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经典阅读教学可以休矣！
文 | 张聪
莱辛在《拉奥孔》的序言里说：面对一篇文本，大致会有三种阅读者。第一种是艺术爱好者，单纯地为着享受文字带给自己的快感而阅读；第二种是哲学家，他们只关注阅读快感的内在本质即可——这两种人都不容易错误运用他们的感觉或者论断。比较为难的是第三种人——艺术批评家——“他的话有多大价值全要看他把美学规律运用到个别具体事例上是否恰当，而一般来说，耍小聪明的艺术批评家有五十个，而具有真知灼见的艺术批评家却只有一个。”如果我们可以把引导、陪伴学生进行阅读活动的语文教师也纳入到“艺术批评家”的行列中去的话，那么莱辛的结论是否依然有效？——耍小聪明的人远远多于有真知灼见的人？
近来，某教育公号的一篇推文——《如果贾宝玉患上了新冠肺炎，最容易被他传染的人是谁呢？答案出来了！听听出题人怎么说》——引起了身边许多老师的关注。推文里说：
最近，一道关于新冠肺炎的创意阅读题火了：如果贾宝玉患上了新冠肺炎，最容易被他传染的人是谁呢？这道题由某中学语文特级教师、正高级教师设计的，是《红楼梦》整本书阅读题目，其创意让很多学生和教师同行拍手称赞。
这是怎样的一道“很多学生和教师同行拍手称赞”的创意题呢？且把原题放在这里请大家共同欣赏：
阅读过《红楼梦》的人会发现，《红楼梦》中的贵族们喜欢吃野味，什么獐子、狍子、熊掌、野鸡、鹿肉等野生动物，是他们举行家宴的常用食材，有一年中秋还整了一道硬菜——风腌果子狸。有人认为，贾府的主子们喜欢生病可能和吃野生动物有关。据说，非典就和“果子狸”有关，当前肆虐的新型冠状病毒也是人类乱逞口腹之欲的恶果，蝙蝠、果子狸、旱獭等野生动物已被认定携带多种病毒，2月24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已经表决通过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的陋习的决定。
《红楼梦》有将近三分之一的篇幅描述众多人物丰富多彩的饮食文化。其中有关饮食活动的内容散见于各章各回，林林总总，至繁至细，如小说第三十八回“林潇湘魁夺菊花诗、薛蘅芜讽和螃蟹咏”、第四十九回“琉璃世界白雪红梅、脂粉香娃割腥啖膻”、第五十三回“宁国府除夕祭宗祠、荣国府元宵开夜宴”就有对贾府饮食文化的详细描写，以上这些重要家宴，贾宝玉都积极参加。请同学们认真研读《红楼梦》，完成下列作业：
1. 假如贾宝玉参加某次家宴，吃了野味，患上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传染了五个人，有可能被传染的五个人会是谁？请按传染的先后顺序列出这五个人，并说明理由。
2.为了阻击这场疫情，贾府成立了应对新型冠状病毒五人领导小组，组长会是谁？成员哪些？采取了什么应对措施？（《红楼梦》中有多处应对传染病措施的描写，同学们写的措施要以《红楼梦》中的这些描写为依据）
据说，后来因大家感到“意犹未尽”，在“千呼万唤之中”，这位出题人又推出了“更新版”，把“学校停课”也纳入其中……抱歉，不再复制粘贴了，因为这样的题目（如果它们也算是一种“题目”的话）我们随时可以信手拈来，譬如——
《西游记》里的哪种法宝对于抗击新冠疫情最为有效？
《水浒传》中的西门大官人会怎样利用新冠疫情推销他生药铺中的药材？
“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烧船自退，横使周瑜虚获此名。”曹操可以从当下防控新冠肺炎的措施中学到哪些控制瘟疫蔓延的方法？
不过是我们实在不愿把这样所谓的“题目”放到学生的面前。因为我们自己确曾怀着敬仰之情一次又一次认真地阅读过这些经典名著，严肃地思考过它向我们提出的问题；因为在我们精神成长的过程中，确曾一次又一次被这些经典名著所感染、所打动、所唤醒，我们深知印在纸页上的无声的铅字对于一个人有限的一生可以产生怎样深刻的影响；这些经典名著中的鲜活生动的人物曾那样真切地莅临于我们的世界，我确曾一次又一次地与他们同其欢笑，同其悲伤，“人是一个谜”，正是他们向我揭示了破解这个谜团的道路。普鲁斯特在回忆他少年时代阅读贝戈特时的感受时说：“我突然感到，我的平庸的生活同真实的王国之间，并不像我过去所设想，隔着什么鸿沟，它们甚至在好几个点上相互交叉，我有了信心，高兴得象伏在久别重逢的父亲的怀里似的伏在书上哭起来。”（《追忆似水年华》）——我理解普鲁斯特的感受。我自己的生命正是如此的平庸，而这些经典中的文字却照亮了我平庸的生命，并赋予它光彩，让它不愿安于沉沦，肯于时时努力去拓展意义的领地。
我并不是一个老古董，把任何关于名著的调侃与玩笑都视作亵渎。但是，当我们以教师的身份，站在学生们面前的时候，怎么可以引导他们用这样荒诞的方式来阅读经典呢？这样的经典阅读和阅读一本漫画或者网络小说有什么区别呢？它到底能对学生的成长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难道，面对经典，我们不应该认真地告诉学生：“我们接收到了一个伟大的灵魂向我们发出的邀约，这是何等的幸事！”——如果连这件事情都不值得我们认真去做，那么世界上到底还有什么事情更值得我们认真去做的呢？
马塞尔·普鲁斯特
这位出题人在题目后面的自述中说，他出的这些题目以及背后作为理论支撑的教学法旨在“唤起学生的求知欲望，点燃学生的智慧火花，让学生手舞足蹈地（身体自由）、浮想联翩地（精神自由）、兴趣盎然地（生命自由）参与到教学过程中来。”——且不说“手舞足蹈”是否真能促进学生的阅读理解（不知是否像《西游记》里孙悟空听须菩提祖师讲经时的手舞足蹈），也不谈对“阅读保有兴趣”，“在阅读过程中能够产生联想”这样的要求对于中学生来说是不是过浅，我们单说这里所提到的“阅读中的自由”的问题。我认为恰恰是“自由”这个词在某种程度上误导了人们开展经典阅读教学时的方向。
萨特说：“阅读，是（作者的）自由与（读者的）自由的契约。”（《什么是文学》）——据此，人们似乎可以反驳我：“我就要这样阅读经典！我就要在阅读中想象贾宝玉得了新型冠状肺炎，这是我的自由，你管得着吗？”——我确实管不着，但却并不妨碍我对“自由”这个词进行发问：您在这种阅读中到底获得了怎样的自由？是打开自己的自由还是封闭自己的自由？是接受邀约，与作家共同建构文本意义的自由，还是引经据典地巩固自己现有认识的自由？您的这种自由的阅读到底在何种程度上与《红楼梦》这部伟大的著作有关？您又是在何种意义上与曹雪芹——这位伟大的文学家“签订”的自由“契约”呢？当然，作为老师，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发问：您为学生指出的是一条可以不断深化思考，揭示文本内在意义的自由之路，还是一条将经典阅读娱乐化，沾沾自喜于在最浅层次上有所“发现”的“自由”？
《公羊传》里有句话：“柑马而秣之”，意思是在马嘴里堵上东西，然后让它去吃东西，你看着它在那里不停地咀嚼，实际上什么也没有吃进去——大概不会有人认为这也算是一种自由吧？而我们日常的经典阅读教学中又有多少类似于“柑马而秣之”的行为呢？《论语》里说：“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人，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我们是否认为徘徊于经典名著的门墙之外也是一种自由呢？可是，在我们日常的经典阅读教学中又有多少人能够摆脱陈词滥调的束缚，不以“真理”的占有者自居，敢于带领着学生夺“门”而入，去探讨经典对于每个人所产生的最为本己的意义？
把经典阅读视作一个主体（读者、学生）面对一个客体（文本）的认知活动，乃是今日语文教育之蔽。我们知道了贾宝玉身边有几个丫鬟，了解了水浒英雄的绰号分别是什么，记住了教参上所写的《老人与海》的思想主题是什么……这就可以了吗？这就完结了吗？除了应试和增加一点谈资外，这些东西又有什么用处呢？在琐碎的文本分析之上难道不应该有一个更为究竟的教育学的意义吗？如果我们的学生读完一本书，仅仅停留在“知道了”、“了解了”、“记住了”这个层面上的话，这些经典著作不就沦为了一种教化的工具了吗？——如果经典的意义本身从来不曾向学生开放过的话，那么无论课堂上有多少看似富有创意的设计，都不过是“柑马而秣之”，学生永远也成为不了“自由的阅读者”。
我们常说，经典著作的意义是开放的。但，它不是对每一个具体的存在者都是开放的——尤其是那些试图寻找理解的“捷径”的人——而是向着存在本身开放，它可以回应无尽的关于存在的叩问。阅读经典，从根本上说，不是认知问题，而是一种人的切己的存在方式。想要成为自由的阅读者吗？我们首先要接受一种“绝对命令”（萨特语），带着对生命的思考与困惑，纵身一跃，将自己整个投入到文本之中：
“……我把一种以自由为根源和目的的感情叫做豪迈的感情。因此阅读是豪情的一种运用；作家要求于读者的不是让他去应用一种抽象的自由，而是让他把整个身心都献出来，带着他的情欲，他的成见，他的同情心，他的性欲禀赋，以及他的价值体系。不过这个人是满怀豪情地奉献出他自己的，自由贯穿了他的全身，从而改变了他情感里最黑暗的成份。由于主动性为了更好地创造对象而把自己变成被动的，相应地被动性就变成了行动，读书的人就上升到最高的高度。所以人们会看到一些出名的铁石心肠的人在读到臆想出来的不幸遭遇的时候会掉下眼泪；他们在这个瞬间已经变成他们本来会成为的那种人——如果他们不是把毕生的精力都用来对自己掩盖他们的自由的话。”（萨特《什么是文学》）
是的，在对经典文本的阅读中，我们和学生都不应该仅仅是以研究者的姿态站在“岸边”的“看客”——没有人能够站在“岸边”客观理性地把握文本的意义——我们不仅仅要带着情感投入文本，还要有态度、有立场、有价值、有困惑、有反思、有批判……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形成与文本的对话，在对经典的阅读中扩大自己的存在的可能，才能获得真正的阅读的自由。
让·保罗·萨特
我常常向我的学生推荐苏辙的《上枢密韩太尉书》——苏辙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只有十八岁（文中提到的十九岁是虚岁），和现在的高中毕业生是同样的年纪。我们可以在这篇文章的字里行间感受到经典阅读是怎样激越起一个青年的志气，是怎样使一个青年的生命具有无尽的可能：
辙生好为文，思之至深。以为文者气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孟子曰：“吾善养吾浩然之气。”今观其文章，宽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间，称其气之小大。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此二子者，岂尝执笔学为如此之文哉？其气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动乎其言而见乎其文，而不自知也。
辙生十有九年矣。其居家所与游者，不过其邻里乡党之人；所见不过数百里之间，无高山大野可登览以自广；百氏之书，虽无所不读，然皆古人之陈迹，不足以激发其志气。恐遂汩没，故决然舍去，求天下奇闻壮观，以知天地之广大。过秦、汉之故都，恣观终南、嵩、华之高，北顾黄河之奔流，慨然想见古之豪杰。至京师，仰观天子宫阙之壮，与仓廪、府库、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而后知天下之巨丽。见翰林欧阳公，听其议论之宏辩，观其容貌之秀伟，与其门人贤士大夫游，而后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
从我们的教室里能走出有这样胸襟与格局的青年吗？我自己是缺少这样的自信的。因为我们（首先是我，不是别人）自己对于人生就缺少沉思，缺少态度，我们自己对人生就提不出问题——这就是最大的问题，这就是我们引领学生阅读经典的最大障碍！我们可以试想，一个每天沉沦于日常事务之中的人，怎么能够带领学生去理解“To be，or not to be”这样一个如此震撼人心的问题？一个生活在被热闹繁华的假象所充斥的世界里的人，怎么可能将“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悲剧意蕴传递给学生？如果我们自己都不能够领悟存在所具有的超越意义，那么到底要乞灵于什么样授课“技巧”才能让学生明白“海的女儿”一次又一次舍弃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的原因？
于是，我们的在语文教学中的“创造性”就只能体现在教学手段创新上，而这种打着“激发学生阅读兴趣”的耍小聪明式的“创新”又往往具有一种娱乐化的倾向。名师（无论是体制内的还是体制外的）诞生于“舞台”，“舞台”永远呼唤娱乐与新奇！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曾专门讨论过新闻、教育等严肃的公共行业的娱乐化问题，书中所举的例子——名校教授通过“一些常用的把戏”来吸引学生，比如“如果板书已经到了黑板边缘，我会继续在墙上写，学生们总是会哄堂大笑”，以及某些学校试行把数学、英语等所有要学的科目都唱给学生听等等，和今天的教育行业的娱乐化手段比起来，真是小巫见大巫！
如果说对于儿童，这些娱乐化的教育还能具有某种积极意义的话，面对一个十几岁的少年或者青年，我们还要通过这样的手段去激发他们的阅读兴趣，还要通过问“大观园里谁会先传染上新冠肺炎”这样的荒诞问题去让他产生阅读《红楼梦》的动力——那么，我们的整个教育不是太失败了吗？
《娱乐至死》的最后一章是“赫胥黎的警告”——与《1984》的作者奥威尔不同，赫胥黎担心的不是书籍被禁止阅读，而是没有人再愿意读书，或者只是抱着笑一笑的态度去阅读；人们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日益变得被动和自私，真理被淹没在无聊烦琐的世事中；再也没有严肃的问题值得讨论了，“文化”成为人们对于娱乐与新奇的无尽欲望的追求。简而言之，奥威尔担心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而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将毁于我们热衷的东西。”——而这，正是我写这篇文章时的真切感受。
张聪，小学老师
特别鸣谢
书院中国文化发展基金会
敦和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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