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非典十年祭》:疫情过去之后,我们进步了吗?


纪录片《非典十年祭》:疫情过去之后,我们进步了吗?

2013年,非典过去十年之际,凤凰卫视曾做过一个纪录片《非典十年祭》,主持人陈晓楠带着我们,回顾了这次浩劫。如今,我们又在面临另一场新冠肺炎的战斗。这个纪录片,能否给我们一些力量与启迪?


影片记录了疫情最开始时,一位肺炎患者黄杏初,被送入广州军区总医院。她的病症奇特,“双肺实变,高烧不退,吃抗菌药物没有效果”。所幸在医生的悉心治疗下,她康复了。


这远不是结束。不久,患者之前治疗过的医院,广东省河源医院传来消息。医院接触过她的11名医护人员,全部感染,请求广州支援。广州派去专家协助调查,可是因能力有限,无功而返。加上一段时间没有病例,大家渐渐忘记了


对于专家而言,这是一种未知的,新型的病毒。不少患者在治疗之后,病情极大缓解,让大家误认为,这是一种不厉害的病毒。


在民间,传言没有止息。人们恐慌,相互告诫,排队争抢药品。加之中山市又出现了医患感染,担忧的氛围几乎要席卷整个广东省。


艺术家舒勇说:“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只知道来了一场大瘟疫。”这可能是众多初历者的心声。在未知与恐慌中,2003年春节如期到来。广州这个打工者的城市,开始了每年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车站人潮汹涌,医院,也昼夜灯火通明。


最糟糕的是,医护人员接连倒下,而非典病区还没有筹建完成。张积慧,《护士长日记》作者,当年参与筹备非典病区。她回忆,“病区的第一批病人,全是从其他医院转来的医护者,我的同行们。


疫情还在扩散。由广东为据点,疫情开始向全国辐射。当时全国各城市的疫情通报机制,还没有建立。尽管传说有一种“广州肺炎”正在传播,可官方无报道,很多民众将信将疑。


山西的一例患者和他弟弟决定去广东旅游之前,曾经听说过疾病的传言。家人打电话向广州媒体询问,得到的答复是“这病是没有的事”;上互联网查询,结果是“该病是肺炎中最轻微的一种”。于是她踏上了旅程,却在路途中,出现了症状。


农历正月十一,在第一例病患黄杏初确诊三个月后,广州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首次向民众公开这种疾病的存在。之后人们恐慌,人人都戴上了口罩;人们又毫不在乎,依然在不断流动,不断汇集。


纪录片《非典十年祭》:疫情过去之后,我们进步了吗?


接着另一个城市被病毒占据了,北京。北京的第一例病人来自山西。患者之前去过广州,回山西后出现症状。尽管她和医生强调了她去过广州,医生仍然无法开出非典的诊断说明。于是她去了北京301医院。


北京接治她的医生佘丹阳发现了异常。病人去过广州,而且采用最先进的抗生素治疗,毫无起色。医生上网去查这种新肺炎的治疗方法,却发现互联网上一片空白。


不久,病人接到通知,自行从301医院转到传染病302医院。于是他们自行联系了北京120救护车,自行转院。救护车医疗人员接到任务,不知道前因后果,将患者和家人转移到了302医院,没戴口罩。之后,302医院的医生和护士相继出现非典感染症状。


这位患者的父亲,母亲及其他太原的家人相继出现症状,被送到了北京。他们所在的医院,相继出现了医护人员的感染。一名来北京进修的内蒙古医生回去,又把疫情带到了内蒙古。


当这名患者在302医院治疗时,收看到的新闻还在强调,北京是安全的,只有几例山西患者。后来回忆当时,她说,可怕的无知,可恨的盲从,如果新闻资源被用在SARS知识的宣传上,那该多好啊。


医学专家也在加急研究这种未知的,令人恐惧的病毒。尽管现在我们已经知道,非典致死率只有5%,甚至低于甲流,大部分人经过救治可以恢复健康。可是无知带来了巨大的恐惧。


北京有一个病例。一位老太太到医院求医,显出了比别的肺炎患者更严重的症状。可是中国疾控中心的诊断标准,有三条,发烧,肺部阴影以及流行病史。老太太只符合前两条,却不承认自己有过非典病人接触史。


家属也说老太太从不出门和人见面,事后才知道老太太可能因为害怕,隐瞒了自己与其他非典病人接触的事实。得知这个消息后,所有曾治疗过她的医护人员全体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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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疾病不仅是天灾,更是人性的考验。罗生门事件在疾病治疗过程中不断出现。患者不信任医生隐瞒病情,导致医护人员感染。又或者听闻出现感染病例,医院工作的临时工,一夜之间跑掉大半。有医生回忆,一开始病人都不愿意上转院车,说不知道会被送到哪里去,后来听闻治疗免费,大家又不管什么病,争着要上转院车。


2013年,中国疾病预防体系建立60周年;2020年中国疾病预防体系建立67周年。然而,2003年春天,它失效了。北京医院各自为政,管理体系复杂,没有完善的沟通机制,让北京的非典患者总数一度成为一个谜。没有信息,何谈防治。


进入4月,越来越多人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一线人员也在努力把信息传递给不了解情况的普通市民。301退休医生蒋彦永就是其中一员。在他听到电视披露的患者人数时大为吃惊,“怎么能和真实数据差那么多?”他率先披露了北京疫情。正是他的英雄举动,使得更多人开始重视,国际社会也开始大幅报道。


信息开始披露后,不仅北京开始戒备,全国都开始戒备了。然而,疾病的严峻形势仍不容乐观。传统的传染病医院,多年来以应对肝类传染病为主,对于呼吸道传染病无能为力。治疗场地面临着严重不足的问题,在这个背景下,建设小汤山医院的方案被提出了。


六大建筑集团,七千多建设者,还有小汤山政府派来的上百名保洁工,不眠不休七天七夜,才完成了小汤山奇迹。其中清理垃圾400多吨,用掉了两万多个垃圾袋。各大军区也接收到了指令,要求抽调后勤医务人员支援小汤山。不同的病人也被秘密又小心地转运到小汤山医院。


5月的北京炎热沉闷。小汤山医院中的病人整日被闷在隔离病房,抑郁烦躁,有的甚至出现自杀倾向。医生也不轻松,他们穿着厚重的三层防护服,不仅要治疗病人,还要注意对病人进行心理疏导。所幸,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


进入夏天之后,病毒悄无声息地撤退了。我们并不知道,为什么病毒停止了进一步扩散。但是,只要做到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就能有效防止大部分传染病。之前所做的隔离措施,起了很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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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出院


对于个体而言,这种病毒并没有特效药。病毒会引起自身的免疫炎症,医生能做的就是对症治疗,生命支持,防止感染。而用激素维持患者的生命,也会令患者面临股骨头坏死的风险。


国家因此出台了“728方案”。有患者讲,没工作的一年给八千,有工作的一年给四千。医护人员后续治疗费用由所在医院报销。一年八千元杯水车薪,患者还要面临一个两难处境:万一动手术,没有足够的钱来支付护工,自己同样患病的家人,也无人照料。


更糟糕的是,不少患者并没有走出非典带来的精神折磨。他们出现抑郁,狂躁,敏感的症状。这些精神上的疾病,并不被国家承认,也无法享有治疗上的补贴。他们始终生活在那个时刻,无法摆脱。


病情过去之后,科学家开始溯源,发现病毒有可能来自野生动物市场的果子狸。病毒的源头可以查清楚,病毒带来的伤害却不能轻易复原。这场疾病令不少家族支离破碎,侥幸活下来的人,也要经历生理上的疼痛,精神上的折磨,长久的激素后遗症,高额的后续治疗费用与永别家人的苦楚。


而医护人员作为最前线的战士,承担了比普通人更多的风险。他们面临着无防护物资的窘境,却必须与患者有最密切的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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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春河大夫在感染时写下的诗歌

非典过去了,可是我们还要思考,公共卫生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一定要以牺牲为代价吗?就像一位网友所讲:我们擅长集中精力办大事,也擅长把小事拖成大事。我们是否还要继续这种循环?


当然,传染病最终会过去,我们拥有了十多年的平静期。直到今年,我们又面临着同样的困境。


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传染病还会再来,下一次,下下次,当它到来时,我们能够做好准备吗?我们能够比这一次,做得更好吗?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回答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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