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梁葉子青又青，九月十八來了日本兵；先佔火藥庫，後佔北大營殺人放火真是兇！中國的軍隊有好幾十萬，恭恭敬敬讓出了瀋陽城！這首崔蒐、鋼鳴作詞，呂驥作曲的《新編“九一八”小調》，上世紀30年代曾在全國流行一時，講述了那段中華民族在近代前所未有的奇恥大辱。
九一八”被視為近代中國“空前的國恥”，是因為此前雖說一再割地賠款畢竟還是戰敗而失地。此時當政者有重兵在手，卻堅持“不抵抗政策”不戰而失東北，當時面積達130萬平方公里！東北淪亡後，四萬萬同胞被這慘禍驚醒，從此掀起了全國範圍的抗日救亡鬥爭。
恐日媚外是根源
近代中國澶遇外來入侵時腰戰屢數，除經濟科技水平落後外，許多人認為軍民體力衰是重要原因，西方人也以“東亞病夫“相譏。事實上，中國人出現精神麻木才是最致命的災難，醫治麻木不仁或恐洋聞外的心理疾病，與科教和工業強國一樣同為振興中華的重要任務。
上世記30年代初，從綜合國力看，中國無疑比日本落後，但在東北局部地區的兵力卻比派駐那裡的日本關東軍遠佔優勢。事變爆發時，日軍兵力不過一個不滿編的第二師團加上少數守備隊共1.7萬人，再加日警和“在鄉軍人”亦不足3萬。東三省則是當時中國工業集中和財政收人最富庶的地區雖然張學良率部分東北軍入關打內戰，但留守部隊仍有25萬，其中正規軍14萬人，武器裝備的數量質量均不遜於日軍。關東軍此時沒有配備作戰飛機，東北軍卻有260架新購置的戰機，面且僅瀋陽便有火炮600門。正是看到這一點東京的日本軍部對石原、板、土肥原策劃的襲擊能否成功都感心中無數，只是看到關東軍輕易得手才追認了行動。
事變發生前，關東軍以“中村震太郎遇害事件”為藉口，公開在瀋陽街頭列隊示威併到東北軍營房前演習尋釁甚至公然聞進北大營為炮擊測定射擊諸元。令人嘆息的是，南京政府明知關東軍想發動攻擊，竟以“釁不自我開”為由，要求不許備戰。東北當局也害怕刺激日本人，事先密令瀋陽等地的駐軍如遇日軍攻擊“便任其繳械”。9月18日深夜，日軍突然以240毫米要塞炮轟擊北大營，接著以步兵衝入，由於聯繫不上張學良，值班軍官向坐鎮瀋陽的參謀長榮螓報告。這位代理東北最高指揮職務的人竟含沿下達命令不準抵抗，不準動，把槍放到庫房裡，挺著死，大家成仁。“日軍一夜間攻下瀋陽城，僅遇流彈死2人，得手之易連自己也感意外。
九一八”這一國恥的出現，百先要從當權者的精神上尋找原因。輕易丟失東北，蔣介石“不抵抗”政策固然要負首要責任，東北軍不敢迎戰，也是精神上患軟骨症的突出表現。20世紀的中國軍闊大都以日本為師，往往“內戰內行，外戰外行”。奉系軍閥看到日俄戰爭中“小鼻子”竟打敗了“大鼻子”，精神上盲目媚日，經濟任由“金票（即正金銀行發行的老頭票“）控制市場，辦講武堂練兵都要依賴日本顧問教官。一遇到日軍進攻，東北軍許多人便如鼠見貓，精神上首先成為日本人的俘虜，再加上高層的退讓命令，在全身戰慄發抖時焉能進行抵抗？隨後大批東北軍政官員投敵附逆，為偽“滿洲國”充當愧儡，也就決非偶然。
爭取外援須自強
“九一八事變”時南京政府下令不抵抗，口號便是“彼有強權，我有公理”，所期盼的是國際干預。事變第二天即9月19日，中國政府便向國際聯盟報告日本進攻東北，請求其出面制止，並說明已採取不抵抗政策。這種想以“受害悲情”引來外國仁慈相救的願望，在崇尚強權蔑視軟弱的國際社會中只會受到嘲弄。
當時在國聯中起決定作用的是英法等國，美國也對遠東事務有舉足輕重的發言權，不過，此時他們正被世界經濟危機搞得焦頭爛額。接到中國代表哭秦廷”式的一再哀求，國聯在1個月內曾3次要求“雙方”都從滿洲“撤兵”。
對這一本身並不公正（因為要中國撤兵實屬荒謬）的要求，日本口頭敷衍實則加緊進兵，國聯和美國未採取任何強制措施，連經濟制我都沒有。此時西洋人看重日本而蔑視中國，關東軍又打著“反蘇防共”旗幟，中國想得到外援幾乎不可能。
南京政府一心依賴國聯而不自強，馮玉樣便通電全國譴責說：“日本大肆屠殺、不聞有備戰之舉，反以鎮靜為名，徒然日日哀求國聯。試問宰割弱小民族的國聯能代中國求獨立，能代中國打倒該會常務理事之日本乎？與虎謀皮，自欺欺人，仍甘為帝國主義之工具而不悔。”果然，日本侵佔東北過了半年，英國李頓爵士為首的國聯調查團才慢悠悠來遠東調查。這些殖民者調查後只是建議國際共管東北，中日都從該地撒軍。對如此屈辱的報告書，南京政府竟稱可接受，日本卻仍置之不理，國聯最終也無可奈何。當時駐國聯的中國代表頗維鈞後來曾悲痛地回憶說，他向各國代表逐個求援時，得到的最傷心回答是：“你們自己都不抵抗，怎麼能期望別人替你對付日本？
在強權和實力主導國際舞臺的形勢下，中國在反侵略時只有表現出意志和力量，才有可能爭得外援，否則別國只會趁火打劫，從李鴻章“以夷制夷的失敗，到南京政府乞求國聯干預都證明了這一點。後來中國全國抗戰長期拖住了日軍，才得到國際上的較多援助。這正是，人必自侮而後他人侮之，人必強而後他人助之。
“九一八”全民驚醒
九一八”不抵抗丟失東北，使原先便屬強勢的日本更強，本屬弱勢的中國更弱。那些東洋的光頭軍閥們輕易得手，侵略氣焰更是不可一世，急不可待地要實現“征服滿蒙”“征服支那”“征服世界”這三級跳。不過他們沒想到，欺侮一個腐敗的政府容易，驚醒了幾億不可侮的中國人卻會是引火燒身。侵華元兇之一近衛文唐臨近戰敗前也哀嘆，當初“愚鈍”，未看到佔領滿洲等於“吞下一個炸彈。
1931年發生“九一八事變”之前，國民黨正處於“一個黨、兩個政府（南京、廣州）、三個中央黨部”的四分五裂狀態之中，南京政府把主要精力用於“圍剿“紅軍。國內知識分子大都處於苦悶和彷徨之中。日本鯨吞東三省，宛如一聲驚雷在頭頂響起，使有識者感到只有停止內戰團結抗戰才是惟一出路。
“九一八事變”發生後半個月內，各大城市學生便雲集南京要求立即抗日，並質問外長王正延“為何不抵抗”？王正廷辯解時當場被學生痛打一頓。南京政府只好請蔡元培出面，讓學生“安心讀書，靜待政府處理”。然而學生出於極度義憤，竟然也把文位北大的老校長拉到門外毆打併拖行半里，直至警衛鳴槍才救回。經此一劫，蔡元培身心都異常痛苦，他並未責怪學生在給老友魯迅的詩中只是諷刺政府說“養兵千日知何用，大敵當前喑不聲。
儘管當局下令不抵抗，部分中國軍人仍在部分地區自發地開火還擊。9月19日凌晨駐長春日軍襲擊南嶺炮兵團炮兵團官兵遇敵突襲卻未投降，而是用營房的窗戶、通氣孔猛烈還擊，擊斃了日軍43人，擊傷55人，長春南嶺成為侵略者遇到的第一塊難啃的骨頭。同年11月上旬，日軍北上黑龍江嫩江橋，代理省主席馬占山指揮省防軍三個旅反擊，經三天兩夜激戰斃傷日軍200餘人。江橋抗戰作為“九一八”後中國軍隊首次有組織的抗戰，引起全國民眾歡呼。
儘管日軍制造了偽滿、偽蒙政權，以顯示“滿蒙獨立運動”是滿族人和蒙古人的自身要求。但是偽政權就從來沒有代表過滿族、蒙古族人民。多數的前清皇族和蒙古王公都拒絕與這兩個偽政權合作，滿族、蒙古族人民更是和漢族群眾一起參加抗日。當年的中國不僅沒有降日的民族，連親日的也沒有一個。日本侵吞東三省並製造偽政權，激怒了全中國人民，也使關內十幾萬東北軍無家可歸。有了這一切膚之痛，自然會當打內戰炮灰的命令怒不可遏。1936年12月，陝西臨潼響起了捉蔣要求抗日的槍聲。可以說，“九一八”是引發“西安事變”的導火索。日本侵佔中國東北，揭開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序幕，同時也成為停止中國內戰的先聲，全中國各黨派、各軍隊走向團結一致抗日的步伐也從此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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