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鴉片戰爭之後，中國開放了多處沿海城市作為通商口岸，從沿海到內地、從南至北、從城市到農村，
"洋貨"慢慢走入了千家萬戶，從只存在於人們的想象之中，到成為達官貴人的賞玩之物，最後成了人們的日常生活用品。洋布、洋火柴、洋油、洋車……這些"洋"物件不僅是近代中國被迫捲入西方世界的見證，更是現代文明替代自然經濟的歷史進程。隨著通商口岸的開放，近代中國形成了南廣州、東上海、北天津的開放格局。這些新崛起的城市以經濟職能為主，打破了中國古代以政治和軍事職能為主的城市劃分，這是城市發展的進步，更是近代化的成果。
在他們之中，上海無疑是發展最快也最具代表性的城市之一。從一個小漁村一躍成為東西方貿易與金融中心，晚清時候的上海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自1843年開埠以來，西洋商船、商人紛紛越洋而來，當時街頭林立的洋行、客棧，到處堆積擺放種類繁多、風格奇異的西器洋貨，西方流行的新鮮事物相機、自行車等也現於滬上，由此有了"十里洋場"的說法。
一、湧入上海的新鮮事物
最初十年進入上海租界的主要是外國居民，他們按照西方樣式建造房屋、修整道路、發展金融，使得租界成為"遺世獨立"的國中之國。
上海租界街頭
1、社會各方面發生的鉅變
最開始入住的外國居民對社會的衝擊還沒那麼明顯，一來他們人口並不是很多，二來他們的活動範圍主要在租界之內，因此對普通民眾的生活還沒有造成直接衝擊。
五十年代太平天國定都南京後，大量江南地區的士紳地主紛紛逃到上海，他們大多進入租界，以謀求外國政府的庇護。為了緩解人口壓力和獲得更多權利，上海租界不斷對外擴張，外國投資商還建起一大批"里弄住宅"解決移入的人口，平地而起的上海華洋混居、五方雜處，成為中西文化的大熔爐。而對於這些租界內的中國人來說，他們脫離了原本的社會關係，因此比租界外的人更容易接受新鮮事物。
上海租界範圍不斷擴大
對於洋物，當時租界華人暗戳戳劃分了幾個等級：相機、自來火、電報、廣告時畫中的飛機飛艇等被認為是異域神奇未見之物；西洋建築、洋琴、玩具、傢俱、器皿、馬車等是精奇賞玩之物，此外還有火柴、刀、鏡子、洋布、鐘錶等日常日用之物。
租界內的建築除了部分按照西方傳統建造外，很多都是土洋結合的弄堂；租界內的用品大多緊跟時代潮流，每次新出的舶來品，必能在這裡找到；租界內的生產技術來自西方，與中國傳統的手工制業大不相同。總之，租界內的"西洋玩意"無不讓來自內地的中國人感到驚奇新鮮。
2、"可遠觀而不可褻玩焉"
面對完全不同於傳統價值觀的舶來品，人們的第一感覺就是新鮮，還有先進文明帶來的巨大沖擊感。清末著名思想家王韜在上海前後生活了二十多年，在他回憶自己年輕時初入黃埔時說："
洋涇一隅，別開入境，耳聞目見，迥異尋常"。"迥異尋常"四字概括了當時人們的第一反應。
19世紀傳入的新式縫紉機
如今看來尋常的玻璃，在那時可引起了不小的震動。中國古代沒有製造玻璃的技術，而租界內的小洋樓都鑲嵌著五顏六色的玻璃窗，經過陽光的照射，其反射的光茫更是引起了時人的極大興趣。當時有人寫下了這樣的記錄："租界中華堂大廈，茶室酒樓，無不以五色玻璃為窗牖"。
看似稀鬆平常的記述，卻也透著小農經濟下愚昧的封建文化在面對現代技術時的滑稽與無奈。然後驚奇過後，傳統文化與外來文化間的壁壘依然存在，大部分民眾還是抱有"敬而遠之"的心態。當時的文人常以"蓬萊仙境"形容西方世界，"玉洞凌虛閃爍開，彩雲飄渺勝蓬萊"，"連雲樓閣壓江頭，飄渺仙居接上游"，這樣的詩詞數不勝數。"蓬萊"一詞，雖然表達了高高在上、美輪美奐的讚揚之意，但蓬萊終究是世外之島，是與現實相隔離的。
19世紀末西洋八音盒
正如王韜所感："一入黃歇埔中，氣象頓異。……然幾如海外三神山，可望而不可即也。""可望而不可即"才是新鮮過後的真實感受。因為當時上海的西洋物件都是輾轉從海外運來的貨物，其路途的艱辛自不必說，自然售價也不是一般百姓所能接受的。因此像西洋鋼琴、八音盒、西洋掛鐘這些貴重物品，只能是達官顯貴家的觀賞之物，普通民眾也只能看個熱鬧罷了。
二、兩種矛盾的對待西方事物的態度
太平天國讓大量富商和高級官員湧入上海租界，租界內已經做不到像當初條約那樣，讓中國人和西方人的生活區域彼此隔離，上海成為內地人不斷移民定居之樂土，人們也目睹這些越來越新奇的西洋器物層出不窮，讚歎驚訝之餘，便也逐漸耳濡目染，慢慢接納了一些新鮮事物。
1、認為西方事物巧奪天工
當時購買洋貨的主要是兩大群體：一是各種商賈，包括為洋商做事的買辦，其次就是移居上海的士紳。 這兩類群體都擁有一定財富，有能力購買價值不菲的舶來品。因此，當時報刊中刊登售賣西洋物品的店鋪廣告中常見"歡迎士商惠顧"的詞句。
上海最早的花露水廣告
面對煤氣街燈、玻璃房、機動梯、噴水筒、手動風扇、望遠鏡、小顯微鏡等眾多西洋奇巧器具，他們受過一定的教育，因此不會像普通民眾那麼狹隘無知，而是能夠在理性的思考過後作出比較合理的評價："世之稱奇巧者，向推西人為最。"
"奇巧"一詞意思是奇特巧妙，多作褒義詞，知識分子做出這樣的評價顯然是對西方文明的誇讚。再比如當時的印刷業。古代中國的活字印刷術已經極大地提高了書籍印刷的速度，但在西方的機器印刷面前，還是不免黯然失色。上海墨海書館引進了西方印書機器，王韜在墨海書局親眼見到機器印書，記述到："後導觀印書，車床以牛拽之，車軸旋轉如飛，雲一日可印數千番，誠巧而捷"，他曾記載五次陪人參觀機器印書，或"嘆其機輪巧妙"，或"嘆為巧奪天工"。
英國19世紀以蒸汽為動力的大型旋轉式印刷機
可以說，像活字印刷、手搖紡車這樣的古老技術，對於小農經濟來說無疑是先進的，這些發明在世界上也曾掀起了一次次的技術進步高潮。但在沿用了上千年之後依然沒有革命性的變化，在現代機器大生產面前只能敗下陣來。這是歷史的進步性，也是歷史殘酷的一面。
2、貶低西方事物為"奇巧淫技"
在變革開始的頭幾年，輿論對西方文明也有大量的反對之聲，知識分子紛紛攻擊其"奇巧淫技"，指的是過分精美卻沒有實際用處的器物。
他們認為，中國傳統農業社會，農夫百工終歲勤勉才能勉強溫飽，尚勤尚儉是中國的傳統美德，"勤勞致富"更是深刻在中國人的價值觀中。如果以機器生產代替人力勞動，百姓就會坐享其成，滋生好逸惡勞的惡習，這是對中國傳統倫理道德的極大破壞。
使用機器生產的安慶內軍械所
即使那些發出這些論調的士大夫並不需要親自勞動，他們大多享受國家的俸祿或是從事經商的富裕之家，但作為傳統禮教的受益者，他們會自然地成為倫理道德的捍衛者。"天下靡靡然爭言洋貨，……是洋之人作奇技淫巧以壞我人心""天下之物取其適用而已矣"，這些都是六七十年代批評洋貨的普遍論調。
從民生角度來說，機器造物確實也會造成無數家庭的破碎。一來如八音盒、照相機等玩好之物，並無益於國人日常生計、急需之用。二來洋布、電報、鐘錶、製造機器等先進技術確實有實際用途，但以機器代替人力會造成大量民眾失去謀生之道，從而造成社會的動盪。中國士大夫們也是最先看清這一點的群體，他們意識到西方器物的"機巧"並不僅僅是技術問題，而是整個社會系統的產物，一旦中國嘗試適應西方器技，必然會產生一系列的連鎖反應。
晚清女子織布
三、洋貨還是如排山倒海般進入大眾生活
雖然眾多知識分子都否定了西方機器生產的價值，但在實際生活中，六十年代以後，日用洋貨還是上海民眾間日漸流行。
1、物美價廉的日用品大受歡迎
中國人經營的洋雜貨生意的商行、店號數量在70年代就不下百家，洋燭、洋油、洋針線、洋布、洋襪、火柴、玻璃、五金等機制日用品比傳統的手工製品不僅實用，而且便宜，自然受到人們的爭相購買。當時一些實用而又廉價的日用洋貨，從他們的進口量不難看出其暢銷程度：1869年到1879年，洋布手帕進口數量增加了4倍，1867年到1874年，洋針增加了6倍。
綢緞呢絨洋貨廣告
洋貨不僅受到了普通民眾的熱烈歡迎，也得到了傳統士紳的接受，這似乎與之前我們說的"奇巧淫技"之說產生了矛盾。實際上，知識分子批評西方器物不假，但他們是站在傳統道德與經世輔政的角度做出這樣的評價，而面對如此優質又便宜的日用品時，他們也會出於自身實際利益的考量選擇洋貨。這兩種論調幾乎是同時存在的，看似相反，實際上卻是並行不悖的，這也是中國近代史的一個顯著特點：抵抗與接納並行。
2、奢侈用品受到中層社會追捧
除了用於日用的洋貨外，一些在傳統生活中實用性不強的西洋物品也開始在上海中層民眾中流行，如鐘錶、墨鏡、洋傘、洋菸、香水、傢俱、玩具等多受青睞，逐漸成為社會潮流的象徵，也常被用作炫富的手段，這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文學作品中屢見不鮮。
上海女子的西式聚餐
中國傳統社會存在政治上的等級尊卑，歷代皇帝基本都把民眾劃分為四個等級，即"士農工商"，商人一直受到社會的歧視，社會地位自然不高。但此時的上海不僅湧入了各社會階層的外來人口，更是中西貿易的樞紐，商人在上海發揮著重要地位。在這種社會背景下，新近發家致富的商人自然希望彰顯自己的經濟地位，擺脫傳統對商人的限制，購買昂貴的奢侈品就成了最簡單快捷的方式。
90年代的《申報》就有文章諷刺這一現象："一衣服也，綢緞綾羅非不華美，而偏欲以重價購洋綢。……圍棋、象戲亦足消閒，而獨以打彈為娛樂。水煙、旱菸素所呼吸，而獨以昔加為新奇。甚且衣襪、眼鏡、手巾、胰脂，大凡來自外洋者，無不以為珍貴。"富裕的商人階層渴望以此獲得社會的認同，也帶動了社會下層民眾爭相效仿，一時成為一種社會風氣。
19世紀上海富人
四、兩種觀念的交鋒："禁"還是"行"
如何面對洋貨對社會帶來的巨大沖擊，同時產生了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一方認為洋貨物美價廉，明顯優於土貨；以商人為代表的新崛起的階級認為洋貨不僅成為他們發家致富的新渠道，更是標榜自身社會地位的"奇珍異寶"。另一方則認為洋貨輸入導致大量傳統行業破產，是對中華民族的破壞。
作為傳統心理與西化社會共處之地，對於西器兩種態度的交鋒實際上是站在不同社會立場上的價值功能判斷。前者是上海新的社會結構的結晶，西器的先進則更具有實際價值上的正當性，越來越多的人體會到，在一個以商為本的社會，原本我們斥為"奇巧淫技"的西洋貨能創造更多的財富。後者則是站在小農的立場，以維護自然經濟的穩定和傳統社會結構的完整性為前提。
19世紀60年代的上海外灘
但總的來說，兩種觀點都是站在各自立場上對社會利害關係的考量，都還沒意識到西方先進器物背後民主與法制的精神，僅僅停留在器物層面，尚未深入文明價值的層面，這一點雙方都存在侷限性。
結束語：1843年開埠之後，上海成為中國近代化進程的前沿陣地。來自西方的先進技術在這裡閃亮登場，不僅是對面朝黃土背朝天幾千年的農業社會的巨大沖擊，也是不同思想觀點交鋒實驗的橋頭堡。站在各自的立場上，傳統士紳和新興商人對外來文明做出了不同反應，他們的觀點無論合理與否，都帶有各自的侷限性，尚未意識到西方文明背後的民主精神。
當然以我們今天的角度來看，西方器物的入華代表了文明的進步，是中國近代化過程中必不可少的環節。但文明的進步往往是建立在對落後民族殘酷壓迫的基礎之上，中國的近代化也是伴隨著千萬貧苦大眾的血淚，這是歷史進步的一面，亦是其無情的一面。
參考文獻：
王韜《王韜日記》
辰橋《申江百詠》
《上海洋場竹枝詞》
鄭振鐸《晚清文選》
胡祥翰《上海小志》
《上海近代百貨商業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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