子受傷；如果“假”母不拉扯，孩子不受傷。而“假”母的最優策略是拉扯孩子，故現實處境下的生母的最優策略並非“理想狀態”的③。情形②④中，雖然生母可能失去孩子，但是孩子至少是健康的，這也是既有視角認同的“母愛論”。概言之，“母愛”情境中的生母，往往會選擇“不拉扯”這一最優行動策略，是對“假”母選擇策略的最優反應。
無論是司法者“情理斷案法”的成本效益分析，抑或是當事人“母愛主義”的最優策略，亦折射出法的二元屬性——體現統治階級意志的“王法”、彰顯社會公意的“民法”。從本質上來說，“灰闌斷子案”是兩種“法”的衝突與角逐。這也決定了包公的二重身份：作為朝廷命官，是“王法”的執行者、適用者、捍衛者；作為“青天老爺”，是“民法”、公道、正義的維護者。
在裁判過程中，包拯綜合運用兩種“法”推進司法過程。一方面，劃定灰欄為界，並非僅僅意味著物理意義上的邊界，亦彰顯了規矩、規範：誰能使孩子扯離灰欄，即為勝訴方。這是一種基於決斷的規範建構，利用“王法”賦予的司法權，為雙方當事人確立一種定分止爭的“法”。然而，這種“法”僅僅是一種工具意義上的法，並不具備規範行為的效力，即“誰搶出孩子歸誰”的規矩並未被實際執行；另一方面，確立情理意義上的“法”，即通過“有利於孩子”這一善良原則確立了一種契合民意、公道、正義的情理法，並以此作為裁判依據。最終的裁判結果，是 依“ 法 ”辦 案 ，“秉公執 法 ”“鐵面執法”是對包公的標籤化。與其將這種法律界定為“王法”或文本意義上的法，毋寧將其視為一種情理法 、“民 法 ”，“王法”僅僅是輔助“民法”執行、適用的工具，用以提升裁判的合法性、合理性。
然而，包公基於“有利於孩子”這一善良原則確立的情理法，可能存在誤判的風險。生母出於母愛或其他原因力求扯出孩子，而“假”母憐憫幼童放棄爭執，如再依據“誰放棄撕扯即為生母”原則作出裁判，可能導致錯案。這在布萊希特《高加索灰闌記》故事劇本中得以體現，孩子沒有判給心貪性殘的生母，而是判給了有利於孩子的養母。但“有利於孩子”這一原則得以貫徹。
從此案裁判過程與結果來看，既彰顯了包公高超的司法技術與裁判智謀，又回應了元代對“青天老爺”的希冀。從前者來看，證據制度不完善、司法技術不發達，決定了程序正義的缺位，實體正義得以強調，水審、火審、獬豸審等神明裁判方式成為定分止爭的司法技術。包公基於情理法的裁判，融合情理法的德法並舉舉措，契合傳統社會民眾對司法正義（表現為實體正義）的認知，是對社會正義訴求的回應。另一方面，《灰闌記》這一虛構的文本，是對元代吏治腐敗的文學書寫，對“青天老爺”的呼喚與嚮往。“有理無錢莫進來”“先各打五十大板”是該時期衙門的真實寫照。對包青天智斷親子案的歷史回溯，實則是對清正廉明、剛正不阿、為民作主清官的期盼，是對司法正義的想象與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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