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福克纳系194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在约克纳帕塔法世系小说中，他演绎了清教主义影响下的美国南方社会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历程。福克纳的宗教思想复杂而多元，他既与基督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又清楚地看到它与南方旧的文化传统融合过程中衍生的腐朽和注定消亡的命运。
这里，我们从福克纳的背景写作、代表作品中宗教批判的主体构建以及批判的本质蕴涵等方面做了分析，力求能够对这位南方作家宗教批判的力度和尺度有一个客观的认识。
《圣经》地带与作家的背景写作
福克纳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在美国南方一个叫奥克斯福的小镇上度过的，它周围辽阔的腹地被称为是“圣经地带”。南方人独特的历史经历和南方文化的集体无意识积淀是造成基督教文化在南方长期盛行的主要原因。
南方基督教的基础是以加尔文主义为核心的新教，从殖民地时期开始新教一直在南方占有主导地位，它鼓吹原罪和宿命论等清教教义，以禁欲主义压制人的欲望，谴责任何形式的享受和娱乐。生活对于南方人而言成了把自己不断钉在十字架上的苦熬过程。
尤其是内战失败以后，南方人在精神上遭受到强烈的挫败，他们没有皈依北方资本主义的自由呼吸，而是处于自我辩护的状态，选择更加紧密地依靠宗教来实现自我解脱，希望神能够帮助他们解决遇到的问题。大部分教徒都信仰加尔文主义的基本教义，这种“比清教徒的新英格兰更为清教化”的宗教控制着南方人的思想和生活，特别是它从教义上支持奴隶制和种族主义，无可争议地成为庇护南方等级社会制度的精神堡垒。
福克纳生于南方一个基督教家庭，父母都是虔诚的清教徒，而他从小就在教会学校接受教育。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基督教对他的影响不言而喻。福克纳在一次演讲时说过：“记住，作家必须从他的背景出发进行写作。他必须写自己知道的东西，基督教传说是任何一位基督徒背景的一部分，尤其是一个乡下男孩，一个南方乡下男孩的背景。我的生活、我的童年是在密西西比的一个很小的小镇上度过的，那就是我背景的一部分。我在这种环境里长大的，我消化了它，不知不觉吸收了它。”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沉淀，基督教的精神成为了福克纳人生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在他的21部重要作品中，福克纳对《圣经》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引用，次数多达379处，其中源自《旧约》和《新约》的引用大体各自参半，分别有183处和196处。仅《喧哗与骚动》一书对于《圣经》的参照就高达55处。
福克纳对基督教和《圣经》情有独钟，但他绝非笃信基督教。在一次接受采访时，福克纳就自己的信仰做过回答，“我想说，并且我希望，我唯一属于的，我愿意属于的流派是人道主义流派”。他告诉人们他是在写“人”，而不是写“神”，“因为人有灵魂，有勇气、荣誉、希望、自豪、同情、怜悯之心和牺牲精神”。
基督教与旧南方传统——宗教批判的本源解构
福克纳开启了在清教主义的深刻影响下对清教主义进行批判和进行人性化的道德探索这一南方文艺复兴中最有影响的文化传统。他利用自己的小说，对各种摧残人性的教会和宗教思想进行了嘲讽和鞭笞，特别是暴露了清教主义同南方传统的核心组成部分：父权制度、南方妇道观以及种族主义等方面的内在关系。
福克纳在小说中塑造了一系列“上帝”般的父亲形象。《押沙龙，押沙龙！ 》中的萨德本从穷困潦倒、受人歧视的穷白人变为“百里地”庄园的奴隶主，他发迹的模式以及家庭的变故与《圣经》中的大卫王有着众多相似之处。他集父亲、拓疆者和庄园奴隶主三重角色于一身，小说中多处地方都影射到他具有“上帝”般的高大形象和某种“超自然”的力量。
清教传统赋予了父亲无上的权威，却把妇女变成了“影子”人物。宗教沦落为奴役女性的权杖是福克纳小说中关注的重点。《喧哗与骚动》中的康普生夫人则是南方妇道观迫害下的牺牲品，“当我是一个姑娘时……我受到的家教是这样的，对于一个女人来说没有中间道路，要么就是当一个规规矩矩的女人要么就是不当”。南方妇道观规约了她的言行举止，泯灭了她的母性，成为促使她“去女性化”的罪魁祸首。
南方的种族主义者同时拥有基督徒的身份，他们坚信黑人是诺亚的儿子含的后代，理应受到诅咒，成为奴隶。福克纳的18部长篇作品都涉及到种族问题。黑人奴隶被当作牲口一样买卖和使用，逃跑时又被当作猎物追赶；而女奴们的命运更是凄惨，她们随时可能成为主人泄欲的工具和乱伦的对象，结果留下了福克纳小说中关注的一个特殊群体——黑人混血儿，典型的有《八月之光》中的乔和《押沙龙，押沙龙！》中的邦恩、克莱蒂等等。在南方，混血奴隶的数目一度有41万之多，这对于一个有着乱伦禁忌的宗教社会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宗教与迷信——文艺复兴视野下的宗教批判
福克纳的创作是20世纪初“南方文艺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南方启蒙作家的一个共同点在于他们能够立足于现在，重新审视过去这段历史。脱胎于旧的传统之中，他们从内部清楚地看到了宗教与南方旧传统相结合而衍生的现实问题，并毫不留情地将其揭露出来。
为基督教褪去神圣的光环是福克纳的精妙构思之一。福克纳的多个小说人物明显具有耶稣的特征，然而这些不断重构的现代基督形象已经不再是济世度人的上帝之子，而是活在南方被严重扭曲变形的世俗化形象，他们有的是像班吉一样的白痴，有的是像乔一样的南方种族主义的受害者，无不是处于蒙难之中等待救赎的南方凡人。
在福克纳的代表作《喧哗与骚动》中，黑人保姆迪尔西在礼拜仪式上感悟道：“我看见了初，也看见了终。”这句话出自《圣经·启示录》：“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戛；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初，我是终。”“俄梅戛”是希腊文字的最后一个字母，为末尾、结束之意。经文预言了世界末日的情况，包括魔鬼被消灭、人们接受最后的审判等。
福克纳在小说中引用这一《圣经》引语不但喻指迪尔西亲眼见证了康普生家族的盛衰过程，而且更隐藏着一层隐喻旧南方末世的含义。作为旧南方的叛逆者，福克纳以自己为“艺术上帝”，以人为出发点和归宿，批驳了《圣经》以及基督教中延续的压抑和迫害人性的渣滓，旨在为那个失去了道德秩序的南方和南方人指引光明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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