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大家都在就“孙杨拒检”或“孙杨抗检”一案中孙杨是否有权拒绝药检而争论不休。
支持方认为，药检官当中的两人无法出具任何有效资格证明，孙杨拒绝药检理所应当。
反对方认为，履行规则是运动员必须要做的事情，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拒绝药检是破坏规矩的行为。并不因为药检官资质不齐全，你就可以不配合药检。
在弄清楚这个事情之前。我们先看看庭审中WADA官员Kemp先生是怎么答复“是否所有检测人员都需要出具资质”这样的问题的。他说，国际永联FINA的通用授权书是授予这个检测小组的，授权书涵盖了小组所有成员，也不需要在授权书中提及成员的名字，因此不必所有的小组成员都出具相关资质。这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然而你仔细去思考这个回答，就能发现其中的破绽。
这个答复当中涉及两个概念，1.授权书，2资质。这两个概念的地位是不相等的。
首先，授权书，本质上是一个合同文件，是受法律法条保护的契约文件，而不是法律文件本身。我们在从事各种活动当中，经常需要授权或委托他人为我们进行服务，这是我们与他人建立的一种合同契约关系。对方接受了我们的授权或委托，就意味着双方彼此达成了合同契约，这种契约关系受法律的保护。法律文件已经确立了履行合同的相关条件和要求，合同文件本身可以不必把法律文件要求的内容罗列其中，只需要明确合同双方依法履行合同即可。而合同有效的前提，就是双方依法，双方不得违背法律规定，如任何一方不依法履约，就造成违约或毁约，合同也失效终止。
本案中所依的法就是《世界反兴奋剂条例》和《国际调查与检测标准》——ISTI，其中条款H.5.4 强调，只有“认可”被承认的采样人员才能够被授权并代表检测机构执行采样活动。 “Only simple collection personnel who have an accreditation recognized by the sample collection authority should be authorized by the sample collection authority to conduct sample collection activities on behalf of the sample collection authority.”。 （注意这里only，强调“只有”，也就意味着必须；personnel who have……，Personnel 一词是个集体名词，凡采样人员都属于personnel，而不仅仅是主检官；have进一步表明了采样人员是复数，而不是单数）。所以IDTM方面并没有依法履行与国际泳联的契约，及采样活动违反了ISTI标准，成为无效的活动。
其次，资质，是法律法条所确定的强制性要求文件，可以说是具有法律地位的文件，是比授权文件具有更高的等级、更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严格意义上说，没有资质下展开的工作，都是非法工作。
本案中所涉及的资质，就是ISTI所规定的可识别的认可identifiable accreditation。 ISTI规定由检测机构自身来对采样人员进行一系列培训和考核承认后，给采样人员颁发这种认可。 这种认可就是一种就是所谓的资质。所谓可识别的identifiable，就是要能够被相关方进行鉴别和认可，主要是运动员及体育官员。只是平时的操作中，因为检样人员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能按照规则的要求展开工作，体现出了职业性，并没有引起运动员的猜疑和不满。所以一般情况下，运动员也不就会专门让检验人员出具相关资质证明。这也就是为什么孙杨进行过200多次的检查，都没有发生异议的原因，因为没有人表现的不职业。只是在本案中，检尿官的不职业的异样表现，引起了孙杨的不适和不满，才发生孙杨要求对方出示资质证明的情况，从而暴露出了IDTM公司的违规操作。
所以WADA官员Kemp的破绽就在于，授权书的地位高过了资质的地位。
也就是说，真正违反WADA和ISTI强制性法规的，是IDTM公司，而不是孙杨。因为，当IDTM违法的时候，孙杨的做法就不构成违法了或违规了。
比如，如果两个普通人相互打架，不管谁伤害了谁，都是违法。但如果一方故意要加害无辜的另外一方（即便是不故意，但在事实上也产生了加害行为），则被加害方的反击行为就成为了保护自身权利的正当防卫。
而为什么很多人都认为是孙杨违规了呢？关键就在于WADA官员Kemp一直偷换概念，把ISTI的规定巧妙的转换成了不具备法律地位的“最佳实践指南Guideline”的指导意见，并强调IDTM所有的操作都属于“最佳实践指南Guideline”允许的灵活性操作。但他忘了，不管你怎样灵活操作，都不能违反ISTI这个法， 《世界反兴奋剂条例》中明确规定，任何的灵活处理，都不能实质性的违反条例和ISTI的规定。
因此，IDTM才是真正的规则破坏者！才是真正应该受到处罚的对象！
由此，对采样机构的违规采样活动，孙杨有权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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