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人公：扈盛教授，主任医师，博士后。武汉体育学院运动康复研究中心主任，20多支中国国家运动队医疗康复主管。
戴眼镜的，就是扈盛教授
2019年12月12日，一场简单庄严的出征仪式后，我带着6名国家队队医，从武汉出发，奔赴湖北省以外的一个集训基地，开始封闭备战东京奥运会。奥运会原定在2020年7月举行，迄今未变。
这是一支千辛万苦地斩获了奥运入场券的运动队，也是我们国家集体项目的一个突破点。体育总局对它寄予了厚望。
碍于它当下的保密状态，请大家原谅我暂不透露这个我们引以为傲的的运动项目。
这个运动项目的集训运动量非常大，所以，医疗康复任务也非常繁重。体育界、医学界人士很清楚，既要保障运动员的运动量，又要防范近乎极限状态的训练损伤，是一个很困难的平衡点，也很考验一支医疗组的能力和水平。
不敢说所有队医是在走钢丝绳，但起码是在玩跷跷板。
好在，因为我们多年为国家队服务的经验，一切还算平静。几名运动员的突发损伤得到了及时处理，没有耽误集训。我们一组七名队医，一如既往地让领队和主教练放心满意。
2020年1月中旬，为了继续保持高昂斗志，队里邀请一支外国国家队，进行了一场友谊比赛。
我们谁也不知会遭遇这么这么严峻的新冠肺炎袭击！1月15，1月19日，我和另外一名队医，分别匆匆回了一趟武汉，又匆匆归队。不说我们选择的交通工具了吧。大家很清楚，无论飞机高铁长途大巴，当疫情发生后，都是那么密闭那么高危的交通工具。
现在我们都明白，这次匆匆忙忙的行程，正是武汉疫情高发、形势急转直下的关键时间节点。
1月23日凌晨，我刚刚躺下，被妻子从武汉家中打来的电话唤醒：武汉封城了！作为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的学生，我的很多同学已经冲上抗疫一线，还有很多同学在捐款捐物，有的联系运输，有的查阅相关材料。同学们，我也与你们一起在一线战斗！
次日上午，大年三十，体育总局下发了一份严格的防疫方案。据此，我和另外一名队医自觉进行了隔离，度过了一个清冷的除夕之夜。
天气阴冷，易发感冒。虽然全队尚无一人感冒发烧，但我也不敢大意，在隔离室通过电话和视频和队里制订了防疫方案，立即把队里的生活训练范围与外界完全隔离，立刻组织防疫宣传动员，既让大家了解形势和知识，又不能造成恐慌和压力。
此时，医疗小组七名队医的责任和使命，一下子犹如泰山压顶！
既要全力以赴组织队里的防疫安全，又要全力以赴保证队里的训练任务。
一句话，必须让一支可能夺金的国家队，一个不少地参加奥运会！
现实的状况太艰难了——
集体训练，必须在不戴口罩的情况下进行。
体能训练，队员只能在相对密闭的健身房进行。
又加之，交通运输已经中断，导致了常用药物的储备不足。
更加之，兴奋剂的禁令，导致了一些中医药物不能使用。
无论多难，我们也别无选择，只能迎难而上。严防死守。严阵以待。
1月25日，大家最为担心的事情发生了。
一名主力运动员，突然发热！
正是我和另外一名队医结束隔离的时候。前一秒钟我心里还想着终于开开心心干干净净出去了，下一秒钟全队的心就提在嗓子眼上，进入了紧急状态。
紧急采取了隔离措施，又向上级汇报情况。我立即对这名发热队员采取了常规的药物治疗，反复叮嘱其他队员立即采取各种的防护措施。
幸运啊，大概十几个小时后，这名队员的体温恢复正常。
全队上下，包括我们，稍稍地松了一口气，心头犹如坐了一回过山车。
可是，不等胜利的喜悦退去，又有第二个队员、第三个队员、第四个陪练队员相继发热，一场又一场严峻的医疗考验、心理考验，接踵而来。
第二天，两名队员的体温恢复正常。为了尽量减少对训练的影响，虽然我的心情忐忑，还是同意了两名队员恢复训练。
结果，其中一名队员在恢复训练不久，又出现发热乏力的症状！
更加糟糕的是，又出现了第五名队员发热。
队里马上决定：迅速隔离，严密观察。
为了保证全队的常规医疗和康复工作，我指定了一名年轻队医跟我专门负责隔离和观察工作。
这样做，是在防范更加糟糕的情况：万一我们俩也感染了，一是能迅速将我们俩也隔离，二是其他队医仍然可以完成医疗康复任务，不影响运动队的集训任务。
进入隔离区之前，我把那位年轻队医叫到了一旁，既是交代也是安慰：一是不要害怕，二是做好防护，“我把你带入防疫的最前线，也会把你安全地带出来！”
这位年轻队医，还是一个年轻女孩。也许心里和我一样是一种奔向生死前线的悲壮和责任吧，只见她点点头，闪过一丝犹豫，不过更多还是信心坚定。
在隔离区，我们天天守着几名发热队员，紧张的神经绷到了极致。
这是我从医20多年来最为艰难的时刻。
发热队员们一点一滴的身体状态变化，疫情蔓延的每一条信息，都会让我细细地回忆队里集训的各种细节有无疏漏，也会让我陷入无比艰难的抉择：是继续隔离观察，还是立即送往医院？送往医院之后，队员会因为隔离观察和治疗时间太长，无法正常训练，国家队也将因此缺了两名主力队员，如果最后确认队员感染的不是新冠，那就白白地损失了两名主力！但是，万一队员感染的是新冠，不及时送医，就会导致一支国家队完全隔离，断送了一支国家队通向奥运之路！
责任巨大，压力巨大。
随队运动医学与临床医疗的区别在于，我们在这种关键时刻也无法化验，无法拍片，没有大型医疗设备，一时无法呼叫外援，一切只能靠自己。好像一支特种兵在野外作战，只能用绳子和小刀完成一些艰巨任务。这是随队运动医学的魅力所在，也是它的局限性所在。
领队和主教练心急如焚，正在忐忑地等待医疗小组的建议。此时医疗组的建议必定影响他们的计划。队员能否坚持训练？有密切接触的其他队员是否隔离？发热队员的隔离还要多久？
只有我和医疗组同事的心里清楚，此时此刻的建议多么难。
可我们不能把压力甩给主教练，导致他分心啊。
几天里，面对主教练焦灼焦灼的征询目光，我总是回应一句：“情况还好。你们正常训练吧。”
我装作轻松地笑，又不敢多笑，担心眼泪也会跟笑落下来。
主教练点点头，转过身走了，继续去布置训练。
我也赶紧转身，让眼泪一泻而下。
也有一些队员过来隔得远远地询问，目光也是焦灼焦灼的。我尽量让自己保持平静，担心队员从我眼里看出一丝恐慌，导致心理压力太大……
此时此刻，所有压力必须由我扛。
我当然也明白：一旦我的判断错了，队员已经感染了新冠，这支优秀的国家队不但损兵折将，也可能断送了征战东京奥运会的征程！
解除疫情后，扈盛教授（左五）等队医的合影留念
心的这一边是国，心的那一边是家。
我的家在武汉，那儿疫发的每一个数字、每一个消息，都会剧烈地撞痛我的心。我的妻子女儿，长住医院的父亲，多数亲朋好友……在武汉啊。
一个消息差点把我击懵了。我家所在的武汉体育学院住宅区，发生多例新冠病人，其中一例病人和我同住一个门栋，到处托人也无法找到地方住院治疗，只能居家隔离！
同时我在网上看到一则消息：某地一户人家的楼上住着一位确诊患者，也导致感染了！
我的妻子平时容易感冒，我的女儿还剩5个月参加高考！
我的心骤地一缩！
她们母女出门会不会感染？呆在家里食品够不够？会不会感冒？上高三的女儿会不会影响高考？万一她们病了，能不能住上医院？如果住不上医院，女儿一个人如何照顾母亲？万一女儿也感染了怎么办，由谁去照顾？如果能幸运地住院，会不会有其他危险？即使不发病，会不会影响她的高考？……一切一切，让我心乱如麻，不敢往下多想。
一次次深呼吸，我告诉自己一定保持镇定，保持镇定。
然而太难了。此时我快要成为神经病了。一听见有人咳嗽，就会全身一抖，生怕一点纰漏就会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失。
关于新冠肺炎的认知，我只有临时抱佛脚，拼命地从网上、文件上、武汉战疫一线的同学那儿获知最新信息。用多年的临床经验和随队经验加上临时获得的知识，我小心翼翼地应对每一个细微的变化，小心翼翼地做出每一个明确判断。
2月12日，隔离十天，尽管我还是提心吊胆，但也做出结论：几名队员只是普通感冒发热，不是新冠肺炎。
我的最终意见，获得了队里支持。
我和几位队员一道走出隔离区，迎接我们的是一张张无比欣慰的脸、一阵欢呼。
几名发热队员正常训练的当天晚上，我们一起，心潮澎湃地看了中国女篮在更衣室里的怒吼，热泪盈眶。我们一起，静静地聆听那首全网火热的《多想活着》，泪流满面。
多年来，第一次，我哭得大吼起来。
我庆幸，一支优秀的国家队保全了。
我庆幸，为国战疫，我和一支国家队，赢了！
不过我的心里还是充满了悲壮。
因为武汉的疫情未了，因为举国的战疫正酣。我心祈祷，天佑中华，天佑我的家乡我的家人！
2020.2.14 深夜
最新消息。在体育总局统一部署之下，一队运动员和扈盛教授等人的三次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顺利地抵达国外，全力地备战奥运。这是扈盛教授准备登上飞机之时的照片。
（本文由扈盛教授撰写，太古志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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