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新潮小說盛行在清末民國初，二十世紀初被公認為近代小說中的四大“譴責小說”。是《官場現形記》、《二十年目睹之怪狀》、《老殘遊記》、《孽海花》。
“新潮小說”創作的時代背景
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這一時期正值中國處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一方面慘遭世界列強的欺凌，簽訂了眾多的不平等條約，老百姓生靈塗炭，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另一方面清政府的腐敗，已面臨內外交困的地步。民眾愛國熱情高漲，聲討賣國賊，取消不平等條約，廢除帝制，要求民主的浪潮風起雲湧，加速了封建統治走向滅亡。
清朝二百多年來閉關鎖國使中國走向衰退，清末一大批有思想，有見解的人士，紛紛提出政治改良，但是晚清政府極力維持封建的統治，企圖把新思想消滅在萌芽之中，“維新變法”雖然失敗了，但卻喚醒醞釀了中國革命的到來。
二十世紀初“新潮小說”正是在這種背景下產生的，正如《儒林外史》、《紅樓夢》等為晚清先導小說一樣。這種將題材、對象、筆墨作為作家表現主觀心情意欲的工具，是對那個時代社會的一種自覺與不自覺的對抗和宣洩，表現出一定的進步者的聲音。新潮小說的作者都是出生於晚清時期，親身經歷和感受到滿清政府的腐敗和老百姓的疾苦，對官場的貪官汙吏深惡痛絕，四大“譴責小說”成書時間集中在於二十世紀初期，是當時眾多官場小說中的代表作。魯迅先生把這四部小說及其同類作品稱之為”因為其“揭發伏藏，顯其弊惡，而與時政，嚴加糾彈”, 稱為“譴責小說。”這四部書都是以批判性為內容，對社會、官場、民眾、文化的探討和思考。這種批判現實主義的文學思潮，不是一個或偶然的現象，而有其深刻的思想和內在邏輯。它們的共同點是反射出封建時代已經走向沒落，對自由個性、解放的美好憧憬。
晚清 “譴責小說”的出現，是滿清封建統治走向滅亡的前夜
封建統治走向衰亡是這一時期小說的主題思想，文人墨客對人生感到虛幻、無望，對現實感到厭倦和傷感，表現出一種痛苦和憂愁、煩悶和百無聊賴的心情，進而通過作品表現出的反抗思潮。例如《官場現形記》的作者李寶嘉，幼年時由堂伯父收養，堂伯父歷任黃縣知縣、膠州知府、山東候補道。官場的腐敗，使李寶嘉在童年時代就耳濡目染，後來他在《指南針》任編輯，創辦《遊戲報》、《世界繁華報》、中寫發表的文章，就對封建統治下的官場深惡痛絕，產生很大的影響力，在主編近代四大小說之一《繡像小說》時，進一步揭露了滿清統治的腐敗。《二十年目睹之怪狀》的作者吳沃堯，同樣有這樣的經歷，他祖上曾做過巡撫，但家到中落，他父親在浙江當了一個候補巡檢的小官，不久病死。為了生活，他去上海在江南製造局做抄寫工作，後來創辦小報，先後在《字林滬報》、《採風報》、《寓言報》、《漢江日報》等。
因此《官場現形記》、《二十年目睹之怪狀》、《老殘遊記》、《孽海花》為代表的市民文學也成為當時的新潮小說，受到追捧。這些作者對封建下的腐朽社會作了多方面、廣泛的描繪。通過形形色色、各種各樣的人物百態展現出清朝末年一幅生動的原始生活畫卷，這些各色人物的心理無不在生活間流露出一種貪婪，對升官發財的渴望與追求，對人情世俗的津津玩味，表現出十分庸俗、低級，淺薄與無聊的一面。這四部書在構思、情節的安排、設計矛盾的焦點上，都著重把生活中的矛盾與人物的心理衝突特徵相融合，使之達到具有戲劇性的效果，作者追求的是故事情節的合理和生動逼真、使之更加引人入勝。而不是追求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正是這些市井文學奠定了“新潮小說”的風格和藝術特點。
《二十年目睹之怪狀》的作者吳沃堯，1866年生於廣東佛山，祖上曾做過巡撫，但家到中落，他父親在浙江當了一個候補巡檢的小官，不久病死。為了生活，他去上海在江南製造局做抄寫工作，後來創辦小報，先後在《字林滬報》、《採風報》、《寓言報》、《漢江日報》等
新潮小說是承前啟後的“中國由舊到新的一個大轉關”
中國近代文學的歷史，是以否定封建政治體制和陳腐的文化觀念為發展標誌的，清朝末期，內憂外患，社會正醞釀著重大的變化，作家生活在社會變革、暴風驟雨的前夜，逐步認識到社會民主改革的重要性。以這四部小說為代表的文學作品，從文體到內容，從題材到主題；從反映生活的深廣度和文學語言上，都達到了極高的水平。這種人生空幻由於有了巨大而實在的社會內容，而具有其內在深刻的價值。
晚清時期，國勢日頹，政治腐敗，這些作家對時局都有敏銳的思考，對國家，對民族都有著一顆愛國之心，但現實生存環境的悲哀和痛苦，使他們的理想化為泡影，在百無聊賴中用文字來抒發內心的激憤和感情的發洩，這些早期的作家沒有階級覺悟，但作為知識分子是渴望國強民富和真善美的和諧社會的。例如《老殘遊記》作者劉鄂，青年時拜師學藝，學習算學、醫學和治黃等知識，他熱心於用外資開礦築路，興辦實業，但受到官場的排擠；《孽海花》作者曾撲，先後學習過法文、日文，研究法國文學，後來還擔任過兩江總督府財政文案，先後出任過江蘇省財政廳長、政務廳長等職。
曾撲在《孽海花》中概括的比較準確，他說：“這是中國由舊到新的一個大轉關，三十年舊事，寫來都是血痕；四百兆同胞，願爾早登覺岸！”
四部小說把舊文化的衝突提高到國家民族的利益上，愛國主義的理想和情懷成為創作的內在力量和動力，這批作家在作品中批判官場的腐敗是鋒芒而且十分尖銳的，直指清政府統治者，在描寫官場的黑暗，都是採用“虛實”的極端性結合，在閱讀《官場現形記》和《二十年目睹之怪狀》使人覺得悲觀主義思想濃厚，但全書中的基調並不是以揭露、鞭撻汙濁的社會黑暗面為主要目的，而是懷有救國之心。在《老殘遊記》和《孽海花》中，這種愛國主義思想表達的救國思想表現得更強烈一些。
作為新潮小說的代表者 “近代四大名著”是二十世紀小說的源頭和開拓者，它衝破了舊文學的傳統模式，提倡民主與科學，推動了新文學的繁榮與發展，在中國文學史上佔有重要的位置。
閱讀更多 文鸞竹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