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1年3月11日，恭親王奕訢派員前往禮部將鑄好的“欽命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牌子領回，並照會英法各國公使，機構正式投入運作，這標誌著總理衙門的正式成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成立，雖然是應對當時外交形勢的不得已，但這一機構的成立，既是對傳統閉關鎖國、盲目排外政策的拋棄，也是對國家通過這樣一個機構解決爭端，走向國際外交準則的過程。隨著這一機構在日後外交事務的發揮作用，清王朝想恢復舊制，撤銷這一機構已經變得不可能了。
總理衙門六條章程中有“認識外國文字、通解外國語言之人，請飭廣東、上海各派二人來京差委”。這是清廷首次提出學習外國語言的設想。為什麼要學習外國語言呢？
被稱為萬園之園的圓明園西洋樓。銅版畫
首當其衝的當然是橫亙在中外之間的語言障礙，我們知道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前的中國鮮有會使用外國語的人，所以在交涉中也造成外國人濫施淫威。說起來還有一段尷尬的故事。第二次鴉片戰爭中，當英法聯軍攻破天津，逼近京師之際，受命主持和局的恭親王奕訢不得已只好硬著頭皮出面與列強交涉，此外，咸豐帝還讓怡親王載垣為欽差大臣與英法公使交涉。
1860年9月，載垣被派出之時，英法聯軍已經兵進通州。在通州，載垣等人奉旨屈從英、法兩國提出的賠償兵費、公使進京等要求，戰事眼看就要結束。誰知9月18日，時任英國使團中文秘書的巴夏禮，卻提出了換約時須親見皇帝面遞國書、皇帝蓋璽的條約批准書亦須當場交給英國使節的要求。
咸豐帝忌諱的事情，載垣、桂良等人自然明白，沒有得到允准是不敢答應的。當即表示“關係國體，萬難應允”，雙方為此爭執了一天，沒有取得任何結果。載垣等人沒辦法，上奏章向咸豐帝作了彙報，咸豐帝看了奏章當然也是不能接受，他告諭軍機大臣：“如欲親遞國書，必須按照中國禮節，拜跪如儀，方可允行。”咸豐帝又把風行了幾千年的中國跪拜禮制抬了出來。為了維護這種體制，他表示“設該夷固執前說，不知悔悟，惟有與之決戰。”[1]咸豐帝還讓僧格林沁做好戰備。如果英法聯軍兵過張家灣，就應當全力抗擊，不再考慮議和之事。
1860年被英法聯軍攻佔的天津大沽炮臺
得到這樣的諭示，怡親王載垣立即通知駐守通州東南張家灣的僧格林沁做好戰備。可是僧格林沁竟然違反外交原則地扣押了巴夏禮等談判成員。
原來，僧格林沁接到咸豐帝讓他做好戰備的諭令後，巴夏禮卻向載垣、僧格林沁提出蠻橫要求，要求將張家灣的清軍全行撤退。張家灣是咸豐帝的底線，他也有諭令，一旦聯軍到了張家灣就要全力抵抗，不再考慮與敵議和。現在巴夏禮卻提出這麼無理的要求，載垣怎能答應？僧格林沁吃了敗仗，心裡正在搓火，自是不肯答應。
巴夏禮在要求清軍撤退張家灣的同時，又提出了親遞國書的要求，並且表示要按西方的禮制覲見皇上。巴夏禮甚至還說，如果不讓親遞國書就是中國不願和好。
巴夏禮的狂悖要求，在談判與戰場一線的載垣、僧格林沁都是難以接受的。因此，僧格林沁一生氣就將巴夏禮扣押了起來，當時被扣押的英國人還有英國翻譯洛奇以及隨員26名、法國人13名。
前往中國的英國商人
扣押巴夏禮，怡親王載垣也十分支持。他上奏咸豐帝說：“該夷巴夏禮善能用兵，各夷均聽其指使，現已就擒，該夷兵心必亂，乘此剿辦，諒可必操勝算。”[2]
以為捉住了巴夏禮即可在軍事上獲勝，載垣認為這是“擒賊先擒王”的兵家之道。他想得太簡單了，他沒料到此後的戰事更是一敗塗地。無奈之下，
他便讓關在北京刑部北監的巴夏禮寫“退兵書”，而巴夏禮所寫的“退兵書”又讓他們瞠目，“該書只寫英文，不寫漢文”。 偌大個北京城，清朝找不出一個懂英文的人。這事情的本身，就能說明大清存在許多問題。這還不是主要的，僧格林沁不懂外交原則的扣押英國外交官，希望以此要挾英法聯軍，達到迫使其退兵的目的。但是英法聯軍卻不這麼看，認為大清國扣押談判代表，是對他們極大地羞辱，因而開始了更加瘋狂的報復。
參考文獻：
[1]徐立亭：《咸豐、同治帝》，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132頁。
[2]劉華明等著：《慈禧全傳》印刷工業出版社2001年版，第5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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