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想见却最害怕见的朋友
邱贵平
十九岁那年，疯狂迷上文学并渴望流浪的我，结识了一个人。
大家都叫神经彬（真名我就不说了，反正他名字里有个彬字），他也这么自称，是个有些神经质的业余画家，大我三十岁的工友。
神经彬高度近视，戴着玻璃瓶底厚的眼镜，两个眼珠甲亢患者般凸出，打量人的时候，目不转睛，显得色情猥琐，令人难堪。而脱了眼镜的神经彬，仿佛当街脱了衣服的老女人一样难看。
神经彬是个光头，并非陈佩斯和葛优那样先天光或者后天光，而是自己故意剃光的，他原本有着一头浓密漆黑的头发
那年月，人们决不会留光头，犯人、和尚、尼姑以及先天光之外的人剃光头，在人们眼里就不是好人。人们倒没有把神经彬当坏人，而是视其为神经病。
神经彬的苦难历程和对艺术的执着追求，深深感染并打动了我，成为忘年交。1986年秋，在没有任何预兆的前提下，神经彬突然抛妻别子，独自浪迹云南，去做一个流浪画家。
神经彬生于20世纪40年代，1959至1961年，就读于某大学艺术师范美术系，其间开过个人画展。1964年4月，因用功过度，患严重精神衰弱症休学。
1966年2月，神经彬康复复学，插入本科继续深造。同年7月，因家庭出生是伪军官，被打成白专道路标兵、特务、修正主义苗子，遭批斗开除。1969年2月，神经彬放弃学业响应号召，到我的家乡某公社插队。
文革结束后，父母双亡（文革中自杀）的神经彬无家可归，没有回省城，进了我县水泥厂，成为一名水泥工人，娶妻生子。妻子是个文盲，与他没有任何共同语言。吵架的时候，愤怒的妻子会撕扯甚至焚烧他的画作。
神经彬平时很少关心妻儿，他的收入，一半用来购买笔墨纸书，以及车票；他的业余时间，全部花在绘画上，走遍邻近的山山水水。
神经彬出走后，杳无音讯。
1989年年底，我突然收到神经彬的来信。
你想当个作家，这很好，但作家必需行万里路。你一定知道流浪文豪艾芜吧？当年他曾流浪昆明街头，后又漂泊到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写下轰动一时的《南行记》。
正如契诃夫曾告诫青年作者所说的：“您得到一千俄里、两千、三千俄里以外去……您会知道多少事，您会带回多少短篇小说啊！您会看见人民的生活，会在偏僻的驿站上和农民的草房里过夜，完全像是在普希金时代……
要是您打算做个作家的话，那您明天就买车票到尼日尼去，从那儿您顺着伏尔加河，顺着卡玛河去旅行吧……”那么，你明天也来昆明吧！你会得到许多意想不到的收获。
这封信深深打动了我，收信没几天，我瞒着父母，独自出发。
时值春运，列车拥挤不堪，我差点被挤扁。落座那是做梦，落脚都困难，有时只能落下一只脚，二天三夜的路程，几乎是站到昆明的，实在扛不住，狗一样钻进别人座位底下躺一会。
那是我一生中最残酷最难忘的火车之旅。
一路上，我无心也无法欣赏窗外云贵高原壮丽的风光，窗户被密密麻麻的身子挡住了，车厢污浊的空气熏得我头晕脑胀，恨不得跳窗而下，如果我能接近车窗的话。
第三天上午，终于抵达昆明。
昆明与外地时差一个多小时，春城还没来得及向我揭开神秘的面纱。
我孑然挺立在高原的风中，心神不安地期神经彬的出现。一分钟，五分钟，一刻钟过去了，还不见神经彬身影。难道他没有接到电报？我摸了摸尴尬的口袋，恐慌再次袭上心头。
1990年，光泽到昆明的车票是七十元，身上只剩下二百三十元，如果神经彬不接待我，我在昆明最多呆个两三天就得返回，而且必须以露宿街头的方式。
我突然觉得，流浪一点也不好玩，一点也不浪漫。
就在我气急败坏胡思乱想的时候，对面突然传来神经彬嘶哑的声音。
“贵平，邱贵平，这鬼车怎么早点了？”
“神经彬，神经彬老兄!”
“贵平小老弟!”
互相朝着对方冲刺，我们紧紧拥抱在一起。
我掀掉神经彬的压缩帽，依旧是前那颗铮亮的光头。
“哈哈，花岗岩脑袋!”
“老弟，我等得你好苦，快上车吧。”
“上车？”
“对，我开小车接你来了。”
我吓了一跳，随着他手指的方向，看见出口处不远的墙角，停着一辆破旧的三轮车。
天气尚早，街上的车辆和行人不多，街道看上去挺宽敞。三三两两的人在跑步，打拳。风很大，并不冷。空气干燥，烘过似的。
上坡了，神经彬直起身，全身力量集中到腿上，脚板紧扣车蹬，链条绷得笔直，两爿精瘦的屁股，好似两扇关不紧的、被狂风吹打着的破窗户，在我面前晃来晃去。
不一会儿，神经彬的光头像是出笼的馒头，冒着袅袅热气。
神经彬住在市郊一栋破旧的平房里。我太疲劳了，顾不得细看，眼皮酸得陈年老醋泡过似的，困意铺天盖地，沉重得抬不起头来，往床上一躺，昏然睡去。
醒来时，神经彬背着我趴在桌上写什么。一看表，已是晚上8点多，我整整睡了一天。
这时，我才用清醒的目光，打量起这间房子来。房子挺大,有一百来个平方, 是幢简陋低矮年久失修的平房，房子只有两人多高，破烂却堆得一人多高。
神经彬的“房间”，在进门左角，用废木板和硬纸板隔出一个七八平米的空间，顶上覆盖着一层彩膜。房间里有一床、一桌、一凳，一看就是破烂货。两面墙皮完全脱落的砖墙上，被两幅巨大的世界地图和中国地图覆盖，地图上贴了不少透明胶。地图也是破烂货。
“房间”门口放着一个出土文物般古旧的铁炉，炉上架着一口黑不溜秋的铁锅，地上横七竖八放着几个近似泥土颜色的瓶罐碟碗，还有几把面黄肌瘦的蔬菜。铁炉冷冷清清，看样子好几天没生火了。
神经彬见我醒来，打开唯一的抽屉，往外掏食物。
“你醒的正是时候，看，这是什么，喏，道口烧鸡，云南牛脯，杨林肥酒，够我们兄弟俩一醉方休的。”
“我还以为你功成名就，请我坐轿车住宾馆吃大餐呢，没想到，真是没想到啊。”
隆重接待过我之后，神经彬就身无分文了。穷家富路，月工资不足百元的我，是家穷路也穷，身上也没几个钱。再过三天就是春节，我们却在为路费发愁。春节过后，神经彬要到贵州流浪。
神经彬决定上街买春联，他的书法十分出色，一天下来，竟然挣了五百多。对我们而言，是笔巨款。
云南民俗浓厚，家家户户贴春联，独门独户甚至贴两三副，大都用金粉书写，金碧辉煌，惹人喜爱。不过，写春联的人挺多，竞争很激烈。好在神经彬有绝招：手臂上放着一块砖头，一口气写四五副对联，面不改色心不跳，手臂上的砖头纹丝不动。看的人多，买的人也多，我忙不迭收钱，不亦乐乎。
这么好的生意，神经彬第二天却不肯干了，说什么如果不是为我着想，昨天绝不会上街献丑的。我真想一拳擂过去，他将我身上的钱左五块右十元支出，反倒摆出一幅救世主的面孔来。
我气得一夜没有睡好，后悔来见他。
神经彬一大早醒来，问我去不去看画展。我刚迷迷糊糊入睡，不想去，他便独自走了。等我醒来时，头重脚轻，起床的力气都没有，口腔乏味，还流着鼻血，挣扎了一会，又昏昏沉沉睡去。再次睁开眼睛，已是下午三点多，还不见神经彬人影。
又恨又悔之际，神经彬拎着一大包食物推门进来，背上的画夹鼓鼓的。
“怎么，病了？”神经彬见我这副模样，大吃一惊，拿掉毛巾，摸摸我的额头，“唉呀不好，发高烧了，毛巾快被你烫干了，我送你去医院。”
神经彬把我搀扶到三轮车上。废品收购站地处郊区，附近别说医院，连一间像样的商店都没有，火急火燎的神经彬拉着我，找了两个多小时，累得上气不接下气，终于在一条陋巷，找到一家尚未关门的私人小诊所。
我身材虽然瘦小，但从小在泥巴里滚大，身体一直很棒。在我的记忆里，长这么大，还从来没有进过医院，药物作用非常明显，打过针之后，烧很快退了。
一场小病，却有一种大难不死的侥幸和感慨，回来的路上，我深有感触地对神经彬说：“患难见真交，我们交往了三年，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多，满打满算才一年多，主要靠书信来往，互相了解并不多，这次见面，对你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如果没有你，我也许就死在这里了，说心里话，我很感动。”
“你千里迢迢来看我，更让我感动，因为你的到来，龙年春节成了我有生以来，最有意义的一个春节。在内心深处，每个人都是孤独的，这意味着人与人之间是无法彻底沟通的，哪怕是父子、母女和夫妻，哪怕你邱贵平是我身体里的一只虫子，我神经彬是你身体里的一只虫子。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两只完全相同的虫子。”
神经彬好像世界末日就要来临似的，恨不得一夜之间把钱花光，买这买那的，我感到不妙，心惊肉跳地问他还剩多少钱。
“我也不知道，你点点看。”神经彬将装钱的书包递给我。
“只剩下一百二十块，得省些用了，先把车票买好，不然到时我们都走不了。”我粗略点了一下。
“有道理，你不提醒，我都忘了。这样吧，钱由你保管，不然什么时候被我用光，都不知道。”
买好车票，只剩下三十多块钱了，我们把钱一分为二，放在各自身上。
神经彬买了几十块钱菜，有鱼有肉有鸡有鸭有青菜，但全是生菜。我问他干嘛不买熟食，他说你不是说钱要省着点用吗，熟食贵，生菜便宜，自己做省钱。
我和神经彬使出浑身解数，总算把生菜煮成熟菜，但青菜煮成了黄菜，黄菜煮成了黑菜，不是咸了就是淡了，不是糊了就是焦了，色香味俱无。我俩却大块朵颐，一致认为，那是有生以来最有味道、最难忘的年夜饭。
神经彬写了一幅气势磅礴的春联，上联“雄关漫道真如铁”，下联“而今迈步从头越”，摘自毛主席诗词，横批“明天出发”，是神经彬自拟的。
贴春联的时候，我放了一串鞭炮。鞭炮质量欠佳，响得扭扭捏捏、破破烂烂的。
大年初一，我们去了石林，然后向西双版纳进发。为了省钱，我们主要吃方便面和面包，住最差的旅店。半个月后，我们依依不舍告别云南。列车进入贵州境内，正下着鹅毛大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白雪掩盖不住峥嵘的贵州山川，我尽情欣赏着南方的北国风光。
神经彬忙着给旅客画像，赚取路费。神经彬的肖像素描，炉火纯青，寥寥几笔便跃然纸上。神经彬身上的钱，总是不够买一张全程的车票，买到哪里坐到哪里，然后下车步行。田里的农人，路上的行人，矿上的工人，村里的老人，都是他攀谈素描的对象。有给他钱的，有给他吃的，有给他住的，什么也给不了或者不愿给的，就请他抽支烟。有钱乘车没钱步行，吃百家饭住百家屋。
神经彬用这种方式，踏遍大半个云南，“完全像是在普希金时代”。
在贵阳前站安顺下车已是黎明，顺路游览了黄果树大瀑布。冬日的黄果树瀑布，虽然不如想象中那般惊心动魄，但在一派冰天雪地里，反而更加盛气凌人。
当晚又从安顺上车，到贵阳分手各自转车，神经彬去的那个县城，有他一个未曾谋面的画家朋友，开了个美术工艺厂，请他去帮忙。
我们又将天各一方，能否再见，只能跟着感觉走了。神经彬倾其所有，给我买了一些食品，自己只剩下一元五角。
神经彬乘坐的火车进站了，他猛地抓住我的手：“兄弟，珍重！”说罢，朝我挥挥手，消失在茫茫夜色之中。
我带上耳机，摁下随身听，醉倒在离别的无限惆怅之中：
我从很远的地方来到这里，我还将到很远的地方去，如果你看到我疲惫的样子，请不要劝我就此放弃……如果你看到我忧郁的样子，请不要问我的归期……
别后，我和神经彬断断续续保持着通信。大概是2004年春天吧，通过几次电话，之后彻底失去联系，打手机空号，写信要么“查无此人”退回，要么没有回音。难道他已“肚子瘪瘪地倒在人家空房子下的阴沟里”？
接下来的十二年间，我换了四部手机，三个号码，家里的固定电话，也被我取消了。随着厂留守处的取消，通讯地址也换了，我到邮局申请了一个专用信箱。神经彬想跟我联系，也联系不上了。
2016年3月中旬，我外出四个月。到北京没几天，接到妻子电话，说家里来了一个贵客。我说我们家穷在闹市，能有什么贵客。妻子说，是光头，光头大哥到我们家来了。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大叫道，这怎么可能，不会搞错吧？妻子说，光头大哥就在我身边，他要跟你说话。
手机传来熟悉而陌生的声音，贵平老弟，我是神经彬啊。我本来坐着，一听神经彬的声音，蝎子蛰了似的，嚯地站了起来，惊道，你怎么来了，事先也不打个招呼，这么多年没你的音讯，你快七十了吧，我，我还以为你……
神经彬打断我，你以为我死了是吧？不过，我真的快要死了，我今年七十三岁了，活不了多久。我问，你生病了？神经彬说，病倒是没病，不过我现在走投无路了，画画赚不到吃，我回来找妻子孩子，可是没有他们的联系方式，你有他们的电话号码吗……
神经彬出走第三年，妻子改嫁，搬到厂外居住，因为还在厂里上班，时不时还能见到她，偶尔向我打听神经彬。1998年，县水泥厂倒闭，我再没见到她。后来从工友口中得知，她后夫病逝了，儿子结婚一年就离婚了，日子过得很是凄惨。这些，我在信里和电话里，都告诉神经彬了。
那时候，神经彬和一个小他二十多岁的女子同居，女子是个三流画家，跟他一样穷困潦倒。对于妻儿的命运，神经彬除了感慨叹息（没有忏悔），无能为力。神经彬在电话里告诉我，早在五前年，女画家便弃他而去，另觅高枝了。
与神经彬彻底失去联系后，我不再关注他妻儿消息。好在我一直住在厂里，不少工友亦住在厂里，神经彬稍一打听，便能找到我家。没想到这么不巧，阔别二十六年，神经彬上门找我，我却不在家。
放下电话，心情异常沉重，也有些紧张，还有那么一点儿侥幸。沉重是因为神经彬竟然沦落到这般地步，老无所依，连自己都养活不了。当年神经彬没有办理任何手续，擅自离职出走，自动解除劳动关系，没有社保医保。随着工厂的倒闭，他的档案也没有了，成了“黑人”和“多余人”。
如果不是走投无路，脸皮再厚，神经彬也不会回来投靠妻儿。这么多年，他不敢回来看望妻儿，与其说无情，不如说心虚。他对他们的伤害，太大太深了。
紧张是因为自私，我怕神经彬待在我家不走。我和妻子下岗多年，我靠写作为生，妻子做保洁，收入有限，实在没有能力帮他。侥幸是因为我远在北京，可以摆出“鞭长莫及”的姿态，如果在家里，真不知如何面对，是“见死不救”，还是打发他走？
过了一会儿，我给妻子发微信，让她到旅店给神经彬开个房间，预缴三天房费。妻子很快打来电话，说神经彬已经走了，他自己在火车站（水泥厂离火车站仅三百来米）附近最简陋的旅店住下了，一天二十块。
我说，你请他吃个饭，给他点钱。妻子说，他说吃饭就免了，在外面随便吃点，但向我借钱了。我问，借多少？妻子说，两百，我给了五百，叫他不用还。
我说，应该的，我马上给公安局朋友联系一下，明天你带他一起去公安局找我朋友，看能不能找到他的妻子和儿子。妻子说，我在微信上发个寻人启事，朋友圈万能呢。妻子的话提醒了我，连忙说，你先别发，我来写寻人启事，我比你写得好，你从我朋友圈转发。
妻子是个善良的女人，这是她第一次见神经彬。我认识神经彬的时候，还没有认识她。婚恋后，我多次以欣赏和崇敬的口气，向她说起神经彬，“印象”深刻。
寻人启事在朋友圈发出后，没有获得任何线索。公安局朋友那里，倒是找到线索:因为无法在县里立足，2013年，神经彬妻儿回四川老家了。
我依稀听神经彬说过，妻子是四川人，具体哪个县记不清了，那地方比我们这里落后多了。家里孩子多，生存困难，她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投奔县水泥厂一个远房亲戚，在厂里做临时工，尔后嫁给神经彬。原以为从此能过上安稳日子，没想到神经质的神经彬，狠心抛弃她和儿子，出走了。
神经彬待了五天，又回昆明去了。走前，他又来到我家，向妻子借钱，借三百，妻子给了一千。妻子给他煮了一大碗面条，煎了两个荷包蛋。
妻子告诉我，神经彬狼吞虎咽，好像几天没吃东西的样子。吃完面条，神经彬一再表示感谢。妻子说，光头大哥，你别客气，邱贵平和你朋友一场，这是应该的，可惜我们帮不了你。神经彬说，邱贵平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后的朋友。神经彬说完，踉踉跄跄走了。
不知为何，神经彬没有跟我道别。我问妻子，神经彬有没有要你和我的手机号码。妻子说，没有。我又问，那你有没有把我和你的手机号码告诉他。妻子说，没有，他没有手机，告诉他也没用。
我长长吁了口气。
妻子对我说，老公，光头大哥好可怜，一听说妻子儿子回四川老家了，感觉他整个人一下子垮了，彻底绝望了，一句话也不说，路都快走不动了，我估计，他活不了多久，你跟他朋友一场，可惜没能见上最后一面……
我握着话筒，无语凝噎。
我想，我会为神经彬难过一辈子，也为自己的无能无助乃至无耻，难过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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