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歷經元明清三代，充斥著京師的大氣，是無數人心心向往和追逐夢想的帝國中心之地。同時，近代北京從帝都轉為故都，充滿了變革和延續的二重變奏，是新舊文化融合的交織地帶。老北京土著、外來人口和洋市民，共同構成了北京城市發展的交響曲。民國北京的風月，是傳統社會向現代生活轉型的縮影。
帝都巍峨
事實上，無論是方位格局、城市規模還是發展狀貌，近代北京都是一個典型的變革城市，傳統的撕裂與新潮的湧動雙軌並行。由於與西方文明直接交匯時間較早，近代工商業、交通、新文化等要素的發展極為迅速，並在京師時代積澱的物質文化基礎上，衍生出極富北京韻味的城市生活。眾多新消費空間的興起以及與之匹配的消費行為不僅是城市階層分化的外在表現，更參與了各階層對自身社會等級與社會身份的構建與塑造。傳統中國的等級秩序呈現在城市的佈局之中，內城外城、滿城民居、市井文化是京味形成的必要條件。
古都再造，萬象更新。新社會要素帶來變遷的表現，集中體現在市民的文化價值觀念與風俗時尚的重新建立。當然，不可極端地認為市井日常的變革是一瞬間的，實際上在傳統總是那麼頑固與難以更改，“吃肉吃素”與婚喪嫁娶，不會因所謂“衝擊”就立刻“反應”。孕育和延續於基層社會土壤的種種習性，時常在變動時代展現出難以想象的糾纏與韌性。
民國北京
作為典型的消費型城市，北京近代工商經濟的發展為城市文化環境的更新提供了適宜的土壤，市民階層不斷壯大，女性地位上升，農業社會中的一整套價值觀念向工業社會的文化價值觀念轉化。老北京人閒，老北京人也逸。不急不躁，享受生活。在這種生活觀念的引導下，北京的民間文化和習俗形式非常發達。普通民眾既是一個民俗的觀察者、參與者，也可以是書寫者。到了清末，前門外勸業場一派昌盛：“華洋飲饌任人餐，到此隨意有兩般。最好三層樓下坐，掛窗酌茗看西山”，熱鬧非凡。
都市商業的發展帶動了市民文化的繁興，到了民國俗文化的逐步升級。京味的繁榮是一種市井氣，在“京兆億民”的衣食住行中得以綻放。實際上，市井生活與城市聚落的發展相伴而行。清代雍正十一年，“東華門、西華門外所開酒鋪甚多”，晚清北京商業街區不斷擴展，方便了附近居民購買。大柵欄一帶“畫樓林立望重重，金碧輝煌瑞氣濃。簫管歇餘人靜後，滿街齊向自鳴鐘”。其中，“東安門、西安門內密支布傘，或作茶社，或作書場，人民擁集，道路壅塞”。
人力車伕
喝豆汁兒，就鹹菜兒，琉璃喇叭大沙雁兒。楊米人在《都門竹枝詞》其中又說：“煤爐別樣號花盆，老米充腸火易溫”。惲毓鼎也感慨京師乃是：點綴兩邊好風景，綠楊垂柳馬纓花。1929年，北平民社出版的《北平指南》中寫道：“前外大街迤西，至新華街，地勢繁盛，商店八埠並列”。魯迅在北京任職時，走街串巷，是“琉璃廠”、“小市”、“逛廠甸”等地的常客。
東興樓的砂鍋熊掌、清蒸小雞、醬爆雞丁、油爆蝦仁、炒生雞片、砂鍋魚翅、紅油海參等都是上檔次的宮廷菜。胡適在北大之時，經常去周圍的馬神廟、漢華園、沙灘等幾處小飯館，喜歡吃熘肝尖、炒腰花、幹炸小丸子、酸辣湯、炒豆腐腦、炒鴨腸、蔥爆鴨心、翡翠羹等家常菜，有時也會喝上二兩老白乾。
八大胡同
北京內城南面的正陽門、崇文門和宣武門（合稱前三門），俗稱前門大街地處，地處內外城的銜接地帶，位置優越，人口密度大，故而店鋪集中，彙集了多家老字號，形成了北京重要的前三門商業區。既有流動性攤商，也有一些固定商鋪、飯莊。清末民初，南城一帶汽車出租公司、化妝品公司、綢緞店、百貨店、茶館、飯莊等商業工廠，不斷建立。通州鋪面都上了五顏六色的漆，有的甚至塗金，懸掛著很長的招牌來吸引顧客。
琳琅滿目的商品中，有的是來自南方各省的茶葉、紡織品和瓷器，有的是來自韃靼區的皮貨。1876年3月2日《申報》如此報道：京師前門外廊房頭條衚衕比戶鱗櫛，皆系燈鋪、畫鋪，共約五六十家。張集馨在《道鹹以來朝野雜記》雲：“戲園，當年內城禁止，惟正陽門外最盛”。各省會館裡設置戲臺並盛演堂會戲，這是內城裡面沒有的戲俗。而這種習俗的產生，應該與朝廷限制官員赴戲園看戲享樂有直接關係。
燕京歲時記
清人震鈞說，北京的主要商業區多達十餘處，所謂“京師百貨所聚，唯正陽街、地安門街、東西安門外、東西四牌樓、東西單牌樓、暨外城之菜市、花市。”這些大商業區大多分佈在北京內城。儘管清廷的旗民分城居住制度，將漢官及商民人等盡徙南城居住，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十一月，又以“城內開設店座，宵小匪徒易於藏匿”為由，下令將五十九座店鋪遷移城外，卻並未影響內城的這幾大商業區的發展。朝廷政策的支持也促進了市井和商業文明的演進，正陽門外，以醬羊肉聞名的月盛齋：
鋪在戶部街，左右皆官署，此齋獨立於中者數十年，競不以公用徵收之，當時官廳猶重民權也。
民間花會有耍獅子、踩高蹺、小車會、旱船等，技藝中有耍中幡、拉洋片、雙簧等。娛樂和消費不斷升級，梅蘭芳在《舞臺生活四十年》記道：“在省的會館中規模大的有戲臺，規模最大的如虎坊橋的湖廣會館，三面有樓，和大柵欄的廣德樓差不多。小一些的如越中先賢祠、江西會館、全蜀會館”。
城牆根下
廣和居是晚清“京師八大居”之一，位於宣武門外菜市口附近的北半截衚衕。《舊京瑣記》載：“張文襄（張之洞）在京提倡最力，其著名者為蒸山藥。曰潘魚者，出自潘炳年；曰曾魚者，創自曾侯（曾國藩）；曰吳魚片，始自吳潤生”。張集馨在《道鹹以來朝野雜記》中提到了廣和居的熱鬧：
廣和居在北半截衚衕路東，歷史最悠久，蓋自道光中即有此館，專為宣南士大夫設也。其餚品以南炒腰花、江豆腐、潘氏清蒸魚、四川辣魚粉皮、清蒸乾貝等，膾炙眾口。故其地雖湫隘，屋宇甚低，而食客趨之若鶩焉。
清代士人夏閏枝在《廣和居感舊》詩注中雲：廣和居，市儈熱客所不至，惟文人樂就之，朝貴耽風雅者，亦時蒞之”。可見，廣和居主要是宣南士宦官的飲酌聚食之所，內城權貴不大涉足。宣南士宦喜酌廣和居，原因有二：一則這裡飯食精潔，且“餚皆南味”，極合大批南方士宦的口味；二則這裡遠避塵囂，士人爭赴，頗具風雅之趣，實際成了一處宣南士大夫聚會觴詠的交際場所。
這是舊京風月。
民國北京公園
帝京內城的商業中心以西單為代表，根據1934年的統計，西單地區共有鋪商157家，攤商280餘家。清末，西單地區已經聚集起一批流動性小商販，經營範圍包括日用品、小吃店以及一些戲園。民國初年，北京政府的許多機構都設立在西單附近，周邊還有一些教育機構，由此帶動了周邊地區店鋪、攤商的興起。隨後，西單商場建立，一批洋行也紛紛進駐，各種商店不斷增加，包括三友實業社、真光照相館、長安大戲院、新新大戲院等，使西單商業地帶“較諸前門外大街、大柵欄、觀音寺，漸有起色”。市井組織與民間社團也快速發育，如錢會、蜜供會、餑餑會、月餅會、棺材會、老人會、帶子會、窩窩頭會、惜字會，涉及到民眾生活的各個方面。即使是傳統的剃頭匠，技能愈發與時代貼近，大概有十六種技能，除了梳髮、剃頭、刮臉，還包括掏耳、清眼、染髮、按摩、正骨等等。
據王京傳研究，由於民國時期北京流動人口急劇增長，1920年，北京市旅館業從業人員就達到3000多人。1940 年，北京市旅館業規模達到454家，其中西式旅館、中西式旅館75家。到1947年增加到781家，其中豪華飯店39家。西式旅館主要有東長安街的北京飯店（法國）、三星飯店（西班牙）、寶珠飯店（德國），中御河橋邊路東的六國飯店（希臘），崇文門大街的德國飯店（德國），東單牌樓附近的華東旅館、日本旅館等；中西式旅館有1912 年東長安街的長安春飯店、1918 年香廠路的東方飯店、1920 年翠微山麓的西山飯店、1922 年東長安街的中央飯店、1925年西珠市口的中國飯店、1926 年東交民巷的華安飯店、1930 年東交民巷的利通飯店、1936 年西城的狀元府飯店。除此之外，還有等級不一的舊式旅館、公寓和招待所。
繁華的衚衕街巷
著名文獻《京師坊巷志稿》記載：光緒十一年（1885）北京內外城十二地區共有水井1245眼，平均每平方公里約5．4眼。而玉泉山的水本是皇家專用，到了民國就人人可汲了。一些商家宣傳，西直門明代稱和義門，是運水通道，西直門的城門洞上面刻著水的波紋。廟會活動也激發了京味的獨特意蘊。《燕京雜記》記載：“三月二十八，燕京祭岳廟，民間集眾為香會”。
民國時期，歷史學家和民俗學家顧頡剛的調查，北京人春遊朝頂走會，是京郊規模盛大的獻藝酬神活動。每年春季，京郊金頂妙峰山、丫髻山等地相繼舉辦祭祀碧霞元君的朝聖廟會。屆時，京城至名勝百餘里途中，成千上萬的香客絡繹不絕。朝聖的各種民間香會中，有許多雜技歌舞花會,如：鞍子巷的開路飛叉、羅家園的五虎少林棍、白紙坊的大鼓、官莊的秧歌、缸瓦市的槓子、排子衚衕的雙石頭、“五城弟子”的清音、方磚廠的獅子等等。這些獻藝的香會沿途邊走邊演,鼓樂齊鳴,數十萬春遊的香客民眾競相觀賞。朝頂走會成為近代京城最重要的民間花會之一。
熱鬧非凡
清末民國北京的街市，“有下廟之撥浪鼓聲、賣瓜子解悶聲、賣江米白酒擊冰盞聲、賣桂花頭油搖喚嬌娘聲、賣合菜細粉聲，與爆竹之聲，相為上下，良可聽也”。衚衕、商鋪與攤販之間，共同為身居北京之人提供了周到的服務。東華門夜市上聚集了涼粉、扒糕、蓮子粥、酸梅湯、紅果酪、杏仁豆腐、烤肉串、烤龍蝦、烤魷魚、炸螞蚱、炸蠍子、炸蠶蛹等等小吃，安全衛生。護國寺小吃店經營的從廟會中的“碰頭食”傳下來的北京小吃，經過改良變得精細起來，沒了過去的“個兒大、經吃、一個就飽”的粗糙，墩兒餑餑、棗卷果都小巧可愛；薑汁兒排叉、糖耳朵可謂是百般玲瓏。
錦芳小吃是從民國創始的小吃店，有麻團、杏仁茶、艾窩窩、奶油炸糕、炒疙瘩等等，以元宵最為有名，有山楂、青梅、桂花、豆沙、什錦、奶油、椰蓉等十幾種餡兒。九門小吃是在過去的幾家著名老字號的倡議下，由北京小吃協會出面組織的。裡面的老字號有很多，比如年糕楊、奶酪魏、小腸陳、爆肚馮、瑞賓樓褡褳火燒、李記白水羊頭、月盛齋等。
古塔古色
反映民眾日常生活的《燕京歲時記》記載：清代的四大“冰食”佳品，一是酸梅湯，二是西瓜汁，三是杏仁豆腐，四是什錦盤。在《紅樓夢》中，記載有玫瑰露、木樨露、酸梅湯和涼茶等眾多冰食。而清末民國以來，老百姓家在三伏天最盛行自制綠豆湯、蓮子湯及用中草藥熬製的暑湯，以避暑防熱健身。清代最大的冰食市場是什剎海，什剎海會賢堂的“什錦冰盤”，遠近聞名。所謂“冰胡兒”就是：京師暑伏以後，則寒賤之子擔冰吆賣，曰冰核兒，胡者核也。
清代乾隆年間，詩人楊米人所著《都門竹枝詞》記載說：“銅碗聲聲街裡喚，一甌冰水和梅湯”。老北京售賣酸梅湯的店鋪夥計和小販們掂打著“冰盞兒”——兩個小銅碗，一上一下發出清脆的叮噹聲，並吆喝著：“又解渴，又帶涼，又加玫瑰又加糖，不信您就鬧碗兒嘗——一個大子一大碗兒勒！”孩子們聽到門外這個響聲，便向家長要幾分錢，飛跑到大門外，去買自己喜歡的酸梅湯了。
北京俯瞰
不僅如此，小孩子對於新事物的好奇，超出了傳統市井的範圍，面對拉洋片（西洋鏡）的魅力，北京街巷的小孩子們：
圍著一個大箱子，箱子的一邊有幾個小洞，供眼睛湊上去看。花二分錢，或用喝剩的藥水瓶替錢，就可以看十個之內的圖片了。
傳統行當充斥於市井生活之中，老北京的一些藥鋪在炎熱的夏天，供應“暑湯”和藿香正氣丸等小藥包。雜技攤場開辦於護國寺、土地廟、廠甸海王村等地。上個世紀30年代中葉，護國寺、土地廟、海王村三地共開闢雜技攤場約30餘處。京師武術文化發達，民國年間北京地區俗稱練把式。各類廟會均有練武的專場。當時，練大刀、拉硬弓的張寶忠、練拳腳的白光漢均名揚武壇。練花劍的女將欒秀雲更是蜚聲京城。
四合院
廟會也促進了市井氣的發展。京城具有商貿功能的廟會大體有四類。其一，地處城市要衢的隆福寺、護國寺和白塔寺，其商攤以銷售日用百貨為主；其二，地處城鄉結合部的土地廟、花市火神廟，其商攤以銷售農副產品為特色；其三，廠甸年節文化廟會，其商攤以經營古玩書畫為特色；其四，東嶽廟等日常香火廟會，以宗教祈禱為主，附設少量飲食、雜貨商攤。廟會里主要是刀剪針線、櫳子、篦子、鞋面、紙花等婦女用品攤,，還有刀、勺、籠屜、鐵鍋的山貨攤、兒童玩具攤、食品攤、書場、相聲場、雜技場，五花八門，熱鬧非凡。市井文化到了清朝中晚期發展到了巔峰，也極大豐富了當時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也讓他們在壓迫中得到些許心靈樂園。
實際上，北京地區寺廟眾多，但主要是承擔物品流通的功能，傳統中國人的生活思維是務實的，“無事不登三寶殿”，注重現實人生，不太看重對於未來的期許，沒有特定的信仰，因此各類寺院都有發展的空間。宗教寺院的香火強度和廟市開市的時間往往重合，老百姓“平時不燒香，臨時抱佛腳”，有時信，有時不信，有事就信，無事則不信，其實是一種接近真實的民俗觀念和京味特色，這種民眾思維模式延續到了今天，每年高考等季，一些寺廟仍舊是人聲鼎沸。
廟會熙攘
各個階層在市井之中謀生與生活，小手工業者、小商販、小職員以及主要以體力謀生的洋車伕、搬運工、街頭藝人、匠人、傭人等，即舊社會所謂“引車賣漿之徒”。儘管民國不少文人看不上此類“下里巴人”和氛圍和“鄉巴佬”的文化，但是底層文化確確實實構成了京味的日常——所謂崇雅的知識階層畢竟還是失策了。也就是說，無論是過去還是當代，把廟會當做一種“日子”來進行讚美的知識精英，也是希望在民俗那裡解救自己的心靈迷失。同時，身處市井融入生活，面對不可避免的曲折，這也是一種精神上的慰藉。
這就是新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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