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仲景，名機，字仲景，東漢南陽郡涅陽縣(今河南鄧州市，另說河南南陽市)人。相傳曾舉孝廉，做過長沙太守。他自小篤實好學，他從史書上看到扁鵲望診蔡桓公的故事，對扁鵲的高超醫術非常欽佩，從此對醫學發生了濃厚的興趣。他年輕時曾跟同郡名醫張伯祖學醫，經過多年刻苦鑽研和臨床實踐，遂醫名大振。
據史書記載，東漢桓帝時大疫三次，靈帝時大疫五次，獻帝建安年間疫病流行更甚，成千上萬人被病魔吞噬，以致造成了十室九空的空前劫難。其中尤以東漢靈帝時的幾次的疾病流行規模最大。南陽地區當時也接連發生瘟疫大流行，許多人因此喪生。張仲景的家族本來是個大族，人口多達200餘人，自從建安初年以來，不到10年，有三分之二的人因染疫病而死亡，其中死於傷寒者竟佔了十分之七。張仲景十分痛苦，他暗下決心，潛心研究傷寒病的診治。
張仲景刻苦研讀醫書，繼承《黃帝內經》等古典醫籍的基本理論，“勤求古訓，博採眾方”，細心診病療病，在實踐中總結經驗。針對傷寒，他逐步確立了中醫臨床的基本原則——辨證論治原則，經過篩選歸納，他總結出中醫的經方，創造了很多劑型。
診病之餘，他開始撰寫醫書，建安十五年，他寫成了一部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臨床醫學名著《傷寒雜病論》十六卷（經後人整理成為《傷寒論》和《金匱要略》兩本書）。《傷寒雜病論》集秦漢以來醫藥理論之大成，系統概括了“辨證施治”的理論，由於來源於實踐，也是我國第一部臨床治療學鉅著，奠定了中醫病因學說和方劑學說的基礎，後來該書被奉為中醫“方書之祖”，張仲景也被稱譽為中醫“經方大師”。
張仲景把疾病發生、發展過程中所出現的各種症狀，根據病邪入侵經絡、臟腑的深淺程度、患者體質的強弱、正氣的盛衰以及病勢的進退緩急和有無宿疾（其他舊病）等情況，加以綜合分析，尋找發病的規律，最終確定不同情況下的治療原則。他創造性地把外感熱性病所有症狀，歸納為六個證候群（即六個層次）和八個辨證綱領，以六經（太陽、少陽、陽明、太陰、少陰、厥陰）來分析歸納疾病在發展過程中的演變和轉歸，以八綱（陰陽、表裡、寒熱、虛實）來辨別疾病的屬性、病位、邪正消長和病態表現。由於確立了對病情、症狀及治療的法度和原則，辨證論治成為指導後世醫家臨床實踐的基本準繩。
對於治則和方藥，《傷寒雜病論》的貢獻也十分突出。據統計，《傷寒論》載方113個，《金匱要略》載方262個，除去重複者，兩書實收方劑269個。這些方劑均有嚴密而精妙的配伍，例如桂枝與芍藥配伍，若用量相同，即為桂枝湯；若桂枝加倍，則可治奔豚氣上衝，若芍藥加倍，即成治療腹中急痛的小建中湯……該書對於後世方劑學的發展，如藥物配伍及加減變化原則等都有著深遠影響，其中許多著名方劑在現代人民衛生保健中仍然發揮著巨大作用，例如治療乙型腦炎的白虎湯，治療肺炎的麻杏石甘湯，治療痢疾的白頭翁湯，治療冠心病心絞痛的括蔞薤白白酒湯等，都是臨床中常用的良方。
隨著時間推移，這部專著的科學價值越來越顯露出來，清代醫家張志聰說過：“不明四書者不可以為儒，不明本論（《傷寒論》）者不可以為醫”，足見其在醫家心中的分量。後該書流傳海外，日本、朝鮮、越南、印尼、新加坡、蒙古等國醫學發展都不同程度受到其影響及推動。
張仲景運用《傷寒雜病論》中的辨證施治，不拘一格，因人而異，因地制宜，在醫學史上留下了不少佳話。有一次，他遇見一個婦女，一會兒哭一會兒笑。病人家屬聽信巫婆欺騙，以為是“鬼怪纏身”，要請巫婆為她“驅邪”。張仲景觀察了病人氣色和病態，又詢問了病人有關情況，然後對病人家屬說：“她根本不是什麼鬼怪纏身，而是受了較大刺激導致‘熱血入室’，她的病完全可以治好，千萬不能相信巫婆的鬼話，否則病人會有性命危險。”在徵得同意後，他辨證論治，幾天後，那婦女病情慢慢好轉，再治療一段時間，婦女的病居然就痊癒了。
張仲景從長沙太守任上“致仕”還鄉時，正趕上那年冬天異常寒冷，很多人的耳朵都已經凍爛了。經過思考，他想出了一個可以禦寒的食療方子，取名“祛寒嬌耳湯”。經過實驗，他叫徒弟在屋外搭個棚子，支上大鍋煮“祛寒嬌耳湯”送給百姓，開始送藥湯的那天，正是冬至時節。“冬至吃餃子”的習俗，據說就是為了紀念張仲景而設定的。
張仲景在《傷寒雜病論》序中有這樣一段話，說治病的目的在於“上以療君親之疾，下以救貧賤之厄，中以保生長全，以養其身”，這充分展現了一代醫學大家的仁心仁德和崇高風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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